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回鈴鐺閣（五）曆史課內外
上初三時，新來的閻廣耀先生給我們講世界曆史。閻先生是燕京大學曆史係的畢業生。這所由北美基督教會舉辦的，司徒雷登擔任過校長的著名大學1952年被撤消。校址燕園由北京大學遷入占用。
閻先生那時年輕，第一次上講台還有些不自然，講話略帶冀東口音。開口就稱“諸位”。我們隻覺得怪怪的，並沒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幾節課後，漸入佳境。閻先生 清晰流暢的講解，把我們引入誘人的曆史領域。他講課從不照搬課本。一切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隨口道來如數家珍。再不時地穿插些名人逸事，社會風 貌。讓我們聽得如醉如癡。記得講到法國大革命後期拿破侖當政，一節兩節，竟刹不住了。一連講了兩三周（每周兩節），同學們聽得過癮，要求繼續講下去。還是 閻先生清醒，說已經拉下進度，不能再逗留在這一個題目上了。好在新的課題同樣精彩。曆史連帶地理是我當時最感興趣的課程，從不為記憶發愁，考試沒下過九十 分。
升入高中後的曆史課，越來越枯燥，最莫名其妙的是大一時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是必修的政治課教材。學了一年，也不知道究竟在講什麽。其時，曆史已被政治侮弄，逐漸吞噬得血肉全無，隻剩下冰冷的意識形態框架。
作為一名業餘愛好者，我寧願接受簡單的說法：曆史是往事和對往事的表述。我感興趣的首先是曆史事件的真相。
但這恰恰反映了我的無知。不僅在知識層麵上，還在更深的認識層麵：曆史的真相是最難認識的。首先，你不可能不遇到阻礙。
鈴鐺閣圖書館藏書三萬多冊，我從書目卡片上查到一本名為“二次世界大戰畫史”，頗感興趣。隨即填寫了借書單，但圖書館的老師說，這書已經封存，不允許看 了。於是我隻能從蘇聯電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攻克柏林”去接受說教：二次大戰史即蘇軍勝利史。同樣，中國的八年抗戰隻有平型關大捷才值得一提。
1967年7月我曾借串聯之機，去瞻仰當年的平型關戰場。
鐵路還未修通，長途汽車隻通到繁峙縣的大營，步行十幾裏到平型關堡，在小學校過夜。訪問了當地的老農。次日出長城、穿關溝，至蔡家峪，沿河穀東行，在東河 南鎮供銷社花了四兩糧票一角六分錢吃了兩碗蔥花湯麵，下午到達靈丘縣城，參觀了原為舊廟宇（有寶塔一座）的平型關戰役展覽館。全天步行六十餘裏。
實話說，我是懷著朝聖的虔誠去的，是為著瞻仰“永遠健康”的副統帥的豐功偉績去的。然而結果卻令我驚異，使我迷惑。
老農滿帶自豪，講：這地方曆來是一有風聲就打仗。三十年前，中國軍隊和日本兵，在長城開戰，咱“副統帥”抄了日本人的後路，打了他的支援部隊。我問守長城 的是什麽中國軍隊，老農略遲疑，還是說了：是二戰區的。我知道，“二戰區”是指閻錫山部隊。我從未聽說過他們在此抗擊日軍，曆史課本，所有我能見到的資料 都是說閻軍“望風而逃”，我一直以為平型關大捷是完全孤立的一次伏擊戰。
長城已成廢墟（那張廣為流傳的115師騎兵出平型關的照片，拍攝的是關堡的北門，並非幾裏之外的長城上的關門）。沿小路下山至老爺廟，此處有新立的紀念 碑，山坡較緩，高處的廟宇已毀於戰火。一條大路西通關左是當時激烈開戰的前線，北入狹窄的關溝就是史料記載的伏擊戰場了。這溝長達8裏，寬隻有10—— 20米，左側靠著陡峭的山崖，右側上麵是高達十幾米的帶狀平地，溝內不見行人車輛。我徒然地想尋找戰爭遺跡，毫無所得，隻揀了兩枚紅石子，聊作紀念。這地 方使人聯想到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火燒葫蘆穀的傳奇，可作為三十年前雙方萬人交戰的場所卻有點小兒科了。依展覽所示，日軍在此被殲滅一個旅團多達三千人，如此 大規模的部隊行軍不可能不派出偵察小隊，至少也得在溝頂上有分支部隊作掩護。115師數千人的兵力在如此近距離的崖上守侯，也很難不漏出一點痕跡。我在想 象中無法複原當時的戰鬥情景。
這疑問在心底留存了四十年，直到在網上看了王石先生的文章，才解除了疑惑。
王石先生綜合了各方麵的資料，最後認定，平型關伏擊戰是在兩處發生的，一處在蔡家峪，由687團截住了由靈丘開來的日軍輜重大隊（運送物資的後勤部隊）另 一處是685、686團在老爺廟附近伏擊了日軍從前線返回的汽車大隊。兩處共擊斃日軍547人（詳見王石文：“八路軍在平型關的戰果到底有多大”）。狹窄 的關溝並不是戰場所在。
趙正楷老先生（《徐永昌傳》的作者）曾說過：自己常以文獻二分法衡量論文。一是‘曆史文獻’，二是‘時代文獻’。曆史文獻，是蓋棺後久久才能定位之真實史料；時代文獻則取便一時需要之文宣材料，不一定真實。
要認識真相，就必須把曆史文獻和時代文獻區分開。這樣做，並不是否定文宣材料在特定時期的作用。
在四十年前那個時代，即使是些微的置疑，都可能帶來沒頂之災。更不用說講真話了。揭示真相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一個曆史事件發生時，能真正了解的人本來就不多。在時間的長河中，經受過塗抹和消解，流傳給後人的真相能有幾許？
如果對曆史的真相弄不清楚，還能奢談什麽總結曆史的經驗，研究什麽曆史發展的規律？
幸好現今資訊發達，言論相對放寬。靠著少數學者的嚴肅負責的發掘整理，也靠著來自民間的越來越自覺的回憶。我依然可以在閱讀和思考中滿足我對曆史的興趣。
最後再說說閻廣耀先生，我們從鈴鐺閣畢業後，聽說閻先生也去了北京讀研究生。寫此文時，我在Google網上查得一條信息。閻廣耀與人合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閻老師，他完全具備這樣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