《新京報書評周刊》采訪了心理醫生、專欄作家宮學萍，從心理谘詢師的角度談大學生的“空心病”現象。今年7月，北京某重點大學有40人被確診為抑鬱症，個別學生無法參加論文答辯，不得不延遲畢業。抑鬱症雖然遍布各個群體，但年輕化的趨勢卻有增無減。北京大學精神科主治醫師、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谘詢中心副主任、總督導徐凱文博士，將一種類似於抑鬱症的普遍病征形象地稱為——“空心病”，即“價值觀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礙”。得了“空心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要去哪裏，在紛雜的世界裏找不到自己，一直為別人活著、卻不知道自己要成為什麽樣的人。我們所能想到的誘因，可能包括：單一分數指向的功利化教育、激烈的擇校競爭、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等。
《新京報書評周刊》:我們來談談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吧。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過： “大學中有兩種人：一種是自己折騰自己，一定要做有用的事，否則就不知道做什麽；一種是提前放棄自己，一旦有了自由，也不知道要做什麽。” 您說：“這兩種都是不知道怎麽和自己相處……自由是需要駕馭的。”現在的大學生經常會感到無聊、孤獨、在自由的狀態下無所適從。您的另一篇文章裏也寫過：“無聊，是年輕人的絕症。”從心理學的角度，怎麽樣解釋這些心理狀態呢？
宮學萍:追溯到嬰幼兒時期，這個現象其實是可以解釋的。人在歲半之前會獲得最基本的安全感。一歲半之前的小孩，比如餓了、拉屎了，如果大人很快做出反應，能讓他從不舒服的狀態很快就變成舒服的狀態，孩子的焦慮度就會降低。因為他相信一旦遇到這類的問題，自己很快就會好。而如果長期被忽視，就會產生急躁、暴怒的心理狀態，因為他不知道這件事什麽時候會解決，而將錯誤歸因於自己。人在2-5歲期間，有兩種人格需要處理，第一是“我能”，通過學會穿衣服、學會吃飯、學會上廁所等獲得成就感，擁有了基礎的自信心。如果是日後覺得挫敗，可能是這部分的感受記憶不夠。第二是“我要”，是一種自己想要做什麽事的自主感。這個時期的小孩可能熱衷於涅橡皮泥、玩泥巴或者畫畫。因為不管他最終捏好了什麽，對他而言都是“我對世界發了力，世界因我而起了變化”。
我們說大學生在自由的狀態下不知道做什麽。如果追溯到嬰幼兒時代，其實是自主感的缺失，他所處的環境讓他沒辦法做一個主人，他需要一直做別人要他做的事情，他感受不到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操縱和作用。這個時代個體的無價值感和空虛感越來越強烈，其實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童年期的時候，因為生活的變動，父母的惶恐和不安使得下一代的孩子被溫柔對待、被注視的經驗變少導致的。
《新京報書評周刊》:但到了90後、00後這批人群，其實大部分父母對待家裏唯一的孩子是很用心的，甚至是嗬護備至的。為什麽還會在青年時期感受到“理想中的成功”和“現實的差距”造成的焦慮呢？
宮學萍:父母好好對待孩子，不等於孩子在心理上得到了照顧。從青春期結束到成年期，現實和理想的衝擊是很劇烈的。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想，其實這種負性的情感是很可貴的。我們把它叫做ambition，就是恨不得可以拯救全世界。他的內心有一種舞台感，感覺全世界都在看著我，都以我為中心。其實這種ambition從族群繁衍的角度看很重要，它是人類改造社會的原初動力。當一個人步入成年階段，需要負擔更多的事情，發現作為一個人的有限性（自己搞不定很多事）。這時候，他的心裏已經由青春期的非黑即白，過度到成年期的灰色彈性地帶。但這種灰色的、彈性的把握其實是一種智慧，在感受自己有限的同時，感受人類的有限，對自己寬容的同時，對他人也寬容。個體會變得更有現實感，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承受生活，接受非中心化的、非特殊的待遇。能夠抵抗一些負麵的東西，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所以我說，喜憂參半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青年人的迷茫、代際之間的互相瞧不起，其實也是社會進步的需要。
我們說一個心理成熟的人，自主感是很強，就是我的生活，我的成功、我的意義是由我來定義的，所有外在的東西都隻是參考。中國人從小喜歡迎合外界的標準，做不到的話會羞愧，做到了又畏手畏腳。所以要學會不斷鼓勵自己，把快樂的標準定的低一些。這裏需要注意，跟一個不會快樂的人，說要快樂起來，是一個要求和負擔。
除了看心理醫生之外，我的建議是：第一，和內心平靜的人、能夠享受自己小小成就的人待著，人格影響人格的過程，這個作用是最大的。而語言對人格的影響是最低的。第二，通過閱讀和思考幫助自己。通過閱讀認知治療類的書，培養自我觀察的能力。跳出自己的視野，觀察出自己在什麽情況下會做這件事，從而選擇自己處事的心態，不被外界地控製。
《新京報書評周刊》:您在一篇文章中曾寫過，一個人“完蛋”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年輕人容易動不動就覺得自己完蛋了，感到每一步的選擇都如臨深淵，沒有退路。很多人甚至抑鬱，最終自殺。您怎麽看？
宮學萍:需要強調一下，自殺和抑鬱症不能混為一談，很多自殺和抑鬱症沒有關係。在我做谘詢的過程中遇到的自殺情況分很多種。
第一種是：為了逃避痛苦。他們未必是真的想死，隻是不想麵臨那些困難的事情。第二種是：空心死。他們的生活很好，人生隻有一件事、一個目標，比如考上大學，當他們完成了，就沒有別的渴求了。他們的生活空白到，除了這件事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沒給自己留更多的空間。第三種是：社會精英和名人。他們有著擴大的社會責任感。第四種是：自戀式自殺，想要用死的方式讓其他人痛苦。
抑鬱症的自殺和以上幾種都不同。抑鬱症是大腦的病變，導致人感受快樂的神經遞質沒有了。
這個時代的一些大學生或者年輕人是偏幼稚的。我們稱之為“彼得潘綜合征”。麵對社會劇烈的競爭，一些年輕人喜歡“裝嫩”，行事有孩子氣，渴望回歸孩子的世界。他們拒絕長大，不敢承擔責任，依賴他人，情緒化。其實是因為父母會把孩子當嬰兒養。除了培養他們的智力之外，心態、生活、社交技能都還停留在兒童階段。一個從來沒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過的人，你把他丟到一個自由的環境中，他們在心理上沒辦法適應，還沒準備好做一個獨立的人。
這也可以解釋之前說的，大學生在自由的狀態下無所適從的心理。
《新京報書評周刊》:您曾翻譯過當代精神醫學大師歐文·亞隆（IrvinD. Yalom）的作品《浮生一日》。裏麵有一句話：“死亡不是用來嚇唬我們的，它其實一直很溫柔，溫柔地等著我們看見它。”亞隆先生的死亡觀對您有什麽影響？
宮學萍:亞隆認為，世界上所有的焦慮根本上都是死亡焦慮。之前我看《絕望主婦》，裏麵有個片段很打動我。老公有心髒病，老婆在病房裏很焦慮：“快死了快死了怎麽辦？”老公說了一句：“我們都是快死的人。”現在的老年人對於死亡的焦慮很重，去聽各種保健講座、學習養生、吃各色的補品，其實是因為除了“活下去”沒有別的事情。他們有一個遺憾，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活過。那些活得不盡興的人就會特別怕死。
有人問過我：你們心理醫生會不會比普通人更快樂？其實我們和普通人一樣，也有喜怒哀樂。人的痛苦分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刺激，這是一級痛苦；一種是因為不能解決的痛苦而痛苦，這是二級痛苦。心理醫生比普通人少的痛苦，就是不要求那個時刻的我不要不爽。也就是少了二級痛苦。
《新京報書評周刊》:對於如何和患有抑鬱症的人相處，有什麽好的建議嗎？
宮學萍: 對於抑鬱症患者本身而言，要配合醫生，該看病看病，該吃藥吃藥，一次也不要少。抑鬱症患者的家人其實也承擔著很大的痛苦，當自己的照顧和努力得不到回饋的時候，會憤怒、有壓力、自責，甚至覺得自己的快樂是罪過，在外麵再開心回了家也裝作不開心的樣子。
我的建議是，對於抑鬱病患者的生活上的照顧更重要，比如保證他們一日三餐，讓他們感到是有人陪伴的。不必在言語上過多地強調要快樂，對於他們而言是一種負擔。另外，不要難為自己，要知道，患者抑鬱是腦功能出現了問題，並不是你做得不夠好。
在心情低落時，接受自己生命中的低穀。在心情亢奮時，看看周遭的風景。如果跌入抑鬱症，也不要緊，記得及時求醫，按時服藥，試著原諒自己。因為人，往往是脆弱和堅強的結合體，沒有人是無堅不摧的。此刻的脆弱會讓你在痊愈的那一刻更加深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