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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馬六甲海峽的新加坡是一個僅有641平方公裏的城市國家，卻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宗教信仰。在那裏，宗教是較為敏感的話題。或許已逝總理李光耀的觀點最能代表新加坡民眾對宗教的態度：與其什麽都不信，不如有個宗教信仰。
李光耀本人在一個傳統的華人家庭成長。87歲生日之前，李光耀接受《紐約時報》采訪，他坦言宗教可以幫助他人，也承認宗教的力量影響他的價值觀念，比如，他雖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和夫人踐行教會的婚姻價值觀。
在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中，至少有兩件事令他意識到，宗教的力量是如何幫助到人的。第一件是他當年目睹身為天主教徒的前財政部長韓瑞生二度心髒病發，當神父正在為他進行臨終禱告時，即使他知道自己就要離世，卻始終保持一副安詳無懼的神情。
第二件事是他兩三年前經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首席投資官黃國鬆介紹，開始向靜坐導師學習每天靜坐20分鍾，並在心中誦念經文，以尋求內心的平靜。黃國鬆和同為天主教徒的妻子因每日靜坐日久有功，李資政從黃國鬆給他看過的妻子患癌病逝前度過的最後幾個星期的錄像中，可以見到他們都表現得極為平靜。
李光耀的宗教政策
實際上，新加坡多種民族雜居，多種宗教共存。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該地區均有極大影響，各類信徒涵蓋了全國人口的86%。
由於教派林立，新加坡政治的核心就相應轉到宗教政策上來。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政府製定了周密的宗教政策。長期以來，各教派相互尊重、和睦共處，這都歸功於李光耀政府多元一體的宗教政策。
新加坡政府對宗教幾乎沒有限製。政府鼓勵國民信教，並且相信宗教能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社會福利方麵發揮積極作用，為社會和國民造福。
但宗教是新加坡較敏感的問題．因而政府在宗教事務管理上曆來謹慎。早在60年代，李光耀政府就為宗教政策定下基調，即既發展又約束，這是李光耀宗教思想首次作為一項國家政策在社會實踐當中的嚐試。新加坡官方堅持認為，宗教作為一種天賦神力，具有積極和消極兩重性。
新加坡人普遍認識到，一方麵，神的啟示對一個人有道德感化作用。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或許李光耀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多次說道：“與其什麽都不信，不如有個宗教信仰。政府希望人民有個宗教信仰，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總比一個無所不為的無神論者可靠。新加坡的天主教在教育科學和福利方麵貢獻很大。”
在幾年後，當李光耀再次談起新加坡政府同宗教的關係時又說，“……我一向尊重教會，…我鼓勵人們要有信仰，因為不管是信神或是信仰別的宗教，都有助於抗拒不良風氣和使人產生回歸惑。”
作為一項政策，新加坡政府於1989年10月把李光耀的這種官方普遍認同的宗教觀寫進了《維持宗教和諧白皮書》裏，表明了政府對待宗教的基本態度。
《維持宗教和諧白皮書》指出：新加坡有不同的種族、語言和宗教。在新加坡，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錫克教以及各種原始宗教都擁有不少的信徒。在這種前提下，宗教和種族和諧，就不單隻是理想的目標，而且也是一個國家能否團結生存的必須條件。
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宗教、多民族的小國，除去處理複雜外交關係外，民族和宗教問題算是最棘手的了。李光耀和他的後繼者都認識到，宗教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將是一個一觸即發的“焦點問題”。他們深知，宗教和民族問題處理不當，不但會引起種族和教派衝突，導致社會恐慌和政局動蕩，還可能把全國人民辛辛苦苦取得的建設成就變為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根據多年來的執政實踐，他們認識到這種隱憂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各種宗教之間的力量失去平衡，導致衝突；二是教團勢力幹預政治，左右世俗意誌，使新加坡成為宗教國家。鑒於以上憂慮，政府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平衡各教派勢力和維護政教分離上。
新加坡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憲法》中明確規定：“宗教團體不應該卷入政治。”它們不能超越教育、社會與慈善事業的範圍，進行涉及所謂改造社會的激進行動。“宗教與政治必須有嚴格的區分”。
注：本文部分內容引自新加坡文獻館《試論李光耀的宗教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