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當前很喜歡討論“幸福不幸福”。我有時候想，在幾千年的曆史中，中國人感到幸福的時期到底有多長？我們不是古人，沒辦法了解，但從曆史發展的脈絡可以看到，過去的中國人感到幸福的時間應該不會太長。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攸關生活質量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直到今天依然困擾著中國。
無論中國的經濟總量是多少，無論城市建設得多麽美好，也無論人們積累了多少財富，幸福感似乎還是不夠實在和持久。即便某些人和某個群體感到幸福，但由於周邊始終有不幸福的群體，所以他們的幸福感很容易被削弱、被動搖。每個人的幸福感可以獨立生成，但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生存空間的影響。所謂更大的生存空間究竟是什麽？那就是中國社會的整體現狀。我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說明。
第一是國家的安全感始終沒有持久性。從曆史上來講，中國周邊的安全環境一直不好，特別是邊境地區沒有可持續的安寧。今天依然如此，例如新疆、西藏以及東部和南部的海域，一直存在著明顯或潛在的安全威脅。表麵上看，國家安全缺乏持續性，似乎距離普通人的生活很遙遠，但實際上每時每刻都會影響到人們的幸福感，因為兩者密不可分。若執政者對國家安全總是憂心忡忡，他們自己就不會有安全感，就會導致治國思維難以做到心無旁騖，導致治國模式難以從容不迫，甚至導致防範內憂甚於防範外患。其結果是，大量的公共資源用於攘外安內，社會開放和公民權利自然地會受到約束。中國長期沒有民權保障，公民社會進展遲緩，原因之一就是如此，最後的結果就是公民沒有安全感和穩定感。沒有安全和穩定感，即便個體感到幸福，那也是不完整的幸福。說到底，一切的幸福都發乎內心。在一個自由度不高、公民權利缺乏保障、人民個性被長期壓抑的社會裏，幸福感自然是殘缺的。
第二是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中國曆朝曆代都頻繁地發生過戰爭，基本上都與土地直接有關。過去的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後來的軍閥割據與國共內戰，以及不同時代的土地改革，直到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都肇始於土地。但至今為止，土地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是亂象紛呈，衍生出更多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中國現在麵對的很多社會矛盾和衝突，都來源於土地製度的不穩定和不合理。立足於不穩定的土地之上，人心何來沉靜？社會何來安寧？安居樂業又何從談起？幸福感又何以落到實處？
第三個是人口問題。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必須有正常有序的人口流動，這樣才可以使這個社會充滿活力，不斷進步。可是，至今為止，這種良性的人口流動模式還沒有出現。問題出在哪裏？
首先是橫向流動的無序。曆史上，中國的人口要麽是靜止不變，被牢牢地羈於土地之上，要麽是大規模的盲目流動，極度無序。若人口流動處於靜止狀態，那必然會導致社會缺乏生機，變成死水一潭；若人口流動無序化，那也必然會導致社會缺乏安寧。中國所經曆的多次大規模人口流動，都不是自由自主的正常流動，而是被迫無奈的遷徙。一是戰亂和朝代更替造成，比如杭州作為南宋國都，大量北方人口被迫遷徙於此，其實就是逃難。二是饑荒、災難和疾病迫使人口大規模轉移，這依然是逃難。到了現代，在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前，農村人口被束縛在土地上，城市居民被束縛在固定的工作單位，所有人都沒有自由和自主流動的權利，實際上就等於人身自由集體性地被剝奪。這樣會感到幸福嗎？當然不會。
其次是人口的縱向流動受到限製。人口的縱向流動，其含意就是“人往高處走”，通過平等機會和自身努力，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質量。過去的科舉製度通過考試來發現和選拔國家需要的人才，無論出身貧賤或富貴，隻要自己努力都有機會去嚐試。這是一個比較公平的製度，因為它為一部分人提供了改變現狀、向上提升的機會。但不足之處也很明顯：由於社會本身不發達，選拔人才的標準過於單一和僵化，培養和使用人才的渠道也太狹窄，所以受益者隻是極少數。
在現代中國，高考製度為無數人提供了自下而上流動的機會，使得社會出現了活力和生機，使得現代化進程得以成功和持續。因此，現代中國人要比古代人幸福，感到幸福的人口比例也遠遠超過曆朝曆代。但與此同時，在這種縱向流動的過程中，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也在增加，這又導致幸福感被削弱。
相比較而言，其他人群的流動狀況更值得關注，因為這類人口十分龐大，影響到中國整體的生活環境和質量。改革開放和城市化建設，為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正當流動的機會，讓他們得以離開落後的鄉村，進入比較發達的城市就業。表明上，這是跨區域的橫向流動，但本質上是一種縱向流動，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希望以體力勞動來改善生活狀況，以創造財富來改善社會地位。在過去三十年裏，確實有不少農村居民在這種流動中改變了生存狀況，提升了社會地位，但大多數人依然沒有實現向上流動的夢想。究其最大原因，就在於他們無法擺脫不平等和歧視性政策的限製，包括勞動報酬不平等、居住權利不平等。因此，要實現人口的有序流動，不隻需要自主擇業和勞動的權利，更應該讓流動人口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
第四是治國模式始終沒有解決。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裏，治國模式一直沒有創新，雖然朝代更迭頻繁，但是社會進步一直被凍結。筆者可能說得比較過分一些，過去幾千年，中國隻有兩個變化，一是改朝換代，二是季節輪替。到了帝王政治結束之後，中國政治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但還是動蕩不定。“五四運動”之後，一些先進之士自認為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但終究還是不停地折騰。
直到19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才開始出現一些建設性的變化，雖然三十多來跌跌撞撞，但卻做到了堅持不棄，因而終於找到了一條行之可遠的正確道路。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若要求富求強，就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反反複複地窮折騰，也不要指望有什麽捷徑可走。現代中國人比任何一個曆史時期的人們都要幸福，幸福人口的比例也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根本原因就在於腳踏實地地走路，而非整日沉浸於各種黃粱美夢之中，畫餅充饑。
然而，在14億人口當中，當前自認為生活美好的人還是偏少，甚至是太少。如果多數中國人都感到不幸福，那麽，少數幸福的群體就是沙漠中的綠洲，始終是危機四伏。
那麽，中國現在是否就已經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治國模式？其實還沒有，因為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還不能令人滿意，不誠實、不廉潔、不自律、不自愛的官員更是令人心生厭惡。在任何一個社會，幸福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有歸屬感和自豪感，若人民不以自己的管理者而自豪，反而為他們感到羞恥，縱使某個時刻有幸福感，那也是一種苟且的幸福。中國很多富人把子女送到國外，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就表明對這個國家沒有足夠的信心，隻能用轉移和出走的方式來挽留和延續自己的幸福感。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搞城鎮化建設，隻要不出偏差，當然又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正確選擇。但是，中國的情形是這樣的，官員的視野和能力參差不齊，不同地方官員在執行同一項中央政策時，很有可能製造出千奇百怪的結果。假若全國各地一哄而上，隻看眼前之利，不避潛在之弊，那麽，中國的國土上就有可能再次千瘡百孔，短期看是發展，長期看就是破壞。中國的城市化再也不能在破壞中建設、在建設中破壞。中國的好山好水已經被糟蹋夠多了，現在再也經不起肆無忌憚的折騰了，因為折騰帶不來幸福。
過去三十多年時間裏，中國城市的發展給一部分人帶來了很多機會，但也留下了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包括環境被嚴重破壞，許多文化古跡遭毀滅，人文環境不再令人親切，變得越來越陌生，鄉愁無處可尋。在全中國，太多的城市都已經或者正在變成沒有曆史、沒有記憶、看不到人生成長足跡的地方。幾年前，我回到上海的母校，校園及其周邊環境已經麵目全非，歸途中的熱切驟然變得冰涼，似乎再也沒有值得牽掛之處。若一個地方失去了值得牽掛之處，那麽，幸福感也就空缺一大塊。
中國人現在談生活、談美好、談發展的時候，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偏差，因為人們所謂的美好生活就是指城市生活，並不涵蓋更加廣袤的鄉村。想一想，假若現代化城市被貧窮的鄉村所包圍，那就會使城市自身難保，飲水安全難保，食品安全難保，社會和諧難保。隻有當鄉村生活同時得到改善，城市的美好生活才有依托。當鄉村居民長期被政策和體製所歧視、被當做二等公民的時候，這個社會還有什麽資格談公平正義？值得欣慰的是，這一切終於開始改變。
（發表於《聯合早報》、《信報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