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員打交道的尺度
褚朝新/文
如何跟官員們打交道、把握與官員的距離，這是近三年最大的職業困惑。
做時政，與官員距離太遠，無法深入了解他們，也就無法了解他們生存的環境。完全靠常識推理，恐很難弄明白現實官場運行的規則和邏輯；跟官員走得太近，容易喪失媒體獨立的立場，路也就容易走偏。
在當下特殊的政治環境裏，時政記者如何既保持新聞人的職業獨立又與官員保持較有利的距離，是個難題，亦無現成的理論可學。
2011年8月，從新京報入職南方周末專門做時政新聞。這三年，幾乎隻寫與官場直接相關的事情，每個采訪都是直接與各級官員打交道，見的大小官員數以千計，新聞實踐中的一些具體做法和想法，有的或許有可取之處，有的或許走偏了。對錯究竟如何，年底這篇文章算作一個小結，請諸君批評。
最近找資料，翻三年前剛到時政領域寫的新聞稿時發現一個驚人的變化：當年，不管寫什麽事情，不論采訪的是誰，都會寫明采訪對象的姓名、職務，文內基本都是真名實姓。最近一兩年，文章裏頻頻出現匿名和化名的情況。
江湖越老，膽子越小。
采訪對象，不管官居何職，其實與一個職業記者都不太相幹。記者做職業的報道，做完報道拍拍屁股走人，此後可能再無見麵的機會，更無利益關聯。但這兩年，我總擔心自己的這種灑脫會給無辜的人帶來諸多的麻煩。某些官場的肮髒，超出我們這些外人的想象。
幹這一行多年後，我越來越不怕那些狡詐的官員，反倒越來越擔心自己會傷害到一些忠厚老實的無辜官員。或許，今時今日，無官員是無辜的，但我總堅持認為，具體到某一個場景裏，總會有相對無辜的人。
時下中國，官場仍有很多心懷正義的人，或者出於公心正義，或者是出於對我所服務的報館的信任，或者是對我個人的信任，願意在我履職時提供一些幫助。若毫不隱晦地寫出他們的身份姓名，他們在我離去後恐怕要遭遇長久的指責甚至是非難。麵對此種完全可能發生的情形，怎忍心不保護他們？
保護一些人，絕對不僅僅隻是職業技巧。記者，先是人然後才是記者。
接觸某些官員時，可能還會看到他們一些平常在電視報紙上不會顯露的一麵，比如罕見的真誠、偶爾的率性，難免會讓人在一瞬間對他們有些欣賞。還有時候，有些官員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會站出來幫助媒體揭開某個黑幕。即便這種有明顯個人功利色彩的“自黑”，有時候都讓我會感動。畢竟，太多時候官員們在強大的壓力麵前會選擇隱忍和沉默。
在我看來，對毫無情感交流的陌生人也要心懷善意，對提供過工作上幫助的人更要懷感恩之心。
2014年4月底，在鄭州與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秦玉海麵談過一次。此前，不曾接觸過他，更談不上了解。但那一次麵談，他說了不少我意想不到的話。比如公安部門的機關裏有不少官員們的公子小姐，幹活少、提拔快，比如直接點名批評一個地級市的警務改革做得很差。
以秦玉海當時的身份加上現有的政治生態，上麵那些話是犯官場忌諱的。但那天，他說了，甚至說得很直接、很激烈。不管他有什麽動機和目的，隻要他說的是事實，都能讓我對他生出一點好感來。
秦玉海落馬前幾天，我曾因公聯係過他。雖然最後他並沒有實質性幫上我，但他安排了相關人士試圖幫我，這讓此前的一點好感變成了感動。聽到他落馬的消息，有點難受。
曾有官員說我仇官。對我做出此類判斷的官員，多半是那些因我的報道利益受到損害的官員。我不僅不仇官，還真的很注意保護那些有良知的官員。
2012年，曾報道某采訪前素未謀麵的縣委書記。當時，在當地明察暗訪半個月，通過各種形式見了三四十人，甚至聯係了前兩任、與他算是政敵的縣委書記，基本判斷這是個難得一見的個性縣委書記。
暗訪時，有當地老百姓叫他“青天”。從業十多年，大多數時候老百姓一提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就開罵。但我知道，“青天”這種有明顯標簽性質的稱呼，不能出現在報道裏，我不能讓他成為當地官場的眾矢之的，這種難得的官員應該保護。
遇到一些值得保護的官員，絕對不能沒有分寸地讚譽他。對一些處在官場邊緣的異類，媒體讚得太狠，是害他不是幫他。
最近，跟一位縣委書記對話時受觸動，情緒有點失控，掉了眼淚。
按所謂的新聞專業主義，采訪對象不管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都應該一視同仁。在記者眼裏，應該沒有官員和普通民眾之分，隻有采訪對象和非采訪對象之分。時政報道，因事涉時政而導致采訪對象主要集中在官員群體中。在當下特殊的政治環境裏，權力失範嚴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嚴重，局部地方官場甚至出現塌方式腐敗，時政記者很難隻把官員當作一般的采訪對象一樣對待。
在實際操作中，媒體對官員更加嚴苛成為常見的情形。這種大環境下，一名時政記者在一個縣委書記麵前落淚，有點另外一種政治不正確的味道。為此，我很長時間處在困惑之中。
2007年，在河南盧氏縣與時任縣委書記王振偉對話，長談兩次。經曆震驚全國的賣官案後，盧氏縣的政治生態瀕臨崩潰，王振偉臨危受命。說起妻兒父母，王振偉三次落淚。
記者的工作，有時候是有些殘忍的。別人動情落淚，我當時一個勁在提醒暗示坐在一旁的宣傳部長拍照片。可惜，部長說當時驚呆了，沒見過縣委書記落淚，不敢拍。
此後多年，雖然常與官員們打交道，但不曾遇到第二個在我麵前落淚的官員。對官員這個群體，也一直保持著警惕，加上年過三十後貌似心越來越堅硬，因此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這個群體裏的人落淚。
2014年11月，河南中牟縣，有官員舉報當地逼迫五十歲的科級官員寫申請“自願免職”。一路調查下來，都是體製的受益者，也都是受害者。此種情形，不能不讓人難過心酸。
這幾年，對具體接觸的一些官員的同情多了。有些官員，平日裏作威作福，欺壓老百姓，在老百姓麵前一副老爺樣，但這些人也躲不過來自更高權力的野蠻傷害。他們中，有的人尋求社會救濟的路徑甚至還不如普通民眾那樣多，不敢上訪、不敢去堵政府的門，有的甚至連媒體都不敢找。
有時候我也困惑，麵對一個具體的基層官員，能因為他在甲處做過惡就可以不必同情他在乙處受的傷害，我們記錄他在乙處受到的傷害就必需同時呈現他在甲處做的惡？再或者是，還有那麽多的底層民眾遭遇過或正在遭遇不公正的待遇，一個職業記者，是不是該把更多精力花在關注普通民眾的合法權利上麵？
人到中年，困惑越來越多，對這個職業的困惑，對這個國家的困惑。常常出離憤怒，又常常覺得無力。
離開前，縣委書記來送別。閑聊中，他對我報道裏提到的一名基層公務員說了句同情話，惹我落淚。火車站，縣委書記送我，我在車裏抹淚，他在車外抹淚。我為了此後或許永生不會再見的人抹淚；不知道，他是為誰抹淚。
兩年前，同樣在中牟，目睹當地農民遭遇二次拆遷，家園盡毀，“家和萬事興”的門樓倒在廢墟裏。當著數位當地官員的麵，我罵他們“壞”。沒想到，當時的縣委書記和縣長如今都提拔了。
離開河南後，數位朋友讓我就中牟之行寫點什麽。遲遲不能動筆，試圖讓自己冷靜冷靜。一連數日，我都無法給自己當時的眼淚下個判斷。
那一天，我問自己：還適合繼續做這個工作嗎？自己是不是因為與官員們走得太近，生出了許多不該有的同情，再或者是因為走得太近喪失了該有的立場？
總以為，在一個個具體的官場場景裏，衝突雙方若都是官員，但有大有小、有強有弱，強弱相對，失範的權力自然會像它侵犯普通民眾一樣侵犯職務較低官員的權利。較之普通民眾，官員們一旦遇到來自體製內的不正當侵害，他們尋求社會救濟的顧忌更多、路徑更少、阻力更大。此種世道，不管是誰受到不法侵犯都該得到合理的社會救濟，媒體都該在職業範圍內盡力關注。
曾寫文章幫助一名遭遇強拆的城管副局長，引來一些嘲諷。誰能保證自己一輩子從沒幹過錯事？因為幹過錯事就應該被剝奪尋求社會救濟的權利？那麽，我們每個人將來都可能麵對無人願幫的境地。我希望，幫他的過程中，讓他看清楚某些真相，以後不濫用手中的權力。
這些想法，在權力失範如此嚴重的當下，是不是有點政治幼稚了？
如何與官員打交道、如何能在官員群體中建立較為固定的信息渠道，這恐怕不僅僅是我這個時政記者經常困惑的問題，也是很多其他領域的媒體同行常困惑的問題。
最近兩年，因為工作關係偶爾會跟一些省部級官員有接觸。有時候在飯桌上，偶爾會談及一些近期敏感的話題，比如人事變動、比如反腐。一般情況下，飯桌上的話若不是事先說明要報道，我很少會拿出來當做報道素材。至於跟一些官員的私人交往，也從不在網絡等公開平台上發布消息。
網絡時代，官員們害怕自己成為輿論熱點，不希望張揚，被迫很低調。因此，作為一個時政記者，與某些官員的某些交往和關係是不能對外說的。這，是一種分寸，也是一種尺度。
那麽，記者是否能與官員成為朋友呢？2012年年初，我曾專門寫過一篇題為《官員能與記者成為“兄弟”？》的文章，發表在《南方傳媒研究》上。當時，我的觀點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有較高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的記者幾乎不可能與官員成為朋友。三年後的今天，我依然堅持這麽認為。
不能成為朋友，但與官員的交往卻不能不繼續。雖然不能成為朋友，但與官員打交道過於功利、急於求成，也會適得其反。讓他們認識你、了解你，而你也不張揚，等他們想找地方發聲時，會首選你。
這裏，涉及當槍的問題。我並不反對記者當槍，關鍵在於你獲得的信息是否屬實，是否有利於公共利益。缺此兩點而當槍，將成為職業汙點。若信息屬實又有利於公共利益，當槍又何妨？
因與王立軍有接觸，江湖傳聞我與他是親戚。傳聞，一笑置之，但與王立軍有過幾次直接接觸卻是事實。可以說，王立軍對我絕無喜愛之情，他願意給我提供一些信息，是因為我恪守了一個職業記者應該遵守的基本職業操守，比如不受錢財誘惑、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說真話。
當然，我所服務的媒體一貫有好的社會聲譽，也很重要。沒有好的平台，很多事情將是另外一番模樣。
跟各類官員打交道這些年，在廳長辦公室發過火，在公安局長車上吐過酒，闖過省委書記的房間，攔過副總理的路，與副省長一起在農家吃過飯，被警察當麵罵過“小報記者”，在縣委大樓被威脅過要報警抓捕，被某地公安查過，被各類官員稱兄道弟，甚至有人趁酒提過結拜兄弟。來自官員的各種奉承、嘲諷挖苦、事後反悔和否認曾說過的話、語言威脅、造謠中傷等，都領略過一二。
不管官員是善待記者還是刁難、威脅記者，職業記者與官員的對同一問題的態度，都總會有異有同。
2009年的一天，正在湖北十堰一名拆遷官員的辦公室裏采訪。電話響，是某市委書記的電話。他問我：老弟啊，我們這點事你為什麽要追著不放，有什麽新聞價值？我說：你是官員，我是記者，我們對新聞價值的判斷不可能達成一致。
當時的報道，讓他的升遷延遲了一年多。如今，此公已算一方諸侯。其實，這幾年做監督報道，最想的不是把哪個官員拉下馬，更希望與他們良性的合作，找準矛盾並化解矛盾，為改善民生做點實事。可是，官員裏真正想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少之又少，有些媒體人不得不以摘掉多少官員的帽子作為衡量職業成敗的標準之一。
至今還有一些官員偶爾會短信問候，保持著非工作關係的聯係，但與他們算不算朋友，真不好說。也還有一兩個身在官場的聯係者，會私下認同我的部分價值判斷。他們，或許能成為真正的朋友，卻永不可能以官員身份與我成為朋友。可惜的是，我永遠不能讓他的領導和同僚知道他與我的親近。
與某些官員保持距離，也成了對他們的一種保護。一個愛惜羽毛的職業記者，要有敢說真話的勇氣，要有能辨明真偽的智慧，要懂得保護別人，不存私心不謀私利，還要與意氣相投的官員保持應有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