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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記-杜坑,愛情曾經來過(十八)村女米丹的命運

(2017-05-13 08:36:55) 下一個
1978年底,外公外婆一家結束下放生活,回到了福州城。
 
我從母親嘴裏得知:老黃一家也回來了。他的大女兒和二女兒嫁給了當地鄉下人,從此留在了農村。老黃夫婦隻帶回了十五歲的遙遙,八歲的梅梅和幾歲大的小弟。
 
我16歲時,大年初一去浦下新村給暫住在可誠舅舅家的外公外婆拜年,突然碰到了遙遙來串門。小時在我眼裏又瘦又高一臉機靈相的遙遙變了很多,壯實了,我倆之間相差不到一個頭。而在杜坑那陣,我還不到他的肩膀。所以再次見到遙遙時,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沒有那麽“高大”了,我心裏有些小小的失落。
 
母親對我說,文鬥堂的鄉下女孩米丹十五歲去采石場做苦工,每天推好幾車重重的石頭,掙薄薄一疊鈔票。鄉下的女孩成家早,米丹大我兩三歲,估計已經嫁了。
 
母親還感歎:出身決定命運,我生在城裏,起點比農村娃高出很多。
 
我大學畢業剛剛參加工作後不久,在爸爸單位的宿舍樓前與梅梅打了照麵。梅梅交了一個在檢察院工作的鳳凰男。檢察院的單身宿舍不夠,向爸爸單位租了幾間宿舍,梅梅的男友恰巧住在我家樓下。梅梅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去了福州最大的百貨商店做了化妝品櫃的售貨員。她去男友的宿舍約會,恰巧在樓前碰到了外出的我,可惜我倆誰也沒有認出對方,我騎著自行車匆匆走了。我前腳剛走不久,母親出門逛街,遇到了挽著男友胳膊的梅梅。梅梅曾經在福州見過我母親一兩回,對她還有些印象,趕緊問她:“姨姨,晶晶在哪兒?”
 
母親一笑:“晶晶剛剛從你身邊走過。你倆小時那麽要好,如今相逢對麵不相識。”
 
老黃一家回福州後,繼續與我的外公外婆來往,我和母親與他們一家隻算生命中的過客吧,彼此間生疏了,幾乎沒有再交往。
 
然而杜坑村和文鬥堂的一切,已經深深植入我的精神世界,豐富了我的創作素材。我的幾乎每一篇關於杜坑鄉居生活的文章都獲得好評。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得出那是用真心和生命譜出的對美好生活的讚歌。
 
97年出國留學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村女》的散文,以杜坑為背景,勾勒出一個名叫“米丹”的福建山區女孩的二十歲之前的人生。我是這樣想象米丹的愛情的:在父母的安排下,米丹和一個外村的小夥子定了親。米丹和他見了幾麵,後生話不多,看樣子是個老實人。出嫁前的那個晚上,米丹睡不著,夜半時分悄悄來到了村中的小河邊。月亮已經升得老高了,月光撒向周圍黑魆魆的群山,幾縷清暉,將靜謐的村莊勾勒出來,如一副版畫。米丹是畫中的靈魂。米丹哭了,為了古老的村莊,也為了流逝的歲月......
 
一位好友將我的文章推薦給省級雜誌的主編。主編大為欣賞,因雜誌改版不再接受散文和隨筆,他建議我將文章轉投其他雜誌社。
 
在此之前,我的習作從來是由中學老師寫了推薦信,並親自寄到雜誌社發表的。我從來沒有主動投稿的欲望,也沒有想過要吃“文學飯”。母親說了,寫文章 的人容易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要鋃鐺入獄,甚至“滅九族”的。鑒於我們家長輩們複雜的社會背景,做小輩的還是老老實實找個本份的工作,平平安安過一生就 好。寫作嘛,隻能當作人生愛好,千萬不能從事這項“高危行業”。
 
我將這篇習作扔在抽屜裏,出國多年,早就不見了。
 
這十多年來,隨著人生閱曆的增長,我發現當年的文章有很多偏頗之處。首先,我從百度查知,杜坑村可不是我文章中描述的閉塞愚昧的小山村。雖然處於重重的福建丘陵之間,它卻是沙縣的名村。 文鬥堂的主人胡嘉會於1948年任尤溪縣縣長, 49年逃到台灣,據說在台灣還當過金門縣縣長等官職。所以,和我一起住在文鬥堂的米丹極有可能是胡姓讀書人的後代,他們一家並非粗鄙無知的鄉民。其次,改革開放後,福建省的變化那麽大,杜坑村的米丹們怎麽可能安心一輩子麵向紅土背朝天呢?
 
四十年未曾再次踏足杜坑村的我,是時候重返故地,采風訪故人,為我的《返鄉記》記錄一個真實的結尾了。
 
去年年底,我從溫哥華飛往廈門,一路風塵仆仆,去了福州,長樂(包括梅花,二劉,金峰等地)。閨蜜敏和好友詹主任堅持陪我去杜坑村。他們忙完了手頭的工作,於12月31日驅車從福州前往沙縣。也就是說,我要在魂牽夢縈的沙縣度過一個難忘的新年夜。
 
我九十年代出國前,福建的公路設施還是很落後的,到處都在修路,工地上掛著“要想富,先修路”的標語。
 
我回來時,福建省的公路網線已經相當發達,再偏僻的山區都有水泥公路鋪進村了。從福州到沙縣,我們隻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所以乘著綠色的蒸汽火車一路緩緩行進,然後夜半在沙縣下車的場景已經永遠停在老一輩人的記憶裏了。
 
我們在沙縣與為我收集資料的蔡先生和肖先生會合,換了一輛麵包車,請了當地的司機,朝著杜坑村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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