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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從畢福劍的尷尬想起美國人罵總統

(2015-04-13 11:08:39) 下一個

     從畢福劍的尷尬想起美國人罵總統

                    高翔

一九九七年赴美探親,正趕上美國總統和女實習生的婚外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之際。在商店購物,會看到以總統頭像作衣架的招牌,並且還給這頭像衣架上披上一花圍巾,惡心總統好色。賣明信片的櫃台,竟然有一種以總統和夫人合照的明信片,更為惡搞的是將兩人的都做成了和尚式的光頭。到華盛頓旅遊,又看到有十幾個人圍著白宮呐喊示威,大罵總統“你背叛了我們!”“克**下台!讓人失望的總統滾下台!”大街上更是隨處可見用硬紙片做的總統與夫人的肖像,遊人可以攬著他(她)倆的肩頭與其合影。這種情景讓我大惑不解,便問在美親友,在咱國內個人肖像都受法律保護,堂堂美國總統怎麽可以任人作踐呢?他們這樣回答道:因為總統是被全民選出的令人信賴的公眾人物。他賺著高薪,換句話說就是納稅人聘用了他為人民辦事,他就該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心跡雙清。美國人罵他,還不僅僅是因為他有婚外情,更為氣憤的是調查他時他沒說真話。美國人最討厭說謊。他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你不誠實,在其它事情上就失去了信譽。所以對他失望,叫他下台。納稅人有權監督自己的總統,而揭發出問題的記者還可以獲獎。他們甚至印刷了兒童版的簡易讀物,告知小學生總統犯了錯誤,以尊重小“公民”的知情權。

在如潮的唾沫聲中,我們以為克氏被攆下台隻是時間問題,不料他卻平安著陸,一直坐滿八年任期。原來在民意調查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公民投了同意其完成任期的票。他們認為總統雖然失去了道德說教的講壇,但在其就職期間美國經濟一直持上升趨勢,給國民帶來了好處,沒必要攆他中途下課。

這不禁又讓人感歎,美國公民怎麽會這樣地有理性呢?他們的公民素質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上的呢?

最近,我看到在美國長大的外孫做一道曆史作業題,讓我猛然醒悟:原來美國人的公民理性是建立在尊重人性和良知的基礎之上。這道曆史題很有趣,這裏不妨贅述一二。在華盛頓指揮的獨立戰爭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敵我力量懸殊,天寒地凍,糧食緊缺,死傷無數。華盛頓雖然做了非常感人的宣言,同時也提出同意堅守或回家都可以自行方便。給學生的題目是假如你是當時的士兵,你選擇什麽?請說出理由。我的外孫毫不思索地選擇他要回家。他的理由是他身體不好,屬於過敏體質,一遇節令變化就犯鼻炎,呼吸不暢。他不能忍受那缺吃少穿、天寒地凍的考驗。與其病臥疆場,不如回家幫爸媽幹幹家務。當然,他還闡述了家中有年幼的兩個弟弟等具體情況。

按照國內的思維定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犧牲我一個。幸福全中國……。我以為外孫的作業成績堪憂,不料老師很是讚賞,說坦誠。言之有理,生命當然是最可寶貴的。

得知美國老師的評價,讓我這個做過高級中學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的所謂靈魂工程師自慚。美國老師把誠實,敢說真話,當作塑造學生健全人格的第一要務,而我們則無時不把革命理想、大公無私、奉獻及犧牲等假大空的東西充塞在孩子耳邊。

我的假大空教育模式是來之於我所受的教育。回顧我上中學的年代,正是國家提倡又紅又專、一顆紅心兩套準備的時代。我們考上高中的學生,內心的目標都是上大學繼續深造,但嘴上卻無一不喊著煉就一顆紅心,時刻準備到最艱苦的地方,到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學雷鋒的日子裏,班班建立好人好事登記簿。同學們嘴裏喊著是要當無名英雄,其實是做了好事特想讓人知曉,隻惦記著好人好事簿上登記了沒有。在這種氛圍和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心口不一已成為習慣。記得在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年頭,我的一位女友曾說她感覺她爺爺是“南霸天”,她要和富農爺爺劃清界限。可當我到她家看到她的爺爺時,那老人樸實和藹,一點兒都沒有南霸天的影子。她和爺爺很親。人前一麵、背後一麵、講話違背良心,這並不是某人品質有問題,我這位女友謙和善良,待人熱忱。但她必須這樣做,否則她沒有前途,沒有未來。更要命的是當我們做了家長時,恰逢“文革”極左時期,我們的子女從我們這裏接受的熏陶更是要謹小慎微,人前一麵背後一麵。比如有的孩子把報紙拿反了,我們會立即警告他(她)們千萬不敢把毛主席像頭朝下!與同學們合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時,一定要麵帶笑容露出真親……

我們的國家機器其實就是刻印“變臉人”的模子,從這個模子裏出來的人怎會是一個表裏如一的真人呢?

最近在文學城網站看到一篇文章,題為“非毛化的起源:四千老幹部曆數毛澤東罪行”。正是毛澤東時代開了不敢說真話的先河。被法學界稱為“法製三老”之一的郭道暉先生在2010年第四期的《炎黃春秋》上撰文“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幹曆史問題(草案)》大討論記略”披露,1981627日——29日在京舉行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010月就出台了草案,曾召集四千多名高幹討論(其中不少是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大家曆數毛澤東罪行,從曆次運動的種種事實得出結論:毛“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出爾反爾、諉過於人”,“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方毅元老直言不諱說“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其結果是最後出台的決議並未采納眾人的建議,沒能重新評價毛澤東。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的鄧小平,亦未能走出舊日的窠臼。

偉人鄧小平幾起幾落,不也是采取了“變臉”的招數才得以重返政壇麽?那時上至中央高幹,下至平民百姓,哪一個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曾聞我縣一個街頭賣兔子的老頭,因推銷兔子時說漏了嘴,他說“我這隻兔子從不生病,真正是身體健康,那一隻更是萬壽無疆……”立刻被公安局的人抓走,成了現行反革命。

過去如此,現在出事的貪官,又哪一個不是表裏不一,人格分裂呢?

既然“人前一套背後一套”已成了中國人的國民共性,又何苦苛求畢福劍非心跡雙清呢?北大教授賀衛方說,處分畢福劍是鼓勵無恥的背信棄義和告密,破壞人際的基本信賴。本人認為處分畢福劍是踐踏公民說真話的權利,國家機器的操縱者在打自己的臉。允許公民不愛毛澤東、坦言毛的錯誤和罪行,才是一個文明國度應有的明亮底色。美國人連台上的總統都敢罵敢抗議,中國人連逝去近四十年的死人都老虎屁股摸不得,到底是哪個國家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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