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的國會大選中，他領導國民黨一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大有建立內閣、問鼎總理之勢。可惜，罪惡的子彈奪走了這位青年政治家的生命，第三次憲政機會也就此破滅。
一百年前的3月20日晚，在上海火車站，一顆子彈奪走了一位青年政治家的生命，死者宋教仁，年僅32歲。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謀殺，它直接葬送了中國憲政的第三次機會。當時中國正是一個從專製轉型的國家，憲政隻有在專製解體之時才有一瞬間的機會。如果整個民族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那麽這種難得的機會必然稍縱即逝。中國一連失去三次機會之後，憲政前景也就愈加顯得渺茫了。
中國憲政的第一次機會是在1898年戊戌變法。起因是1894年甲午海戰，清廷吃了敗仗，簽了《馬關條約》，不好向國人交待。朝野上下都渴望變法，皇上也是這麽想，機會實在難得。可惜一旦觸動滿清既得利益，皇帝也不管用，更何況他是被老佛爺帶大的、嚇大的，有點像現在的秘書當政，底氣不足，成不了大事。及至維新派冒險籠絡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已是大勢已去的孤注一擲，自然是凶多吉少。不過至少統治層內部一度發生分裂，如果滿清統治者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好自為之，不失為步英國君主立憲後塵的一次機會。但是如此高估清朝統治者，的確太不現實。維新失敗後，統治層愈加警惕保守。直到後來被迫“仿行憲政”，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也是一股腦兒皇權至上，看不到一丁點憲政的影子。
第二次機會是1911年武昌起義，嚇到了清廷。到了那個時候，老佛爺和光緒都已歸天，剩下六歲溥儀孤兒寡母，朝中沒人能鎮得住，隻得服軟，頒布了《十九信條》。按說，這就是中國的“虛君製”了；開天辟地第一回，多麽好的機會。可是革命黨不幹，寧願讓袁世凱占便宜，也要廢了皇帝。當然，滿清固步自封，自作自受，但是這樣就把這好端端的第二次憲政機會攪黃了。
不過，還沒有徹底令人絕望，因為所謂的“辛亥革命”實際上隻是一次地方兵變，革命黨不費吹灰之力，就得了勝利果實，可以說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雖說以往幾次暴動有流血犧牲，畢竟規模不大，結怨不深，確實屬於相當不徹底的“小資產階級革命”，不需要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也不需要考慮幾千萬烈士的待遇問題，因而還是有指望“共和”的。這就是中國憲政的第三次機會。如果滿清遺老袁世凱能夠和國民黨新貴們和睦相處，那麽辛亥革命堪稱中國的“光榮革命”。然而，國民黨、袁世凱兩“虎”互不相讓，兩敗俱傷，憲政再次成為泡影。
在這個當口，百年前的被害者宋教仁成為決定憲政成敗的關鍵人物。說起宋教仁這個名字，總給人一種“教父”的感覺。雖然隻有三十出頭，他的確就是國民黨的“教父”。民國成立後，是他將同盟會與其他小黨合並，成立“國民黨”並宣揚公開合法的多黨競爭，通過選票贏得政權，而孫中山則仍然隨時準備“繼續革命”。孫中山和宋教仁之爭不隻是關於總統製、內閣製的模式之爭，而是關於憲政民主和暴力革命的基本路線之爭。孫中山也主張憲政，但是他的憲政首先是建立在暴力革命掃除一切軍閥勢力的“軍政”基礎上，然後還要經過一黨獨裁下的“訓政”，而宋教仁的可貴之處在於他願意和袁世凱等舊勢力妥協合作，走“體製內”的議會民主道路。
事實證明，宋教仁路線在中國是可以成功的。在1913年的國會大選中，他領導國民黨一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大有建立內閣、問鼎總理之勢。假如以此漸進理性的道路發展下去，中國未嚐不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實施二元首腦的憲政國家。
可惜，罪惡的子彈打破了中國的憲政夢。凶手究竟是誰已不重要，刺宋案的元凶嫌疑不僅有袁世凱，而且也有國民黨內的激進革命派。在一個政治遊戲規則沒有建立起來的國家，宋教仁之死或許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但是他的死宣告了國民黨和袁世凱的決裂和第三次憲政機會的破滅。
雖然宋教仁臨終前致袁世凱的遺言中表達了和平合作的殷切期望，但是已無力回天。孫中山組織“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組建“中華革命黨”。十年後，在蘇維埃老大哥的調教下，國民黨終於從一群多黨聯盟的烏合之眾轉變成一個組織紀律嚴密、絕對服從總理的真正意義的革命黨。及至北伐勝利，國民黨才取得相對穩固的絕對統治地位：同誌努力了，革命成功了，但是這表明憲政的機會卻不再來了。
（原名：宋教仁——中國近代憲政的最後希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政客的跟屁蟲，現在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