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出現分歧是常見的現象。隻要是建立在充分史實基礎上的討論，是不會導致無謂爭吵的。近幾十年來關於曹操的爭議不斷，其中以郭沫若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為最。他們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擺事實講道理。
他們的分歧何在？重溫郭，譚二人在學術上的討論，我們也可以從兩位君子之爭中學習到點什麽？
在商榷文章中，譚其驤列舉了古人對曹操的評價也是有毀有譽，甚至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的評價，也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話。至於小說戲曲中都說曹操壞，不說他好，那又是曆史小說、曆史劇是否要符合於曆史事實的問題，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問題。
譚其驤具體論述了曹操的曆史貢獻，歸納為四項大功：
1．結束了漢末豪族軍閥間的混戰，統一了北方。
2．征服了烏丸和鮮卑，保障了邊境的安寧。
3．打擊了名門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兼並，澄清了吏治。
4．恢複了生產，在一定程度上還發展了生產。
同時指出了曹操的四項罪過：
1．打了農民起義軍。
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數屬於統治集團間內部的戰爭。為了結束混戰，求取統一，這些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戰爭過程中殺人太多，這也不能不算是一大罪。
3．摧抑豪強興辦屯田誠然對人民有利，但所謂屯田製，實際上是一種用軍事手段強製束縛軍民在土地上進行官六私四或對半分的高度剝削的製度。並且不論是佃兵（軍）或屯田客（民），由於他們的勞動生產得受政府設置的農官的直接管轄，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農奴化的道路。
4．在道德品質方麵，他的忌刻殘忍實在也是不可饒恕的。
他直截了當地提出：“評價曆史人物，應該是是非非，盡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應該惡之則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獄，愛之則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筆底下，似乎曹操簡直沒有什麽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麽大不是，我看郭老這種看法在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郭沫若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並不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譚其驤指出：“黃巾起義已經基本上瓦解了東漢政權，何待曹操出來推倒？農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輕徭薄賦，但曹操的措施是把農民編置在國有土地之上，在農官直接控製下進行農奴式的生產，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額租賦，怎麽能說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樣發生了多次農民起義，說明在曹操統治下，農民的生活未必比東漢桓靈以來好多少。曹操擊潰青州黃巾軍後，收編為青州兵，從此青州兵不再是為了農民階級的利益而進行戰鬥，而是為曹操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了，怎麽反能說曹操承繼了黃巾運動？”
郭沫若說，由於曹操的鋤豪強、興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調劑”，“把人民被奴役的情況扭回了過來”。譚其驤問道：“難道說人民被編置在土地上當農奴，就是調劑了他們對於土地的渴望，扭轉了被奴役的情況？”再說當時興屯田的也不限於曹氏一方，孫氏在江東也推行了，規模也不算小，可見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權的特殊優點。
郭沫若認為曆史上關於曹操殺人的記載，不見得完全可信，他舉攻陶謙一事有三種不同記載為例，認為《曹瞞傳》是吳人做的，說曹操坑殺數萬口是明顯的敵對宣傳；《後漢書·陶謙傳》把殺人數字誇大成數十萬，更是典型的曲筆；隻有《魏誌·陶謙傳》的記載比較可信，而所載“死者萬數”，“這裏可能是戰死的，也有可能是在敗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踐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殺”。譚其驤指出：史料中記載曹操殺人的事很多，就連《魏誌·本紀》中也說他“所過多所殘戮”；就算《吳書》出於吳人而不可信，難道《魏誌·本紀》也不可信？同樣是《魏誌》，為什麽隻有《陶謙傳》可信，而《本紀》就不可信呢？
郭沫若認為曹操殺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頒《世語》裏並無明文，孫盛《魏氏春秋》和範曄《後漢書·孔融傳》才予以肯定，並說《三國誌》注者宋人裴鬆之曾對孫說加以批評。譚其驤指出：這是郭老一時疏忽，誤解了裴鬆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對孔融二子同時被殺並無異議，隻是對孫盛所述孔融被捕時二子“時方奕棋，端坐不起”一節認為違反常情。同時曹操經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並非隻殺孔融一家。至於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種記載，譚其驤認為最妥當的辦法是存疑。
郭沫若說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辦法的”，執行了這一政策是有功的，譚其驤說那又未必。他認為曹操遷邊疆部族於內地，“無論對內地而言，對邊疆而言，對漢人而言，對少數民族而言，都沒有好處，它的唯一好處隻是增加了統治者的剝削對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講，曹操時代烏丸為患於邊地，遷之內地，猶可說是有利於安邊，但如後來他西征張魯時，又遷漢中的竇人和武都的氐人於關中隴右，那隻是為了怕留在漢中、武都為劉備所煽動或利用耳，於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竇背井離鄉，顛沛失所而已。”
郭沫若又說“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樣，是政權的延續不太長”；譚其驤認為此說也有問題。“晉之代魏與漢之代秦情況不同，而略同於隋之代（北）周、趙宋之代後周，正如隋人宋人無需乎說宇文泰（北周開國皇帝）、柴榮（後周開國皇帝）的壞話一樣，西晉人也無需乎說曹操的壞話。事實上西晉人確也未嚐故意誣蔑了曹操，袒護了劉備。”
譚其驤的結論是：“總之，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曆史人物。從全麵看問題，總的評價應該是功過於罪。但不能，也用不著因為他有功而諱言其罪。過去有許多人並沒有把他說成是罪過於功，所以這案子基本上無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過來，說是並無其事，或雖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過來的，因為那是曆史事實。”
你的地盤，你說了算。剛看了看你其它的文章，看來你的主要情趣也不是曆史，發這篇文章估計也就是一時興致所至而已。
不過有一點我還是蠻欣賞你的，至少心地率直磊落，不像某些人動不動就刪帖。
不見。
我僅建議作者寫文章的思路能再放得寬一些，更與時俱進，能再聯係現實就更好了。
另袁鵬飛寫的多是通俗曆史，但也是基本尊重事實的，也為了普及曆史知識做出了好大作用。我也相信他在研究曆史的時候拜讀過上麵兩位大師的著作，其實我從小也讀過譚其驤的《中國曆史地圖冊》。
什麽“袁鵬飛之流”？他跟你有仇嗎？
我在猜測，電腦對麵的人，要麽是行將就木，思維僵化的老頭子，要不就是一個teenager，至少人家的水平比我強太多，比不比你強你自己知道。
一顆平常心都沒有，不談也罷
回複“ andrew_liu" 您已經把兩位大師級人物定位為老文左，那麽討論就沒有什麽意義。
袁鵬飛之流，哪裏有資格去和兩個開創性大師比較。拿他的嘩眾取寵的所謂新思路與兩位大師對比是對他們兩位的不恭。
兩位大師是在用史實進行學術性討論，並沒有扣帽子，打棍子。相比之下您是否有些武斷了？同樣的請理解本文展示的是大師們在討論問題時的嚴謹態度，如果您對此有什麽見解，請明示。
作者僅例舉譚其驤和郭沫若這兩個老文左的評介，我認為現實意義不足。我對三國時期的曆史了解很少，希望作者再加入一些近期曆史學家的評介對比，哪怕是袁鵬飛之類的也行。
老一輩國內的曆史學家都采用，並隻能采用曆史唯物主義和階級論來分析曆史，我們現今需要新的思路和思想來重新認識老祖宗的故事。
歡迎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