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原刊於《巴黎評論——虛構的藝術》第137期的訪談。我選擇了一部分文字,雖然並不完整,但它仍舊是我們觀察和傾聽愛麗絲·門羅的一扇門。這一段聲音,從克林頓鎮門羅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格裏·佛蘭米林住的家中傳出。這裏是門羅寫作的地方。辛西婭·奧茲克曾經說,“她是我們時代的契訶夫,她將會比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更長久地被讀者記住。”門羅全然沒有某些著名作家的炫耀或者自誇。是的,正如她平實的聲音……
寫作是一種絕望的競賽
你上大學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開始認真寫作了?
是的。我沒有機會去嚐試別的什麽事情,因為沒有錢。我明白我隻能在大學讀兩年,因為那時候的獎學金隻夠維持兩年的。那是我人生的一段小假期,是段美好的時光。大學時光是我這輩子唯一不用做家務的日子。我大學第二年結束之後立即就結婚了。我二十歲。我們搬到了溫哥華。結婚是件大事——還有搬家,也是個巨大的冒險。在加拿大境內,我們搬到了力所能及最遠的地方。我們倆一個隻有二十歲,另一個二十二歲。我們很快建立起了非常適當的中產階級生活。我二十一歲時就有了老大。我在懷孕期間一直像瘋了一樣寫作,因為覺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寫作了。每次我懷孕都刺激著我要在孩子還沒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頭的作品。但實際上,我從沒有完成過任何大部頭的東西。
你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時間用於寫作?
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的寫作時間是在她們上學之後。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寫作。我丈夫和我擁有一間小書店,甚至我在書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裏呆到中午時分。我是應該在家裏做家務,可我用來寫作。後來,我不用每天都去書店上班了,我就寫到家裏人回家吃午飯,還有他們吃完午飯離開之後。大約寫到下午兩點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開始做家務,爭取在晚飯前把事情做完。
你在她們睡午覺的時候寫作?
是的。從下午一點到三點。我寫出好多東西,不怎麽好,不過,我還是挺多產的。在我寫第二本書《女孩與女人的生活》的時候,我創作力非常旺盛。我要照顧四個孩子,因為我女兒的一個小朋友和我們一起住,我還要每周在書店幫兩天忙。我曾經試過一直寫到淩晨一點,然後第二天一早六點起床。我記得自己曾經想,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我會心髒病發作。我那時候大概隻有三十九歲,可我卻想到了這些;然後,我想,就算我死了,我也寫出了那麽多頁的東西。他們會明白這個故事如何發展。那是一種絕望,絕望的競賽。
作家是什麽?首先就是靠寫作為生的人,他/她們起初都不是解決溫飽之後“玩文字的人”,從狄更斯到門羅,成名之前都是為麵包而掙紮的人。沒有掙紮的人,如何透析得了生命之本質?!
有評論家說:“逃離是現代人的悲劇性機緣,人人都得以望見別處卻不能真正了解,都試圖逃離命定的位置,想從蘋果變成橘子,或者逃離過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預見的未來,乘火車、輪船、飛機,竭盡一切可能,特別是在加拿大那樣一個地方,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所謂的“由自然之力造成的死亡”(death by nature)還時常發生的地方,逃離或許是一種普遍的願望,但愛麗絲·門羅描繪了這種願望,又逐一扼殺了這願望,給所有逃離者以報應,或者說,逃到哪裏,都還是一樣”。
如果這句話是對的,那麽我們今天的寫作是不也是一種”逃離“。每天日常工作的乏味及單調,似乎寫作成了一種可以讓我們”逃離“的方式,如果寫作是為了換取麵包,我還會選擇它嗎?
博客中的小說大部分屬吃飽後‘硬撐’出來的, 許多隻是屬“自戀”性無病呻吟的產物?
不完全同意,有的是,有的不是。由己及人,有時未免太絕對。
寫作其實隻是一種情感的渲泄,通俗點就是有話要說,記錄自己的心路曆程,為自己留下點文字,如此而已。
如果要用寫作換麵包,我會餓死的。。。
反而亂寫。我現在挺懷疑所謂的”以文會友“的真實性,人交往深了,裏麵暗藏的黑暗也就顯露出來。所以人和人保持點距離比較好。
同愛 Russian painter: Marc Chagall.
如果寫作是為了換取麵包,我還會選擇它嗎? 當年莫言就是為了能吃上餃子而奮發寫作。
--》 估計我不會的。 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