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2016-05-25 新民晚報
5月25日淩晨，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鍾書夫人楊絳在北京病逝，享年105歲。
楊絳先生的著作卷帙浩繁，其經典語錄更是不勝枚舉，然而在網絡上，最流行的可能是這句切中時弊的“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
生命最後22年：
1994年，錢鍾書住進醫院，纏綿病榻，全靠楊絳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兒錢瑗也病中住院。
1997年，被楊絳稱為“我平生唯一傑作”的愛女錢瑗去世。
一年後，錢鍾書臨終，一眼未合好，楊絳附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內心之沉穩和強大，令人肅然起敬。
“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裏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當年已近九十高齡的楊絳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
2003年，《我們仨》出版問世，這本書寫盡了她對丈夫和女兒最深切綿長的懷念，感動了無數中國人。
而時隔4年，96歲高齡的楊絳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探討人生的價值和靈魂的去向，被評論家稱讚：“九十六歲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嬰兒的純真和美麗。”
錢鍾書留下的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多達7萬餘頁，也被楊絳接手過來，陸續整理得井井有條：
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館劄記》，178冊外文筆記，20卷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也於2011年麵世!
錢鍾書去世後，楊絳以全家三人的名義，將高達八百多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了“好讀書”獎學金……
如今“打掃現場”完畢的楊絳先生最終也離我們而去，大師凋零，舉國同悲，然而想到她在《我們仨》中寫到的“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隻剩下了我一人”。我們又不能不心生祝福，願“他們仨”在天堂再享團圓……
讓我們再一次回顧她曾經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這是一位智慧老人對人生的感悟和思索。
少年貪玩，青年迷戀愛情，壯年汲汲於成名成家，暮年自安於自欺欺人。人壽幾何，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楊絳《一百歲感言》
老人的眼睛是幹枯的，隻會心上流淚。
——楊絳《我們仨》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楊絳《我們仨》
我們倆老了
－楊絳－
有一晚，我做了一個夢。我和鍾書一同散步，說說笑笑，走到了不知什麽地方。太陽已經下山，黃昏薄幕，蒼蒼茫茫中，忽然鍾書不見了。我四顧尋找，不見他的影蹤。我喊他，沒人應。
隻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裏，鍾書不知到哪裏去了。我大聲呼喊，連名帶姓地喊。喊聲落在曠野裏，好像給吞吃了似的，沒留下一點依稀仿佛的音響。
徹底的寂靜，給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淒。往前看去，是一層深似一層的昏暗。我腳下是一條沙土路，旁邊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麽寬廣。向後看去，好像是連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煙的去處，但不見燈火，想必相離很遠了。
鍾書自顧自先回家了嗎？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尋覓歸路，忽見一個老人拉著一輛空的黃包車，忙攔住他。他倒也停了車。可是我怎麽也說不出要到哪裏去，惶急中忽然醒了。鍾書在我旁邊的床上睡得正酣呢。
我轉側了半夜等鍾書醒來，就告訴他我做了一個夢，如此這般；於是埋怨他怎麽一聲不響地撇下我自顧自走了。鍾書並不為我夢中的他辯護，隻安慰我說：那是老人的夢，他也常做。
是的，這類的夢我又做過多次，夢境不同而情味總相似。往往是我們兩人從一個地方出來，他一晃眼不見了。我到處問詢，無人理我。我或是來回尋找，走入一連串的死胡同，或獨在昏暗的車站等車，等那末一班車，車也總不來。夢中淒淒惶惶，好像隻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鍾書大概是記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個長達萬裏的夢。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節選）
－楊絳－
三裏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能不感歎“人生如夢”“如夢幻泡影”？
但是，盡管這麽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誰家沒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們三個或四個五個不等。隻不過各家各個樣兒罷了。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隻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複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麽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
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隻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尾聲（節選）
－楊絳－
自從遷居三裏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我們兩人每天在起居室靜靜地各據一張書桌，靜靜地讀書工作。我們工作之餘，就在附近各處“探險”，或在院子裏來回散步。阿瑗回家，我們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賞。阿瑗的石子最多。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隻配做我的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
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窩真舒服。”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說：“媽媽有點笨哦!”
我的確是最笨的一個。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隻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審美感遠比我強，但他不會正確地說出什麽顏色。我們會取笑鍾書的種種笨拙。有時我們夫婦也聯成一幫，說女兒是學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們的女兒敢說自己的話，她剛做助教，因參與編《英漢小詞典》，當了代表，到外地開一個極左的全國性語言學大會。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響應讚成。錢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說：“那麽,毛主席詞‘寂寞嫦娥舒廣袖’怎麽說呢?”這個會上被貶得一文不值的大學者如丁聲樹、鄭易裏等老先生都喜歡錢瑗。
錢瑗曾是教材評審委員會的審稿者。一次某校要找個認真的審稿者，校方把任務交給錢瑗。她像獵狗般嗅出這篇論文是抄襲。她兩個指頭，和鍾書一模一樣地摘著書頁，稀裏嘩啦地翻書，也和鍾書翻得一樣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襲的原文。
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隻是一粒種子，隻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鍾書的小說改為電視劇，他一下子變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裏的稀奇怪獸，我隻好守住門為他擋客。
他每天要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鍾書每天第一件事是寫回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煩。
他並不求名，卻躲不了名人的煩擾和煩惱。假如他沒有名，我們該多麽清靜!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鍾書於1994年夏住進醫院。我每天去看他，為他送飯，送菜。阿瑗於1995年冬住進醫院，在西山腳下。我每晚和她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但醫院相見，隻能匆匆一麵。三人分居三處，我還能做一個聯絡員，經常傳遞消息。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麽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隻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隻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裏，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楊絳，原名楊季康，中國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生於北京。
1935年與錢鍾書結婚，同年夏季與丈夫同赴英國、法國留學。
1938年秋回國，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語係教授、清華大學外語係教授。
1949年後，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散文代表作《幹校六記》出版於1981年。小說代表作《洗澡》出版於1988年，在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很大反響，作品亦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出版。
還曾翻譯過《堂吉訶德》、《小癩子》等。出版於2003年6月的家庭紀事散文《我們仨》，因其真摯的情感和優美雋永的文筆而深深打動讀者，成為超級暢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