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華人移民的家庭裏,北美出生或北美長大的子女,尤其是還在小學和中學讀書的小東西,常常會自以為是地指責、教訓、嘲笑甚至欺負半路出家的移民父母,說父母這也不懂,那也不對。很多父母因為語言不好,工作不好,對本地的人情、行情和國情缺乏了解,所以沒有自信,不敢也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樣的家庭霸淩(Home Bullying)。
歸納起來,孩子們不滿移民父母的,主要有這麽幾條:
l 喜歡論斷(Judge)別人;
l 常常以偏概全,以1%否定99%;
l 太節儉,不肯消費;
l 對集體活動不熱心;
l 不遵守垃圾分類規定;
l 沒有禮貌;
今年暑假,我膝下的兩個“刺頭”來農莊幫忙。有一天,我把小女兒準備的狗食喂了鄰居家的狗,她心生不滿,於是就在飯桌上數落開了。假期過後就要上大學的兒子也跟著起哄,在一邊幫腔。
我解釋說,咱家的狗有幸生在華人家庭,中餐、西餐交替著吃,湯水、骨頭更換著給,可它們還是經常鬧飯局。鄰居家的狗,永遠都是工業製成的Dog food。它們聞到Chinese food的香味,尾隨而至,都在我身後眼巴巴地轉悠老半天了。把別人吃膩了不想吃的食物送給垂涎欲滴的人,這樣劫富濟貧、調劑餘缺有什麽不對呢?
兄妹倆不知是沒聽懂,還是不願意聽,繼續在那裏不啦不啦說個沒完。我騰地一下火就起來了,拍著桌子對他們說:“老子是大國國民,你們兩個小國雞犬懂什麽,再羅嗦把你們的頭打成粽子!”
小女兒知道老爸疼她,不會真打,就跑到我跟前摸我的頭,說要演示頭被打成粽子的樣子。兒子見我發怒,便不敢再衝撞,隻是詭秘地小聲反問我一句:“加拿大到底是大國,還是小國?”
我說這個問題幾年前滑鐵盧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網上論壇討論過了,結論很簡單:加拿大的國土麵積、工業化排名、社會進步程度,是“樣子大國”;加拿大的人口數量、軍事實力、國際影響、曆史貢獻,特別是執政者和意識形態操控者的心胸、見識還有能力,實在是“蕞爾小國”。為了進一步闡明我的觀點,我接著跟兒子講了幾個真實的故事。
1. 克雷蒂安總理的自白
大約在2001年前後,我剛來加拿大不久,對加拿大的認識還很有限。有一次,新聞裏報導說,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要去中國訪問。臨行前他信誓旦旦地答應人權組織,保證在見到中國領導人時,當麵表達加拿大人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希望中國政府采取切實行動,改善中國不堪的人權狀況。可他在將近一周的訪問過程中,根本就沒有兌現承諾。回來以後,有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問起此事,克雷蒂安回答說:“我們是小國,不應該對一個大國說些什麽。”從此以後,加拿大是小國的觀念,便深入我心。
2. Work place的衝突
911事件暴發前,我在機場附近一家空陸聯運公司當搬運工。公司的老板是加拿大本地白人兄弟倆,都不愛說話,有時候一周也說不上10句話。員工大多來自中南美洲的一個小島國,皮膚淺棕色的黑。我和一個叫John的美國芝加哥人,是通過Job Agency找來的。因為我倆是後來的,又是臨時工,所以,工作中受盡了這幫小國老黑們的刁難和欺淩。John是個窮得隻剩下一身肥肉和一把力氣的白人無產者。麵對老黑們的欺淩,他雖然多次想報複,可鑒於已有四次打架鬥毆而入獄的前科,不敢再犯,所以隻好忍氣吞聲。
有一次,John從貨箱上跌下受傷請假沒來,一向給我和John過不去的奧馬,認為整我的機會來了。他不僅胡亂指揮我做這做那,還直接稱呼我China man。我隨手抄起因搬運過程中破包而散落在地的一雙鞋帶還係在一起的鞋子,重重地砸在他的背上。就在他縮脖子叫哎喲的當口,我一個箭步衝到他跟前,照準他的膝窩就是一腳。他剛一倒地我就用右膝頂住他的胸口,左手抓著他的衣領,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用力地放在他的眉毛下麵。來拉開我們的是奧馬的姐夫丹東,另一個我想“Punch your face”的人。這次突然的“回敬”,不僅贏得了兩個混球的道歉,還為我和John贏得了二個月的太平歲月。
911事件後,航空港的貨運量大減,我和John的工作也黃了。在去College讀書前,我又找了一家專做日本索尼公司產品改包裝的廠家去上班,一個月試用期後順利地拿到了Permanent工卡。這家公司是加拿大與亞洲一個“半半島”國合資的企業,員工絕大多數都是這個半半島國人,Supervisor也並不例外,隻有一位台山老大姐和我兩個中國人,她幹的活最難,我幹的活最亂。這家廠的Work culture非常奇怪,員工在車間始終保持一路小跑的姿勢,見到Supervisor都要點頭哈腰,老板來工廠檢查工作時,一手叉腰一手指方向,那頤指氣使、裝腔作勢的樣子,酷似中國官員。
有一天,我記得是Afternoon Shift,剛上班沒多久,Supervisor先安排我到流水線的上遊填料,接著又改派去CD Room貼標簽,板凳還沒坐熱,他又吼叫著讓我去辦公室打雜,再轉回流水線接替離開的女工。我剛剛代表大家向他提出履帶轉動的速度太快(too fast),他立刻糾正我說“so fast”。
因為CD和錄像帶都有一層薄膜包著,改換包裝時需要重新加熱,並排滾過加熱器的包裝盒一半以上粘在一塊,必須用人手將它們分開。如果Assembly line的速度太快,工人的動作也必須加快,手指接觸產品的機率就會增加,而此時薄膜上的溫度來不及散掉,工人的手指被滾燙的薄膜燙出水泡的很多。我其實是為幾個印度和阿根廷女工請命的,沒想到Supervisor竟然凶巴巴地對我說,這是工作,你要不願意幹就回家去(Go home)。
我一聽這話,轉身就走,直奔更衣室取包裹,打完卡就去Supervisor辦公室,把工卡往他桌上一放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工廠。他見我真的甩手不幹,趕緊追出大門,一再向我解釋他也是沒辦法才這樣做,如果我回去,他願意考慮給我換一個位置。我說謝謝你的誠意,其實你待我很好,但這裏的工作文化我不喜歡。
在回家的公交車上我想,加拿大移民官對我們華人移民申請者,橫挑鼻子豎挑眼,極盡刁難之能事,結果把我們華人中最優秀的人賺到加國,而他們卻放開閘門讓這些莫名其妙不三不四的人蜂擁而入。可見加拿大移民政策中確保移民素質一條隻是幌子,掩蓋的是深怕中國來人太多的小雞肚腸。而對我們中國移民來說,今後最大的不適應,很可能就是大國國民與小國雞犬的不和諧共處。
3. SARS流行時的遭遇
2003年初夏,SARS已經肆虐了半年。一向運行正常,感覺良好的加拿大公共醫療體係,在致死傳染病的衝擊下亂作一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華人與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也因為病毒來自中國而被蒙上了一層看不見,但卻能真切感受到的陰影。
一天早晨,我從Guelph 返回Mississauga,在401號公路旁的加油站加完油,進小商店付款的時候,我發現原先站在吧台前跟服務員有說有笑的三個白人老頭,一見我進來就立刻止住談話,悄悄地繞著我溜了出去,那動作之快,神情之緊張,就像女士們看到蛇和老鼠一樣。
途經Highland Farms超市時,我順便進去買點蔬果和食品。超市裏人很多,每一個收款機前都排了好長的隊,就連快速通道也不例外。我買的東西不到8件,但我還是就近站到了一個短隊形裏。排在我前麵的是一位卷頭發戴眼鏡的白人男子,他見我緊挨在他身後,就轉身小聲地對我說,你可以去快速通道。快速通道的人比這裏多,顯然他不是在提醒我站錯了隊,而是畏懼我跟他挨得太近。我其實看出他心裏的貓膩,就裝作沒聽見。沒想到一分鍾後他又回頭重複一遍,我立即回他說:“I am the scarecrow. You are the bird. You move!”(我是稻草人你是鳥,該跑的是你!)
回到公寓上電梯的時候,電梯裏就我和一對孟加拉國母子,小男孩約在6歲上下。我一進電梯的時候就聽見他對母親說:“病毒來了。”(Virus’s coming.)說完就用手指捏著鼻子,盡管媽媽多次示意他不要這樣做,但他還是捏著鼻子瞪大眼睛看著我。見他是個孩子,我就打趣地跟他說:“ Are you swimming here?”(未完待續)
海外的中國人就該有點血性,總夾著尾巴做人太累不說,人家還瞧不起這樣的,認為好欺負。
為你叫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