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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愛、性、快樂——弗洛伊德與路易斯的終極之問

(2014-09-25 01:50:56) 下一個

2014-09-25 臨風 ijingjie

《境界》獨立出品#經典回顧之經典人物#

文/臨風

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阿曼德尼科利(ArmandNicholi)所開的“弗洛伊德和路易斯:兩種相對的世界觀”這門課,三十多年來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課程之一。

2002年,尼科利教授根據他的講義寫成了《終極之問:C.S.路易斯對辯弗洛伊德》(或《兩種上帝》)這本書,副題是“永恒、愛、性、快樂——C.S.路易斯‘對辯’弗洛伊德”。出版後洛陽紙貴。

為什麽這從未謀麵的兩人之間的對話如此吸引人?不單因為兩位大師名聲顯赫,更因為所討論的問題觸動了人類最深處的神經。優秀如哈佛的學生,還是要追問:人生的意義何在?如何才能快樂? 愛與性的掙紮何解?

內心的空洞,何以滿足?

75年前,1939923日,弗洛依德去世。他是20世紀最著名心理學家和“科學的世界觀”的旗手。

終其一生,他對“宗教的世界觀”攻擊不遺餘力,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是種逃避,一種幻想,源於兒童期對一個完美化的父親的渴望,是我們強烈的想像力和我們強烈的需求的“投射”,隻有心智低下的人才會有宗教信仰,人類應該長大了!20世紀的世俗化受他的影響至巨。

路易斯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和文學批評家。他是20世紀著名作家,也是最受歡迎用理性護教的基督徒學者。二戰時僅次於邱吉爾首相,他是大英廣播公司上最熟悉的聲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但路易斯從小卻是堅定無神論者。他比弗洛伊德小40歲,青年時期他對弗洛依德所提出來的質疑也曾作過深度的思考。

在牛津教學時,他想起童年以來屢次莫名的體會,那種彷佛進入另一層境界的渴望,他隱約體會這種喜樂不同於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緒,它帶給人心的撫慰不是因為擁有什麽,而是因為渴盼什麽。

此時,他讀到切斯特頓的《永遠的人》,終於做出“有神”的結論。他說:“我獨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學院的房間,夜複一夜,每當心思從工作移開,我總是非常不情願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麽堅定。最叫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在1929年一個晚上,我降服下來,承認上帝的存在,並跪下來禱告。那時的我,可能是全英國最沮喪、最不情願的信徒了。”

就這樣,他成為了一個有神論者,但還不是基督徒。經過好幾月摸索,總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1931年秋天,他有一次與兩位同事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爾金),討論到神話、幻想以及福音的可信性。飯後,他們散步,繼續討論到清晨三時。這次的談話對他影響至深,9天後他接受了基督。

這個抉擇完全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人生和寫作。

路易斯認為,人若不認識狼狽不堪,就不能了解聖經。安慰是沒有辦法追求的。人們若是追尋真理,他們或許能得到安慰。但如果人們尋找安慰,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

在路易斯的體驗中,要活出基督教世界觀是痛苦的。要我們把經年累月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意誌交付出去,就像一種死亡,這絕不會是人們的願望。

“如果在我內心有一種欲望,是這世界任何東西都無法滿足,我可能是為著另一個世界而造,並不證明整個宇宙是一個騙局。”路易斯說。

弗洛依德把這種更深的欲望與他幼年時與父親在林中散步,想要擁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寫自己一生都在追尋這種感受,但總不得其門而入。

早年,當弗洛依德在維也納大學求學時,受教著名哲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他原是天主教神父,為反對教皇無誤論而還俗。弗洛依德非常佩服這位為人正派、富於想像力的老師,而且他有神論的論點,叫他無法反駁,使他幾乎承認有神。

但他一生總被這個“幼稚”的渴望纏擾。他的女兒說,父親給好友的信件中充滿了這些字眼:“靠上帝的幫助”,“若上帝許可”,“良善的主”,“我秘密的禱告”。

世界觀對人影響深遠。路易斯信主後徹底改變,從一個憂鬱、內向、悲觀的人,轉變成一個開朗、外向的人。好友們描述他:“非常有樂趣,有機智,容易相處,體諒人,對別人的福祉比對自己還關心。”

相反弗洛依德是倔強的悲觀派,作為一個強調人類尊嚴的人,他對人性的評價卻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依我看,不論人們對倫理的看法如何,他們大多是垃圾。”

愛與性的掙紮何解?

弗洛依德被奉為鼓勵性開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權威。從無神論的世界觀出發,他眼中的人是純生物性的。他把人類一切形式的“愛”,都看作“性愛”的表現,“情愛”與“毀滅本能”,是人類僅有的兩種本能。性愛的衝動,是人類交往的基本動力。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性欲的衝動”包括友情與親情。他甚至認為人類的“性生活”始於新生兒並逐期發展。這連醫學界都沒法接受。

但他無論對自己或教導孩子,卻遵照傳統道德標準。他認為女人不必在外拋頭露臉,夫婦性關係為要繁殖後代,否則就不正常。他在三十多歲有第六個孩子後,就與妻子停止了性關係。

路易斯不同意弗洛依德的愛觀,認為它過分簡化,他把“愛”分為四類:親情、友情、情愛和聖愛。

有人說:“世上最接近上帝的愛就是母愛。”路易斯並不同意,他把愛的性質分成兩類:“施予愛”和“需求愛”。我們常把父母的愛,歸類“施予愛”,而孩子對父母親的愛,則是“需求愛”。但“需求”與“被需求”兩者,其實相互依存。世上的施予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有操縱、控製被愛者的欲望,甚至連“自我犧牲”都可能是一種控製手段。

路易斯指出,友情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礎上,更富有“靈性”。但朋友圈也容易形成私黨,促成圈內人的驕傲和優越感,對圈外人的排斥。這個圈子容易彼此影響,加強共同點,使好的更好,也使壞的更壞。

情愛包含性愛,但性愛不是情愛,甚至可以有性而無情。他用英國人的幽默說,一個好色的男人,所要的並不是一個女人,她不過正是滿足他欲望的工具。

尼科利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學學生時發現,人們對性的追求,常因缺乏歸屬感,並要填補內心的空虛。因他們渴求親密關係,性的追求就是他們的掙紮。

路易斯用羅馬的美神維納斯來代表性愛。他呼籲我們不要對維納斯太過認真,否則會受到傷害,“維納斯是一個嘲弄人的精靈,不能算作神祗,她喜歡戲弄我們於股掌之上。”

他認為,真正的情愛,其對象不是性,而是被愛者的全人;所讚歎的,是愛的對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這是親密性最真摯的表現。上帝的愛是一種完全的投入,他給人類立下了愛的典範,也賦予我們愛的天性。

愛侶的危機並非是過分崇拜對方,而是把情愛當作偶像。除非情愛受到上帝的約束,否則,當人們把它當作偶像來敬奉時,它就變成了妖精。

路易斯曾在《驚喜》書上寫他與伊的戀愛史和短暫的婚姻:“那幾年,我和妻子盡情相愛——我們經驗每一樣式的愛,沒有一處心靈或身體,沒得到滿足。”她的去世給他極大悲痛。或因如此,他對情愛和聖愛才有如此深刻洞見?

他洞察到愛不隻依靠感覺,更依靠意誌。是一種深沉的合一,因習慣而更為加強。它是從眾愛之源的上帝而來。這起初的愛,是種“施予愛”,就是在被愛的對象不值得愛或不可愛時,還能去愛。人間的愛並非不好,也非次等。但需要引導,使花園特別的,是園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這就是聖愛的功用。

神學家奧古斯丁,曾因一個好友的去逝而悲傷地說,不要把愛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那都是暫時的。把愛放在他們身上,至終會讓我們不快樂。路氏認為這是希臘哲學的立場,不是聖經的教導。

“任何的愛都會使我們容易受傷,甚至破碎。隻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墓裏,才不會受傷。”

那種想要保護自己,不致於被愛傷害的作法,並不是從上帝來的。想要逃避因愛而來的傷害,並不能讓我們更靠近上帝。我們應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傷害,並把傷害交托給上帝。如果我們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就讓它破碎吧!

弗洛依德觀察到,在所有人的組織,家庭、公司、機構、教會中,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達到該團體的目的,而是如何處理個人間的敵意和矛盾。尼科利教授指出,終其一生,弗氏對人性的觀感非常負麵,也常與好友翻臉,總認為別人虧負他,友情亦不能長久。路氏在改變前,也是一個很難親近的人。但有信仰後,他變得非常隨和,容易親近,而且真心關切別人的需要,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如何麵對自我品格中的缺陷?

二戰前,當愛因斯坦憂心忡忡地寫信問弗洛伊德,人類當怎樣才能避免戰爭,弗氏回答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將整個社會歸服於‘理性的專製’之下。”

話雖如此,但當他發現,心理分析,並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師更為有道德時,他也感到非常失望。

弗洛伊德對良心的形成,提出一個新鮮理論。他宣稱,孩子大約5歲時,把父母的教導,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內化,逐漸和“自我”結合。他把這種內化的父母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這使人類之所以成為有道德的社會動物。

路易斯則觀察到:全人類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該當怎樣為人(至少,別人該當怎樣為人)。但他自己又常達不到這種要求。這種內在訴求不是科學或進化論可解釋,但符合聖經立場。保羅把良心稱作“心中的律”,是我們內在道德律的頒布者,是催促我們行動的內心警察,也是與“肉體中的律”(罪性)交戰的。

其實良心並不是一個永久可靠的調溫器,它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遲鈍、麻木,甚至變質,但不會消失。在《人的拆除》一書中,路氏指出,當代的教育所培養的,多是些頭腦聰明,但卻沒有胸膛(品格)的學生。品格雖然受到道德觀的指導,但它的薰陶與塑造卻需要一種理性以外的動力,而不僅僅是知識。不要以為,隻要上些“怎樣控製憤怒的情緒”的課,就可以叫人性情溫和了。

路易斯認為,曆史中無論哪種文化,一向都對道德律非常敏感。但這種敏感度從20世紀起顯著下降,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學對社會的影響。

他認為,弗洛依德對“壓抑”與“禁製”的理論,暗示羞恥感是危險、有害的。這種學說鼓勵人采取開放的道德觀,告訴人們,那些不合約束的行為與思想(如性開放)都是自然的本性,犯不著有什麽羞恥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對懦弱、欺騙、妒嫉和不貞節的寬容度,遠超過以往所有文化。曆史證明,這樣的社會將逐漸失去其共同的價值基礎,造成價值觀的混亂。路氏認為,在這種心態之下,聖經中贖罪和拯救的觀念就沒什麽意義了。

今天流行的“這是我應得的”的心理,很可能與弗氏學說有關。當罪惡感是有害的,當我的欲望都是合理時,所謂忍耐、犧牲、節製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甚至犯罪也不過是一種疾病。難怪20世紀以來的人類,如此耽沉於立即滿足的習慣中,這是自我中心的社會自然的表現。

弗洛依德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有許多證據顯示,終其一生,他經常在“臨床性沮喪”的症狀中掙紮,甚至有好幾年需用古柯鹼來幫助他放鬆,表明他極可能懷疑自我價值。

但另一方麵,他好像又自我感覺良好,給朋友的信上,曾稱自己的正義感,對人的關懷,不占人便宜和不願讓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與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的道德觀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礎上,當自己比別人做得好時,帶來的多半是驕傲、自得。

路易斯卻關注客觀道德律的要求,結果他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驚,使得他開始尋求外來的幫助,最後終於離開無神論,接納了一個靈性的世界觀

苦難至極,何以安慰?

弗洛伊德雖名滿天下,但一生坎坷。三歲時,他最親的保姆被解雇,幼小的心靈受大創傷。從上小學到大學到教職,終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歐洲排猶氣焰的傷害,處處受同儕排斥。甚至老年逃到英國,還受到岐視。這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也堅定了他獨立判斷的傾向。

最後16年,他受盡上顎癌折磨。他最疼愛的女兒和孫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戰爭與死亡的思索》中他寫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請你為死亡作預備。”

弗洛依德就是一個深深為死亡問題困擾的人,活在憂鬱症陰影下。他對死亡有超乎尋常的莫名恐懼,常夢見死亡,而且對之充滿迷信。他認為上帝如果存在,並不像慈愛的父親,照顧善良無辜的人。有些痛苦則是他人加給的,例如好人往往吃虧,壞人往往得勢,這才是最大的痛苦。他的結論是:人生難熬,我們經常活在焦慮的期待中。

1928年《一個宗教經驗》一文中,他控訴上帝容許恐怖事件發生,他要上帝對此負責。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現出自己的憤怒和反叛:“我對上帝毫無懼怕,如果我與他麵對麵,我對他的控訴將遠比他對我的控訴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但恰是他的無神論的立場,使他無處投訴。他在《幻想的將來》(1927)中說:“他們必須向自己承認,自己是完全無助的......他們沒有求告的對象......在命運的麵前,隻有無言的無奈。”他不知道怎樣安慰受苦中的人們,隻能鼓勵他們無奈認命。

弗洛依德是執著的叛逆者,在選擇安樂死那天,讀巴爾劄克的《驢皮記》。這兩個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學家,因未受重視,缺乏成功,而考慮自殺。兩人分別走上與撒但立約,出賣靈魂換取成功的路。

與弗相似,路易斯也是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他九歲喪母,打擊至大。近50年後寫自傳,他傷痛猶新:母親去世後,“一切快樂都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路易斯與父親的關係逐漸疏遠,兄弟兩人相依為命。後來在學校他碰到一位苛刻無情的老師,他感到無助和拒絕。一戰中,他眼睜睜看見被炸爛的軀體,好像被踩扁的甲蟲,在地上蠕動。他目睹親密戰友的死亡,自己也負了傷。在醫院養傷時,他非常孤單、沮喪,常常作噩夢,無法安眠。

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在62歲時失去愛妻喬伊,這打擊叫他無法接受。他心中絞痛,失魂落魄,無法與人交談。

他被巨大的空虛感所震懾、癱瘓。他形容說:“好像那條腿一再地被砍斷,那第一刀不斷地刺進胸膛......那隻啄食普羅米修士肝髒的老鷹,每次都下嘴在一塊顫抖的新肉上。”

他不斷地呼喊:“上帝,你在哪裏?”他覺得當他最需要上帝時,當他絕望時,那扇門卻當著他的麵關閉了,而且從裏麵上了鎖。所留下的隻是可怕的寂靜。

為什麽在順境時上帝這樣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見蹤影?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也是這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何離棄我?”路氏卻直爽地問:“難道這樣就會使人更容易明白麽?”

他體會,此時最大的危險,是對上帝的屬性產生懷疑。苦難使他失去寫《痛苦的問題》時那種論理的能力。他如今無法想像,一位全能又全愛的上帝,竟能容許無意義的苦難臨到他。他後來承認,這瘋子般的情緒,妨礙了他接納任何安慰。

逐漸地,陽光回到他的心靈。雖然上帝並未解答他一切問題,但他感受到,一種親切在安靜地注視他,好像在說:“平安吧,孩子,你還不能了解。”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困難是沒把焦點放在上帝身上,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難上。

“為死亡悲痛的過程,是經曆愛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後他領悟到。

對於死亡,他說,耶穌基督為人類的苦難和死亡哀歎、流淚,表明了他對這種災難的厭惡不亞於我們。他的受死,表明人類曆史以外的力量,進入了曆史,幹預了死亡和邪惡的勢力。耶穌經過死亡,也戰勝死亡的轄製,為人類提供再生的盼望。

因此,路氏能平靜麵對自己的死亡,不但毫無遺憾,而且充滿歡愉和期待。他曾在一封信裏寫:“如果我們真正相信家鄉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個尋根的過程,我們怎能不盼望它來到?”

受苦的人往往找不到意義,特別在孤獨中承受時。一個人如果自傲到以為無人能安慰時,那種死寂或許才最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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