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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還配做我們的老師(ZT)

(2015-03-04 19:27:12) 下一個

     我們當代的學校教育是令人痛心的,無論思想、立場持左持右者,對教育的批評是驚人的一致。如李零教授正告當政者語:“大學不是養雞場。”如錢理群先生的名言:“我們的教育培養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資中筠先生說我們的大學教育:“聚天下英才而毀之。”無論地位是高是低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有條件的,送他們到國外去讀書。這種送,即是我國人最後的底線,一種血緣之善:自己可以忍受罪苦,而把孩子送到光明的、有希望的、宜居宜學的國度。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為此感歎:“別老說正路邪路這些讓人莫名其妙的話。人們心裏都很清楚,你們把自家孩子往哪裏送,哪裏就是正路。”

  在移民赤字、人才赤字中,我們的留學(課程)赤字也是相當驚人的。我國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新西蘭等國的第一大留學生生源國,在我們兩三千萬的大學生中,堪稱精華一百多萬人在海外。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外國留學生占其全國大學生的比例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我國這一比例隻有百分之零點多。我國人到美國留學的人數是美國人來華留學人數的十倍以上。

  不用說漢唐盛時的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末世,也少見這樣的教育奇觀。考察中外教育,同樣寒窗十年,我們教育出來的人跟人家教育出來的人難以相提並論。資中筠先生說,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中國的人種都會退化,“這個過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樣”。

  這樣的教育一如霧霾,大概是我國人的業力或宿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孩子要尋求出路,除了出國一途,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自救、同濟共濟。借魯迅的話,不要相信當道者,不要相信成功人士,不要尋什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在跟人的互動中,去尋找同道,尋找真正可以師法的健康生活和高尚人格。

  說人格高尚者才配作我們的先生,這話在今日語境中顯得“高大上”。經濟學假設、潛規則流行、三觀盡毀的無節操,使得當代人的心性人格之矮化、言行之粗鄙成為國人“你懂的”普遍現象。斯文掃地,師道之無尊嚴,也成為大家歎息又無可奈何的現象。也許隻有我們這裏,老師才被學生稱為“老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們被很多人漠視、輕視,甚至仇恨,“新三座大山”中即有教育大山,“眼鏡蛇”荼毒國人被列入民謠中並不讓人意外。“古之學者必有師。”今天的人很少有人稱讚自己的老師。鄧康延先生主持拍攝的《先生回來》紀錄片,選取了民國史上的幾位校長、老師,在北京798展覽時,曾創下一周十萬人參觀的奇跡,就是因為在師道師德問題上跟人們產生了深切的共鳴。

  這是一個讓我們說來不免羞恥的話題。但任何輕薄都有違東西方文明對師道尊嚴的規定。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師者,天地君親之大倫中之一倫也。跟教書匠不同,跟愚民愚人者不同,師者是人生百年中的典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惟有這樣的師道師德加持我們,我們的人生在頑時才能提升為廉,在懦時才能立誌,在怯時才能勇猛精進,在薄時才能校正得敦厚,在鄙時才能轉變為寬廣。

  師道,在中國語境中就是君子大人之道,這種大學之道,就是要把人從“子民”“百姓”“小人”狀態解放出來,使其知道自己光明的品德,更新自己的生存或生命意義,達到至善至美的境地。這就是《大學》開篇開宗明義強調的,也是朱熹一再稱道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從《大學》等文獻中可知,中國文化的教化之道跟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相通,都是要培養豐富的人、全麵的人,《大學》所弘揚的人格德性更近於現代社會的公民人格。《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我曾經說,從《大學》中還可以推論,那些一生停留在修身階段的人還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隻顧小家停留在齊家階段的人還不是君子大人,那些一生隻止於治國階段的人還不是君子大人,他們既不擁有傳統意義上的“大學之道”,也不具備現代文明社會的公民人格。在這個層麵上,中國的“大學之道”與其他文明的聖哲心地相通。蘇格拉底坦承:“我試圖說服你們每個人不要更多考慮實際利益,而要更多關心心靈的安寧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慮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亞裏士多德則認為,判別一個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為標準,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組成。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對人類社會提出了一個原則:“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我們因此可以理解,在傳統中國,師者何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按中國人的理解,天佑我們,以君,以親,以師來加持我們。在這中間,師者的心地是最為自由的、光明的、高尚的。尊師重道是我們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因為,“師哉,師哉,童子之命也”。老師決定了學生一生的命運。師者對學生的引導,就是“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禮記》為此明確地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大學》則深諳人性中的陰暗和果報,“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正如你說話不講道理,人家也會用不講道理的話來回答你;財貨來路不明不白,總有一天也會不明不白地失去。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當代中的很多怪現象,有些學官、教授為大眾嘲笑、詛咒,即在於他們的狂悖,他們的人格矮化、官化得成為一個個的笑話,他們是“教育霧霾”的製造者。

  由此我們能夠理解什麽樣的人格才配作先生,沒有德行的人其靈魂也是陰暗猥瑣的。今天我們社會流行的成功之道,以及官本位文化,在有尊嚴者心中,隻是“世祿”,它們既非我們的師道,更非人生健康幸福的指標,但遺憾的是它們仍為很多人師法,它們仍在流行。它們的流行讓我們與一切健康的人格、高尚的心靈相睽違。古希臘的聖賢伯裏克利說過:“我們既關心個人事務,又關心國家大事……毫無疑問,那些深知戰爭的災患與和平的甜美,因而能臨危不懼的人,才稱得上具有最偉大的靈魂。”

  考察東西方文明的教育之本,我們可以辨識一個人的人格之涵養乃是人生社會的終極。中國人講,與天地參,即是此意。這種頂天立地的人格養成,並不高深,因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儒釋道在此殊途同歸,一個人隻有示現仁義,其人生才可圓滿,庶幾無愧。而西方人在此的詩意仍然一致:康德說,“人是目的”;兩千年前的伯裏克利則驕傲,“我們雅典總的來說是希臘的學校,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具備了完美的素質,都有資格走向沸騰的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有最優雅的言行舉止和最迅速的辦事作風”。

  在我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這樣一副對聯:“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這是乾隆皇帝為孔子寫的。雖然很多人對孔子不以為然,但他作為老師卻是當之無愧的,我們可以從孔子和弟子的關係中學到很多東西。那樣的人生情境,今天仍讓人向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餘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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