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記－金峰，我的悲情小鎮（三）我們家的酒文化

高祖重情重義，不忘東家當年的知遇之恩，發家後立下嚴格家規：林家子女一律要做善事回饋鄉裏。男子不準納妾，不準賭博，否則逐出家門等。

 

長樂土豪發達後，第一件事就是湧進福州城，做更大的生意，買房買地買商鋪等，將下一代也生在那兒。我的高祖在福州的西湖口買了大宅，將生活和經濟中心遷到福州。我的曾外祖父，外公和母親生在福州城，說得一口地道的福州話，從此對外稱自己是“福州人”了。

 

福州在1902年就有酒業公幫組織，會員達100多戶。當時著名的酒庫之一玉泉隆（根據我的母親鳳鳴的回憶）的股東之一就是我的高祖。酒的生產規模是以缸來計算的，每缸650斤，旺盛時期福州酒的產量達一萬缸。酒庫的場所很大，兩三百平方米是很常見的。酒庫裏各種規格的亭亭（容器），壇壇，甕甕一字擺開，裝60斤的為亭，裝40斤的為壇，裝20斤的為甕。

 

過了盛夏的三伏天，酒成熟了，老板就在酒庫外掛出“發缸”，有時寫成“發扛”，“發缸”即缸內的酒可以發了；“發扛”則意味著酒庫的夥計可以兩人扛一壇酒送貨上門了。那時誰家有婚喪喜慶，一壇一壇的酒扛進門來，把喜慶的氣氛炒得濃濃的。

 

我於去年年底回到了闊別十九年的福州，中學同窗老黃帶我去了一趟福州檔案館。我翻閱了1951年的《福州市工商業聯合會釀酒業同業工會會員名冊》，發現玉泉隆1946年的產量為159缸，1947年的產量為151缸（大約為十萬多斤）。自抗戰開始，福州淪陷了兩次，百業蕭條，我的高祖於1948年去世，他去世前的一兩年，玉泉隆酒庫仍保持著比較高的產量，可見我的高祖在福州釀酒業的實力。高祖病故後，他的三個孫子（即我的外公和叔公）皆不諳釀酒技術，於是撤了股，退出釀酒業。

 

福州俗語說：頭代富抄裙折褲，二代富長衫長褲，三代富有裙沒褲。這句話用在林家也很合適。到了我外公這一代剛好是三代富，細皮嫩肉的，釀酒這種辛苦的體力活已經幹不了了，更別說親手調配秘方在蒸桶前薰得滿頭大汗，隻為出一壇口味純正的青紅酒了。我的外公對吃穿極其講究，腳上穿的皮鞋是在台江的魏南林皮鞋店用上等牛皮手工製作的，身上的西裝和中式長衫是在福州最有名的華南服裝店定做的，每天坐著自家長期雇傭的黃包車去下杭路的批發行巡視，去酒樓海吃豪喝談生意，一副大老板做派。

 

巧的是，我的外婆華玉的娘家也開了酒廠，可以說林家和劉家的孩子皆是在酒缸裏泡大的，個個酒量驚人，一般人不是對手。

 

我的母親鳳鳴才五歲，我的高祖就用筷子蘸一點青紅酒讓她淺嚐輒止，鳳鳴稍大一些，已經能夠用小酒盅品酒了。少年時代的鳳鳴自認是家族中酒量最好的，偏偏她的表妹秀不服，認為她才是酒國女豪傑。鳳鳴對秀說：“不服來戰，看看誰最霸（福州話，“棒”的意思）”。

 

暑假時，兩位少女來到金峰老家（秀的父親守忠也是金峰人）。她們特地約在夜幕下的海邊西瓜地，擺上小桌，切了西瓜，一邊吃瓜一邊拚青紅酒。幾大碗青紅下肚，鳳鳴臉色發青，秀雙頰通紅。鳳鳴不停往兩人碗裏倒酒，嘴裏嚷著“幹，幹”，到了最後，兩人都不勝酒力，趴在桌上休息。醉意朦朧的鳳鳴拚盡最後一點力氣，伸手去推已經昏昏欲睡的秀：“秀，再幹，比賽還沒分勝負呢！”

 

秀嘟嘟囔囔道：“表姐，你贏了，讓我睡一會兒吧。”秀剛說完，鳳鳴已經倒地醉得稀爛如泥了 － 她隻是比表妹多撐了一口氣。從此，鳳鳴被封為家族的“酒神”。

 

酒量大的男女嗓門也大。鳳鳴比表哥旗小一歲，比秀大一歲（旗和秀是親兄妹），兄妹幾人情同手足。三個人聚在一起說福州話時，個個聲如洪鍾，手舞足蹈，笑聲傳到百米之外。我們這些兒女們盯著他們看，示意他們在公眾場所小聲些，三兄妹皆不以為意，說：“我們福州人，天生的大和嚨（福州人發音不準，將hou念成he）。”

 

旗大學畢業後去了江蘇教書，秀先是在福建某偏遠縣城當醫生，三十歲後全家調到北京。鳳鳴六十歲時去江蘇和北京遊玩，順便看望表兄妹全家，旗和秀的兒女們對鳳鳴的印象是：姑媽（姨媽）老了，嗓音還是那麽洪亮。

 

我的大嗓門的母親的福州話“dei丫霸”（一級棒的意思），小時候和我講《閩都別記》《水滸》《福爾摩斯探案》時，全是用福州話的，惟妙惟肖。這些書可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覆蓋麵極廣的，老媽能用方言娓娓道來，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在她的熏陶下，我上小學三年級時用普通話和同學講水滸，開口一句“魯迪青大鬧野豬林”，惹得同學哈哈笑，糾正道“是魯智深，你將福州話摻和進來了。”

 

媽媽認為自己的福州話正宗，還笑福州邊上的長樂人總喜歡在外自稱是“福州人”，開口一個“尾”字（長樂人方言中的“我”念成“尾”，與福州話發音不一樣），暴露了自己是個鄉下人。說這些話時，媽媽完全忘了自己的祖家在長樂金峰，按中國人的“祖籍”定義，也是長樂人的。

 

金峰離福州隻有幾十公裏，它一直是我心中的悲情小鎮，承載著我們家族的幾段悲愴的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