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平潛伏情報網重大劫難

 摘要：鄭介民和毛人鳳曾狂妄地聲稱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
    
    1947年秋，我情報工作發生一起多年來未曾有過的重大事件，遭受了一次大劫難，其危害甚至堪與當年顧順章的叛變相比。當時我中情部直接領導的一個規模較大、涉及華北、西北、東北地區，有五部地下秘密電台的王石堅情報係統被敵人破壞，鄭介民和毛人鳳曾狂妄地聲稱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後來，我情報部門及時采取了多項善後措施加以補救。
    
    這次劫難與北平的一個飛賊有關
    
    這個飛賊名叫段雲鵬，行伍出身，外號“草上飛”，橫行平津從未失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卻栽了跟頭。那天晚上，北平市內規模最大的綢緞莊瑞蚨祥三樓陳列的最高級布匹竟然被偷個精光。消息傳開，全城驚動。在當局震怒後的嚴密緝查下，小偷在幾天後落網，他就是段雲鵬。不過這名飛賊很快就被釋放，因為當時由軍統改名的保密局看中了他的特長，利用他來竊取被懷疑人的資料以判斷其是否是共產黨。
    
    當時我黨北平情報小組提供的情報準確、及時、量大、機密性高而受到中央表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關於1947年解放戰爭華北前線國民黨軍隊的番號、兵力、部署等資料，有很大部分來自該小組的情報。當時中共中央已離開延安，要求北平情報小組不僅提供秘密情報，還要提供公開情況，如社會輿論等。所以電台的日發報時間都在4小時以上，有時長達7小時，這樣電波就很容易被發現。
    
    保密局的電台偵測車當時已經大致確定了秘密電台在方圓一平方公裏以內，我情報人員也已經有所察覺。但情報小組與電台相互獨立沒有隸屬關係，兩者是靠專門的聯係人發生關係的。也就是說，情報人員無權改變電台的運行，因為北平電台隸屬於西安總台，即使發現危險也無法及時通知。
    
    敵人進一步縮小範圍，確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間約五百米方圓內有一架電台，每日早上六點鍾起發報。保密局頗感棘手，這一範圍有百來家住戶，如果挨家挨戶搜查，一定會驚動電台，失去這條線索。於是他們啟用了段雲鵬。
    
    當時段雲鵬的任務是每天清晨五點登上可疑地區內的最高點，凡是六點鍾準時開燈的住戶都必須仔細觀察。幾天後段雲鵬就有了發現，說他在一所豪宅看見一個年輕人，每天大約在六點十分開燈，刷牙洗臉，衝飲牛奶後，從床底下提出一隻木箱，把它擺到桌上，然後戴上耳機。不過因為他背對窗戶，無法看清他的雙手在桌上做些什麽，大約在七點鍾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我地下黨的秘密電台就這樣暴露了。
    
    敵特抓了“活電台”，最終導致總台台長王石堅的被捕
    
    9月24日淩晨，狡猾的敵特在我報務員剛剛發報完畢，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之際衝進了屋內。這種方式敵特稱之為抓“活電台”，因為收報方不會知道發報台已被破獲。也有回憶錄說該台的負責人早有叛變準備，竟然保存了他所發電報的底稿。於是敵特就利用被捕的叛變人員繼續與西安的地下總台保持聯係，結果導致總台台長王石堅的被捕。
    
    隨著被捕人員的招供，案情迅速擴大。1947年9月27日的《上海時代日報》上有一條爆炸性新聞：“合眾社北平27日電：河北孫連仲部下政治部主任餘興欽(譯音)與人事組主任謝子延(譯音)在27日黎明前被此間中央政府當局逮捕，政治觀察家認為此事乃在加強中央政府對華北內戰區之控製，剪除未能熱心支持南京作戰分子。”此新聞中提到的二人實為國民黨第十二戰區司令部作戰處長謝士炎、高參室主任餘心清兩名中將，此外還有十七名少將，另外北平行轅、東北行轅、傅作義部隊各有一名少將，總計兩名中將、二十名少將被捕。
    
    10月1日，合眾社又報道蔣介石機要秘書陳布雷的女兒陳璉與其丈夫被捕。陳璉就是那座豪宅的主人。10月3日，周恩來得知陳璉被捕消息，立即致電李克農：“此案為軍統局發動，似牽涉範圍甚廣，有擴大可能。望克農告王石堅等，不管有無牽連，均速謀善後，嚴防波及其他兩處。陳璉係秘密黨員，與學運有關，望羅邁告錢瑛嚴防牽連上海學運。並請另電馮文彬，注意到解放區受訓的學生回去後有無牽連危險，望其慎重處理。”
    
    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因為王石堅情報係統極為龐大，遍布東北、華北、西北，通報的電台有六七部。而這些秘密據點又無法及時切斷橫向聯係，致使敵人在破壞北平地下組織後，能夠進一步追蹤我黨在這三大地區的情報組織。
    
    周恩來連續致電楊尚昆、李克農、李維漢等采取緊急措施
    
    10月5日，蔣介石飛抵北平，親自部署後續行動。隨後在鄭介民、毛人鳳的直接指揮下，不僅北平和上海，我黨的西安總台，以及保定、蘭州、熱河、沈陽等地下電台均遭破壞。
    
    10月6日，周恩來又連續致電楊尚昆、李克農、李維漢並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滬大捕人，牽連我情報機關。”應“杜絕一切可能牽連的漏洞，立即割斷各種橫的關係，並研究教訓，給其他情報係統與地下黨的組織以更嚴格的指示。”並請中工委告訴杜理卿(許建國)、馮文彬：“利用他們關係追究此案破壞真相，並研究有無營救可能和辦法。對西安第二台請考慮有無辦法撤退。”又致電康生、李克農：“王石堅遇險，凶多吉少，有無其他營救的辦法，望告。”
    
    但王石堅被捕後供出了我華北、西北、東北的情報組織，導致一百數十人被捕。蔣介石對此案評價甚高，鄭介民和毛人鳳更是狂妄地聲稱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王石堅也因有用被送到保密局特種問題研究組工作。
    
    台灣《傳記文學》1991年二月號和三月號在全文轉載熊向暉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時，特於注釋9中寫道：“熊文中一關鍵人物即王石堅，熊之一切情報均經王傳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堅後為當局偵破將之拘捕，王乃投降隨國民政府來台，恢複原名趙耀斌，曾任國防部情報局專門委員，並在台結婚，現已病故。”
    
    另據國民黨特務係統原重要領導人文強在鐵嶺文史資料第七輯“我所知道的項乃光”一文中回憶：所謂特研組又稱特情組，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製中共重要叛徒的機構，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考核新來的叛徒，並作出結論。他還指出：“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獲了中共潛伏活動的要案時，在西安潛伏活動多年的趙耀斌被捕，經查實此人是中共要員，押解南京後就叛投國民黨。保密局認為趙耀斌資深，乃任命為特研組少將組長。”
    
    李克農全力調查組織遭受破壞的原因和經過，過度的痛苦和焦慮使李克農像大病了一場
    
    由於熊向暉、陳忠經、申健等幾個最重要的、打入西安國民黨軍政上層核心的情報人員都由王石堅領導，周恩來自然非常擔心。其實王石堅早已供出了熊向暉等人的真實身份，隻是特務們投鼠忌器，顧慮重重。對此，熊向暉在其回憶錄中描述了周恩來當時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堅的事，是下麵保密局係統的人搞的，蔣介石不會馬上知道。從戴笠起，沿下來的鄭介民、毛人鳳，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關係，他們唇齒相依。胡宗南一定會壓住。王石堅沒有供出你們三人的真實身份，那當然好。其實供不供無關重要。、、、、、、即便王石堅招供，胡宗南也會讓保密局保他的駕，、、、、、、我估計胡宗南心裏有數，必然壓著頂著，不敢聲張，還會否認。對這樣的事，我有點準頭。”結果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周恩來的所料。當時正在美國留學的熊向暉等三人，在收到李克農的緊急通知後一直到解放後才安全回國。
    
    王石堅案發生之際，中央社會部正駐在晉西北臨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劉王溝。過度的痛苦和焦慮使李克農像大病了一場，但他仍然堅持工作，努力使損失減到最小。李克農一一聽取了從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緊急撤回根據地情報人員的匯報，采取了一係列的補救措施，指示各地組織要接受教訓，割斷橫的關係，割斷和地方黨組織的聯係，秘密電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敵人測向的破壞，要特別注意情報組織和情報人員的安全。李克農還想方設法尋找一些在轉移中失散了的情報人員，並全力調查組織遭受破壞的原因和經過。
    
    1947年11月23日，李克農向中央寫出檢查報告並請求處分。李克農說：秘密工作雖難免遭受破壞，但如沒有這些缺點和錯誤，即使部分組織發生問題，亦不致牽連如此之廣，破壞如此之大。周恩來看了報告後說：“有這樣的檢查報告和善後措施很好，就照這樣辦。我們進行武裝鬥爭還有打敗仗的時候，何況是秘密戰線呢！”周恩來還說：“反正我們把胡宗南鬥垮了。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以此來勉勵李克農。
    
    1949年北平解放後，李克農查到了國民黨特務頭子寫給蔣介石關於破獲此案的詳細報告，並提審了幾個當時直接參與此案的被捕敵特人員，才知道敵人不僅是通過無線電測向，而且還配以飛賊偵察才得手的。於是李克農就在北京西郊主持召開了有百十人參加的總結會議。李克農在會上講了北平電台被破壞的經過，講了謝士炎等5人被捕後解到南京，英勇就義於雨花台。李克農還在會上大罵了北平電台的叛徒，也再次對此案暴露出的問題作了檢討。最後李克農還表揚了一位東北的情報員，在出事後仍然不顧危險帶著一份關於陳誠作戰命令的重要情報進入解放區。
    
    王石堅情報係統的挫折並沒有影響這一時期我情報工作的輝煌，毛澤東評價說：“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