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解放日報馬鬆 2015-05-04 10:30:52
圖片說明:70多年前，猶太難民曾聚居於此。資料圖片
讀者提問
問：市民李小姐：我家住在虹口區長陽路提籃橋地區，附近有著名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這裏遊客一直絡繹不絕。據說不少國際友人是專程慕名而來，有的還是“尋根之旅”。提籃橋和猶太人之間的淵源和友誼，我略知一二。可我不解，當年猶太難民為何不遠萬裏來上海？在上海，又為何選擇聚居在虹口提籃橋一帶？
記者尋訪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紀念這一曆史性勝利的時刻，人們自然忘不了當年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戰後統計，近600萬猶太人慘遭殺害。逃離歐洲，成為猶太人自救的唯一出路。
猶太人
為何逃亡來中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德國進一步展開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當時，經濟危機和戰爭威脅，使各國都嚴格限製移民入境。英國發表白皮書，嚴格限製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已擁有當時世界最大猶太社團的美國，也關上了國門；一些中立國，因懼怕招惹是非而拒收難民；大部分小國則無力安置。
在危難之際，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和新西蘭等，卻向猶太人伸出了援手。史料記載，1938年到1940年間，中國前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猶太難民發放了數以千計的中國簽證。盡管差不多同一時間，上海已經淪陷，任何外國人無需簽證、無需經濟擔保，便可自由進入租界區。但納粹當局卻宣稱，猶太人必須獲得前往國的簽證，才可以離開奧地利。何鳳山的一張原本意義不大的簽證，卻成了猶太難民的“救命紙”，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數據顯示，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有2.5萬名左右的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難地。這一數字，超過了另外五國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落腳虹口
背後有何緣由
據上海地方誌記載，近代猶太人成規模僑居上海，開始於19世紀中葉。首先出現的是賽法迪猶太人，他們多為英籍富商，來滬創業。大多居住在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高大上”地區。現為和平飯店北樓的沙遜大廈，即由其中富極一時的沙遜家族所建。
20世紀初，為逃避沙皇暴行，大批俄羅斯猶太人陸續移居中國東北地區，其中一部分人選擇天津和上海作為繼續南下謀生的目的地。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俄羅斯猶太人已達4000人左右。他們選擇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黃浦江與蘇州河交界處以北一片陸地作為聚居地，即現在的虹口提籃橋地區。
1943年，日本當局在虹口劃設了“無國籍難民”隔離區。這塊區域，相當於現在的東起大連路，西至高陽路、海門路、丹徒路，南至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約5平方公裏區域。而所謂“無國籍”者，主要指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
日本的這一政策，使在上海其他地區居住的猶太人，被迫變賣家產、店鋪，遷入“隔離區”。至此，在滬猶太人尤其是猶太難民，基本上全部聚居到了虹口，人數接近甚至超過了2萬名。
曆史為什麽
選擇了提籃橋
長期以來，學術界和國際社會有一種錯誤論斷時常冒頭，認為猶太人選擇虹口作為避難點是拜日本所賜，甚至是日本的“功勞”。我國著名猶太難民研究專家潘光博士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從猶太人在上海生活的曆史軌跡可以明顯看出，虹口形成聚居點在前，日本劃設“隔離區”在後。在潘光看來，日本當局於1943年在虹口劃設“隔離區”，隻是順從那裏已是猶太人聚居地的事實，以及當時虹口實際處於日本控製之下，便於管理而已。
事實上，從1938年首次出現猶太人難民潮開始，此前已在本地站穩腳跟的猶太人富商，便和上海的一些慈善機構，陸續開辦了多個難民收容所。從沙遜家族讓出蘇州河北的河濱大樓（仍現存）作為臨時難民收容所，到後來陸續在今天的安國路、高陽路、霍山路和許昌路等地共出現了7所救助機構。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日本當局實際幹預上海猶太難民居住地選址以前，虹口已經成為絕大部分猶太人避難的首選地。
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柏安倫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生活成本相對較低、虹口恰好位於抵滬國際航船停泊地（匯山碼頭，即今公平路碼頭東側）、當地上海人對猶太人的善意，是猶太難民樂意選擇虹口作為避難地的三大原因。
柏安倫說，特別是何鳳山在維也納向難民發放中國簽證的時期，由於歐洲到中國的船隻絕大部分停泊在上海，加上這裏已有相當的猶太人聚居基礎，那些已在歐洲花費巨資來到上海的難民，就近留下，從經濟角度來說，是最佳選擇。“你也許聽過這樣一個故事，當年在虹口公平路一帶，日本人把兩個弄堂的猶太人圍困一年之久，禁止出入。最後，他們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靠的是附近上海鄰居不斷往裏麵‘空投’食物。這個故事我也聽過無數次，它是真的。”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先生認為，適合中產階層生活、宗教基礎紮實、有適合猶太人生活的“氣場”，最終使虹口成為猶太難民的“諾亞方舟”。他說：“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難民’想象成窮人。那些能夠從歐洲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他們的原始生活環境肯定不會差。他們不可能接受當時的閘北、南市那樣的本土市井生活。但不遠萬裏來到中國，手頭拮據，也不可能選擇‘江南style’繼續揮霍。因此下船後就近在虹口聚居，有著現實意義。”另一方麵，位於長陽路62號的摩西會堂，1928年由俄羅斯猶太人建造。陳儉介紹，猶太人有安息日不得開車的文化，為方便步行到會堂進行宗教活動，他們多選擇在其附近居住。因此，摩西會堂對於吸引虹口的早期猶太人聚居，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後，隨著附近猶太人的逐漸聚攏，適合他們生活的環境“氣場”越來越強，歐式建築、露天咖啡館、麵包房、酒吧、西餐館，最終使虹口成了“小維也納”。
受訪者簡介
潘光
曆史學博士。擔任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等多個學術及社會職務。他長期從事國際關係和世界史研究，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來華猶太難民研究”的首席專家。
柏安倫
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猶太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2012年中以建交20周年之際，“猶太人中國尋親”活動拉開帷幕，以紀念包括上海在內的一些中國城市當年對猶太難民的接納和庇護。
陳儉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是上海關於猶太難民曆史和實物資料最齊全的地方，被譽為猶太人到上海的必訪之處。
1851年哈同出生於巴格達一個貧窮的猶太人家庭，原名???? ?????（Sileh Hardoon）。1856年隨父母遷居印度孟買，並加入英國籍。
關於沙遜請你查看以下維基的描述，他們進入中國以前已經是英國國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80%8A%E5%AE%B6%E6%97%8F
如果你要從家族出生地來講，那麽許多人，尤其像英，美等老殖民地國家的人都講不清了。
說到底，這兩個人也是猶他裔的，是伊拉克籍就比英國國籍抵擋了？是不是有些那個什麽嫌疑了？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 十九世紀初在上海創業成功的還有一大部分伊朗印度人，也就是帕西人，他們一直被誤認為是猶太人，好像他們當時也願意接受這樣的誤解。
你提到的沙遜和哈同兩人，都是在上海經營了很長時間，發了財。抗戰前沙遜把在上海的房地產都處理掉，並把資金轉移走。哈同的資金也都轉走，他的哈同花園也被日軍占用。
他們兩人都不是二戰的猶太難民。顯然與這個報道中提到的歐洲猶太難民不一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好像有好幾個猶太女孩在上海的故事，很生動感人，體現了上海平和淡然包容的一麵。
圖片房子應在舟山路上，好熟悉的房子。有親戚住在裏麵。小時，經常聽到大人講，這裏附近住著好多猶他人，但實際生活上還倒沒碰到，也沒注意到有什麽猶太人紀念館。也許年紀小，對曆史不感興趣。看了這篇文章，今年回家，一定要多留意，去看看長陽路舟山路，摩西會堂旁的猶太人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