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2016-11-20 海尚風
秘密教門曾給封建王朝統治者們帶來深刻教訓。漢代太平教發動的黃巾軍起義、元末白蓮教起事、清朝嘉慶年間川陝楚五省白蓮教起義及天理教暴動等以傳教為組織形式發動的顛覆政權的活動，無不讓統治者傷透腦筋，以致曆代統治者時時以黃巾、白蓮之禍為鑒戒，從行政、經濟、法律和文化等多個層麵采取嚴厲措施，對秘密教門進行全方位的預防和懲治，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重演。
古代罪刑規定
謀反大逆罪
我國古代秘密教門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入世”色彩，往往進行以危害現存社會秩序為對象的謀反、謀大逆、謀叛等性質嚴重的犯罪。因此，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謀反大逆”罪始終是懲治秘密教門犯罪進行政治性犯罪的重要法律規定。
比如，明代《大明律》用最為嚴厲的“謀反大逆”律對秘密教門犯罪加以懲治，“凡謀反及大逆，不分首從，皆淩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
在清代，由於許多秘密教門成為“反清複明”的工具，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因此，清朝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把“興立邪教”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比照“謀反大逆”罪進行懲罰。
《大清律例》明文規定：“其有人本愚妄，書詞狂悖，或希圖誆騙財物，興立邪教名目，……比照反、逆定罪之案”。這裏，為滿足個人私欲而創建邪教組織，及借助邪教從事反政府活動，這兩類行為均被歸為“謀反大逆”罪而受到最為嚴厲的懲罰。
造妖書妖言罪
“妖書妖言”是指借鬼神之口製造和散布對現存秩序不滿以煽動民眾的異端邪說、思想、言論及文字宣傳。
古代秘密教門宣揚的讖緯之學、“末世”、“劫變”等邪說異端思想、教義，極具有誘惑性和煽動性，能夠將平時各自為陣的分散民眾組織起來，形成一種嚴密的組織，給社會秩序帶來重大的不穩定因素，甚至可能引發叛亂活動。
因此，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此種行為的懲罰。其中，“造妖書妖言”罪是懲治此類行為的重要法律條款。
“造妖書妖言”罪始設於秦代，以後幾經存廢。唐宋時期，此罪名被進一步細化，分為製造妖書妖言、傳用妖書妖言和私存妖書三種類型。
如《唐律疏議》規定，“諸造襖書及祆言者，絞。傳用以惑眾者，亦如之。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明清繼承了唐宋的法律製度，《大明律》把“造妖書妖言”罪放入其中，規定：“凡造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也規定：“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被惑人不坐，不及眾者，流三千裏。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由此可見，“妖書妖言”罪懲禁的主要是秘密教門利用怪誕邪說、異端思想蠱惑民眾的行為，是防範秘密教門“惑眾”、製造社會混亂的重要法律依據。
禁止師巫邪術罪
“禁止師巫邪術”罪首創於明代。
朱元璋鑒於元末白蓮教起義顛覆政權的曆史教訓，專門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師巫邪術”法律條款，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百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
從以上律文來看，首次以法律條款的方式，明確把有組織的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當作邪教列為政府懲治的對象，重點打擊這些秘密教門以祭祀為手段而追求不同於官方的神靈崇拜，夜聚曉散的活動方式，以及煽惑、聚集民眾的師巫邪術行為。
清承明製，在《大清律例》中專門列出“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百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裏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
（影視劇中的白蓮教）
明清中央政府專門製定法律條款，對秘密教門夜聚曉散、煽惑聚集民眾等活動進行治罪，使得地方官員在執法過程中更容易辨別邪教犯罪行為，同時更方便定罪量刑，對秘密教門的懲治也更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古代立法的主要特點，法律規範日益明晰、具體
首先，對邪教組織的稱謂和內涵日益固定、明晰。
在清代以前，官方對邪教組織多冠以其它稱謂，如宋朝稱“吃菜事魔”，元代稱“左道亂政之術”，明代稱“妖術”、“左道亂政之術”，直到清代，“邪教”這一術語才正式刊載在官方文書中，成為內涵相對固定的政治概念。
《大清律例》將白陽教、白蓮教、八卦教等教派統稱為邪教，明文規定“興立邪教”和傳習白陽、白蓮等邪教的治罪條款，使邪教在法律上有了專門所指和固定內涵。
其次，法律將邪教犯罪的形式和行為特征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化。
比如，明代按照傳習邪教行為的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分別製定了相應的罪名和刑罰，使法律規範更為縝密和具體；清代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傳習邪教行為細分為習練荒誕不經咒語、無傳習咒語傳徒、收藏經卷、諷念佛經等四種類型，並分別治罪。
這樣，司法官員在處理邪教案件時，可以依據邪教組織和成員的具體犯罪事實，采取相應的定罪處罰措施，從而對邪教犯罪起到了很好的規控作用。
實施從嚴從重打擊邪教犯罪的政策
由於認識到秘密教門乃至邪教組織對現存政權的嚴重威脅，曆代統治者在對待其犯罪問題上均采取鐵腕打擊政策。
如清代，對於教首、教內骨幹分子和一些情節較為嚴重者，除判處死刑（包括淩遲刑、斬刑、絞刑）和流刑等法定五刑外，還單獨附加挖墓鞭屍、挫骨揚灰、刺字、枷號等刑罰。此外，還有撤除邪教犯罪者某種身份或降低其政治社會地位的身份刑，主要有以下三種情形：（1）邪教犯罪被判處流刑者，發往黑龍江、新疆給“披甲人”（軍人）或回民為奴。（2）旗人傳習邪教，拆銷旗籍，不再享受旗人特權。（3）受徒、流以上刑罰的邪教罪犯，其後代三代不許參加科舉考試。
實施自首從寬與分化政策
由於秘密教門、邪教組織人數眾多，官府難以一一進行有效的管製和懲罰，加上教徒大多數都是被誘騙入教的，對於該組織並不是真正了解，其立場也不堅定，如果一味嚴禁、不許自首，很可能會激發逆反心理，導致更加不利的後果。因此，曆代統治者對此類犯罪者多采取鼓勵自首的政策，對一般脅從者也予以減罪或免罪，借此分化瓦解這些組織。
比如，《大明律》規定：“今後官、吏、軍、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妖書、勘合等項，榜文到日，限一月以裏，盡行燒毀，與免本罪”，對於一般信徒，給予了其限期燒毀“妖書勘合”、“與免本罪”的機會。
應該說，允許此類犯罪者自首，是明代防治秘密教門的有效措施之一。
清代在處理此類犯罪時，實行區分首、從的原則，對利用秘密教門進行非法活動、蓄意破壞社會穩定的組織者、策劃者和骨幹分子堅決嚴懲，凡觸犯“禁止師巫邪術”者，“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大清律例·禁止師巫邪術條》），而對受秘密教門蒙騙的普通民眾則不予追究或從輕治罪。
古代如何懲治
嚴禁非法活動，將其禁絕於萌芽狀態
如北宋宣和元年，浙江紹興有奸猾者“結集社會，或名白衣禮佛會，及假天兵，號迎神會，千百成群，男女雜處，傳習妖教”，宋徽宗“詔令浙東帥憲司溫台州守臣疾速措置，收捉為首鼓眾之人，依條斷遣”（《宋史·刑法誌》）。
清代順治帝敕令內外官員對邪教嚴加禁止，“如遇各色教門，即行拿問，依律重處，以為杜漸防微之計”（《清通鑒》）。
廣泛發動輿論宣傳，強化法製教育
如宋代針對“吃菜事魔”、“聚眾燒香”等事件，“令刑部遍下諸路州軍，多出文榜於州縣城郭鄉村要會處分明曉諭”（《宋史·刑法誌》）。
對於“傳習妖教”者，明代“詔令州縣以斷罪告賞全條於會處曉示，監司每季舉行”（《大明律》），清代“令守令檢舉見行條法鏤板，於鄉村道店關津渡口曉諭，許諸色人告捉，依條施行”（《大清律例》）。
可見，曆代統治者在懲治秘密教門過程中，非常重視輿論教育的作用，要求各級地方官員以文榜、告示等方式對秘密教門的謬誤加以反駁，並通過加強法製宣傳教育，使人們自覺接受遵從社會主流規範，從而在遇到秘密教門蠱惑時能夠增強免疫力，提高防範意識和能力。
實行獎勵告發政策，調動群眾舉報積極性
如宋代規定：“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州縣首令能悉心措置，許本路監司審核以聞，除推賞外，量加獎擢”。清代規定：對於能捕獲罪犯者，“民授以民官，軍授以軍職，仍將犯人財產全給充賞”。
可見，曆代統治者對於能夠悉心處置秘密教門的各級官員，以及積極舉報相關犯罪行為的百姓，都不吝給予物質獎賞和提拔重用，借此強化官民懲治、告發犯罪的義務和責任。
打擊犯罪要堅持綜合治理原則
梳理我國古代秘密教門蔓延的曆史脈絡，不難發現，政治的明暗、經濟的興衰、救濟製度的效能、社會的轉型等，都是誘發秘密教門蔓延的重要因素。因而，要更加有效地防控和打擊，緊靠單一的舉措和做法，哪怕是最為嚴酷的法律也很難奏效。
比如，清代雖然製定了我國古代最為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最嚴苛的刑罰，但依然接連爆發了川陝楚五省白蓮教起義、天理教暴動等惡性事件。
可見，在不斷完善法律規範，從嚴從重打擊犯罪的同時，還需要從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保障等多個渠道、全方位著手，綜合施策，方能最大限度地鏟除秘密教門滋生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