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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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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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大姐因言獲罪，被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刑7年並剝權1年！我雖對大姐不被判刑未報奢望，但判刑之重亦是沒想到的！大姐已是71歲的老人，還保持著年輕人的鬥誌，還在為這個社會擔當，承受囹圄的摧殘和人生的磨難，不免悲上心頭。我幾乎是想含淚對她說 : 大姐，您就不能不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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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是老祖宗告訴我們的道理。縱觀曆史，因文下獄，因言獲罪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在沒有話語自由的社會，不同朝代的言論犯歸宿都是一樣的，這個淺顯的道理，我想大姐比誰都明白。大姐已經因言入過兩次監獄，一次是在1989年六四，關押一年半無罪釋放。一次是在1993年，被以“泄露國家重要機密罪”判刑6年，剝權1年，出獄後已年近花甲。我和朋友們給大姐接風，那天大姐的先生和兒子都在。大姐談笑風生似乎是度了一個長假，但我從她先生趙大哥的眼神中能讀懂一個為妻子命運擔憂的男人的苦衷。這種眼神，我從我太太那兒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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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88年和高瑜大姐認識的。那年我們接手了社科院主管的《經濟學周報》，何家棟任主編，軍濤，高瑜任副主編，子明任總經理，我任副董事長(董事長是原社長崔少林)。報社辦公地點在朝陽區延靜裏租的一座二層小樓，辦公條件很差，沒有暖氣，冬天要生爐子取暖。我因身兼幾職不常去報社，大多是有事才去。很早何老就告訴我說高瑜已經來上班了，讓我有空見見。高瑜的名字早就耳聞，為了共同的事業，她從中國新聞社正式調到《周報》。一天到報社總編室，見何老披著大衣和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圍爐說話，爐子上的飯盒冒出香味。她抬頭看著我，我忘不了與她第一次相對的眼睛，那樣幹淨，那樣美麗，還有幾分懷疑。何老介紹說這是高瑜，這是小畢。我們的手握在一起，屋裏似乎沒有了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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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她很年輕，以為她比我小，不僅是長相身材，更是陽光的心態和開朗的性情。以後相處感覺到她沒有女人的含蓄與心機，而是男孩般的直率和坦誠。談事直奔主題，評判一針見血。無論是什麽人，或在什麽場合，她都說心裏話，直來直去，不留情麵。對於從事記者職業的人來說也許是多年養成的習慣，但我更相信是她的個性使然。剛開始還為難與這樣的女人相處，後來越覺這種真誠的可貴。更重要的是，她有獨立思考和犧牲精神。她比我大得多，但一直覺得她比我小——因為她純粹，因為她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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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來了後寫了很多大塊兒熱點文章，引起社會反響，給周報增色不少，但也引起上麵的注意。比如這篇發表於1988年12月的《中國如何渡難關，改革出路在哪裏？——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話》（嚴家其時任職於社科院政治學所、溫元凱時任職於中國科技大學)，就招來了上麵的警覺。其實這篇文章其核心內容是社會要走向法製，警惕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式權力更迭的覆轍。但這篇報道被陳希同(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在1989年6月30日“首都平爆慶功會”上批為“反革命動亂、暴亂的政治綱領”，也成為封殺《經濟學周報》的口實(6月11日被停刊)。
其他文章還有
《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徐四民和五位青年學者的座談》 。
《站在今天說話——夏衍，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等等，不一一列出。
8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學潮開始，隨後知識界與市民參與進來，高瑜及時寫了通篇報導《鄧小平談學潮並論胡耀邦，胡耀邦留遺言關心知識界》，留下珍貴的曆史資料。
八九民運，大姐積極參與其中，與大多數人參與方式所不同的是，她是要“將民主從街頭引向大會堂”，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她受人大常委胡績偉之托到廣場找到學生領袖王丹，勸說學生撤離廣場，被極端的學生抓住胸口幾乎暴打。為體麵撤離廣場，她受王丹之托幫助學生寫《告全國人民書》並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為製止軍隊進城造成民族的災難，她受眾人之托起草《致人大常委會公開信》，由學生代表遞交給人大常委會接待處，這一行為又遭到一些知識界人士的激烈反對。她和體製內外希望用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的各種力量在努力，希望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動用法定程序化作出裁決，化解危機。曹思源在聯絡人大常委會委員，135名常委簽名，聯署的常委已超過三分之一，已經符合召開緊急會議的法律要件。如能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撤銷戒嚴令，撤回軍隊，並解除李鵬的總理職務，形勢就會向有利於趙紫陽民主派轉化，六四血案自然就不會發生，也不會有這個刻在中國曆史上代表恥辱的符號了。但是曆史沒有假設，人世沒有如果，一切因果，都是必然的歸宿。
高瑜大姐是6月3日早9點在上班的路上被秘密綁架(所謂秘密綁架，就是用黑社會手段抓人)，中午曹思源去打醬油被秘密綁架(他太太陳彬彬當時給我打了電話說老曹失蹤了)。晚上，人類的悲劇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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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被秘密關押三個月後家裏才知道去處，而且有關部門不給任何被拘留的理由。失蹤當晚家人瘋了似得四處尋找，大姐的弟弟跑了全城40多個醫院在屍體中翻找。感謝有關部門行動及時，否則大姐也許在當天晚上與眾多遇難者一樣橫屍長安街頭。
長達一年半的審查，最後釋放亦沒結論。不明不白地抓，不明不白地放，就是要讓你明白明白：你不是要清白嗎？給你個不清不白，讓你說不清；你不是要說話嗎？那就讓你麵壁，這牆足夠厚。
大姐在獄中麵壁，我在溫州流亡。大姐1990年底出獄後，我也於1991年初回到北京主持軍濤、子明的訴訟官司。我召集了相關當事人，請張思之和他的學生付可心、孫雅晨當王軍濤的無罪辯護人，與子明夫人王之虹一起請吉思婉、高曉峰當陳子明的無罪辯護人。高瑜大姐不顧有病在身，責無旁貸投入到這場世紀訴訟中，陸續向海外和香港報刊、媒體報導陳子明、王軍濤和他們的案情進展，並對他們在法庭上對八九民運的辯護都作了詳盡的報導。隻要不在牆裏，你一定會聽到大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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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軍濤、子明的官司打完後，我又重新開始創業，辦公司，開工廠，為的是接濟“六四”受難者和其家屬的生活，忙的很少有時間參加社會活動。高瑜大姐一直活躍在社會的前沿，用記者獨立的視角和勇氣追蹤報社會熱點事件並在海外媒體發表。比如揭露“六四”真相；介紹王軍濤、陳子明等一批因“六四”被判刑入獄人士以及他們的人生經曆；對涉及民主憲政與專製暴政相關事件的評判；對原中央委員、趙紫陽秘書鮑彤案件的深度跟蹤報導；幫助“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為在六四中被槍殺的兒子(褳鏈,時年17歲,高二生)申冤；呼籲為六四受難的人士平反昭雪。甚至在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講話被體製內保守派封鎖，她都在第一時間向世界捅出。她是記者，有記者的敏感，更有記者的良心。她在盡著記者的職責，她在為這個社會守夜。但在一個缺失價值譜係與公平正義的社會，你的道義行為一定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為這個社會埋單。
也許是我和大姐同命相連，她於1993年10月2日被當局以莫須有的“泄露國家機密”被捕，我於10月6日被以荒唐的“資助王軍濤、陳子明挪用公款”入獄。大姐被判6年，我打了個半折。看來，年齡大小也許決定了刑期的長短，我不再以為高瑜大姐比我小，相信她確是“大姐大”了。荒唐的社會，給了我荒誕思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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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6年底恢複自由後又重新創業，掙錢養家糊口。大姐1999年初被保外就醫，出來後又拿起筆鐵肩擔道義，誰也不會相信她已是56歲華年。“你有槍，我有筆”——她把名族報人史量才先生的話貫徹至今。和大姐在一起，你會受到激情的感染，與大姐共事，你會得到生命的張力。
2007年包遵信去世，大姐和小波、祖樺、徐曉張羅喪禮，並寫了專題紀念文章。喪禮過後不久，又在張顯揚老師家旁邊的湖北大廈召開包遵信追思會。我為了拍照提前到場，大姐早已到了，她和先來參會的人說著話。幾個陌生人在會議室門口把守，還有幾個在屋裏閑站著，大家都明白怎麽回事，但誰也沒有把他們當回事，繼續聊著等待正式開始。人員陸續到了，突然燈滅了，找物業，告知是故障。是故障就得修啊，很不情願來了電工磨嘰半天也沒修好。這個過程中誰也沒有動，聽大姐在黑暗中講著老包，聲音如天外之音在夜空迴蕩，有一種特殊的宗教意境。在場國保終於明白人造的黑暗並不能阻止心中的光明，索性撕破臉暴力驅逐參會者。當然，撲向的第一個人就是大姐。一個人的聲音變成群體的抗議，推搡中不時發出“打到法西斯”的呼喊。大姐被簇擁出會場時，並未忘記捧上獻給老包的鮮花。那是一簇聖潔的白菊，大姐捧在胸前，在黑暗中是那麽耀眼。我抓拍了下來，成為生命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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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性格直率豪爽，口無遮攔，是一個心裏藏不住話的人。雖然吃虧都在這張嘴上，但難改初衷。而且每每遭受囹圄之災與人生劫難，都不是因為個人原因，而是為他人、為社會。我也是這麽塊料，所以心知大姐頗深。她出獄後又提起筆，寫了一係列敏感的文章，參與了很多敏感的事件。她寫王軍濤 ——《寫軍濤，我責無旁貸》、她寫陳子明——《從四五到六四為憲政民主而奮鬥的知識群體——評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和“改造與建設”網站開通》、她寫胡耀邦——《胡耀邦留遺言關係知識界》、她寫趙紫陽——《趙紫陽的9*11——暴政壓製民意的國殤》、她寫華國鋒——《華國鋒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結束舊時代和開創新時代的兩位中共領袖》、她寫包遵信——《又一個為我補課的人走了——亦師亦友念老包》、她寫何家棟——《何家棟論批袁與反恐》、她寫劉曉波——《公民劉曉波》、她寫張思之——《永遠的張思之》。她批判極左領軍人物鄧力群——《鄧力群詆毀趙紫陽查證——就《十二個春秋》正式出版訪問知情者》；她為六四受難者鳴冤——《不能因為他們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審判他們——北京審判陳子明王軍濤內幕》……很多很多。她簽名零八憲章，她呼籲釋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她要求為六四平反，她寫了《我的六四》一書並出版。按相關規定（涉及泄密恕不列舉），她的話，她的筆，她的行為，隨便一條（一件）也許都是罪過，但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得到了許多國際新聞獎項，世界報業協會自由金筆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聞自由獎，I W M F 勇氣獎。她看重這種榮譽，更看重爭取榮譽的犧牲。她知道所做的事隨時都會給她帶來危險，但她願意承擔所追求價值的後果。
她在《從反右到六四——八九是五七的兒子》一文中寫道:“又到了六四，這是全北京人心頭滴血的日子，也是親人犧牲在北京街頭的全國各地人民永遠哀悼的日子。作為參與者，我們更把她看作是生命和信念的紀念日。沿著六四的血跡，我們一直在往前走，無論在監獄，還是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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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應該算是體製內的人，她在中國新聞社工作了近十年，1988年從中新社調《經濟學周報》，人事檔案放在《周報》上級主管部門中國社科院。她無論是在體製內還到是從體製走出，身為一個職業記者，她身上有媒體人應有的獨立意識與思考精神，保持著對權力的警惕和對執政者的審視，這在當代中國是難能可貴的。在謊言充斥的社會，敢講真話，並坦然迎受後果，這需要多麽大的勇氣。我知道，大姐的勇氣來自於她的責任，她的信仰和她的真誠。大姐是個本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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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被抓後我一直非常惦念，已是70歲的老人了還要遭受囹圄折磨，怎能不令人憂患！人活七十古來稀，現在人的壽命長了，七十已不稀奇，但七十老嫗蹲監獄肯定是件奇聞，當事人與製造者都會被寫在曆史中。去年央視在新聞聯播主板播出大姐穿著號服在監獄裏“認罪”的特寫，這種羞辱是對人類文明的挑釁，是在打每一位國人的臉——包括他們自己！我無比悲憤，含淚給大姐朗誦了海子的詩
《寂寞讓我如此美麗》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夜色籠罩
姐姐，今夜我隻有戈壁
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
悲痛時握不住一顆眼淚
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
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
除了那些路過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這是惟一的，最後的，抒情
這是惟一的，最後的，草原
我把石頭還給石頭
讓勝利的勝利
今夜的青稞隻屬於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長
今夜我隻有美麗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
我隻想你
這首詩就像海子寫給高瑜大姐的，以後我每想大姐就朗誦一遍，似乎她就在我麵前安靜的傾聽。我寫了一篇評論她所謂的泄密的文章為其鳴不平，指出如果天天傳達，日日學習再加上不厭其煩宣傳的xx號文件是秘密，那麽，按照這樣的邏輯，誰放個屁也是秘密，因為屁股圍在襠裏。為了不給大姐添亂就壓下了。
4月17日知道大姐被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權1年，情緒已沒有上次那樣的激動，心中反倒平靜許多。因為我想明白了，對大姐和這個體製而言，這是必然的結果，符合雙方價值觀與自身的邏輯。她的刑期不會因我的憤怒而少判，她的無罪也不需要我的呐喊來證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是統治者應該懂得的常識。善惡終將有報，曆史自有公斷。
屈指一算，待刑期滿大姐已年愈80了，我期盼她能活著出來。再見麵，我不會再勸她不說話，不寫文章，因為我記住了她的話——
新聞自由是吾輩的目標和旗幟。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裏。我是如此，你們每個人也是。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麵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
二十年了，我仍舊會做一個蛋，不停地去撞擊那麵牆。
大姐，讓我們一起。
2015年4月20日
麵對中共朝廷這種紅色法西斯，敢言不易！那是需要莫大的勇氣的， 那是需要錚錚骨氣的。
紅色法西斯可以禁閉敢言認識，可以鉗製一時，不能永遠。
良知是無法禁閉，無法鉗製的。
法西斯垮台有時，彼時既是中國良知恢複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