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爸爸的故裏廈門,是媽媽帶著我去的,從福州到廈門坐了十五小時的火車。
媽媽放了一條鬆軟的毛巾在她的大腿上,讓我枕著她的大腿,蜷縮在硬臥車座上睡得舒服些。
半夜三更經過沙縣和三明一帶,我習慣性地醒來,因為過去通常要在這裏下車去探外公外婆的。那次醒來後,眼前的景象令我炫目。從半開的窗戶探出頭,我發現列車正在山腰上盤旋行進,黑漆漆的山穀底下是家家戶戶的窗口發射出的黃黃的微弱的燈光,溫馨而柔和,刷的一下,照亮了我的心房。這是在遠離城市的喧囂之外,靜謐世界裏的燈光,沒有霓虹燈那樣絢麗多彩,也不像福州南後街掛的燈籠那樣充滿著喜氣,它散發出的是昏黃暗淡但卻溫和的光,像是在安慰一顆顆不眠的靈魂。
我不由得看呆了,坐在車窗旁一夜無語。清晨時分,火車到了廈門。媽媽用小梳子梳好我散亂的頭發,給我換了一件花衣裳,說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見阿祖(閩南方言,曾祖的意思)。
阿祖家在大中路,廈門一百的斜對麵,和中山路是交叉的。我的曾祖母將近九十高齡,幾年前摔成粉碎性骨折,雙腿打了石膏,隻能半靠在床上,不能行走。爸爸的幾個兄弟還未分家,和他們的祖母住在一起。
曾祖母見到我們母女很高興,但她隻會講閩南話,和隻懂福州方言的我們無法交流。每次她和媽媽說話,都要靠家裏的保姆做翻譯。曾祖母篤信算命,很自豪地對媽媽說,她是宰相命,這輩子兒孫滿堂,享不完的福。
她是絕對有底氣說這樣的話的。她的女兒(我的姑婆)嫁給鼓浪嶼金融世家的四少爺,解放後姑婆舉家遷往新加坡,是南洋赫赫有名的富商。姑婆孝順,每個月都寄給自己的母親兩百元人民幣做生活費。曾祖母靠著這些錢養大了我早逝的爺爺留下的幾個未成年的孩子。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兩百元的購買力有多大,隻知道當時像爸爸這樣的大學生每個月工資隻有五十多塊。後來我和老公結婚,提到每個月200元的僑匯收入,老公嚇了一跳,說毛主席的月工資才400元,你的曾祖母每月有200元的外快,太有福氣了。我從這次談話中理解了姑婆對母親的孝心以及對爸爸這些小輩的厚愛,不禁熱淚盈眶。
曾祖母還很疼愛我父親,告訴媽媽說爸爸是帶著胞衣出生的。所謂胞衣,就是孩子出生時全身裹著一層半透明的薄膜,必須將薄膜捅破了才能將孩子取出來。父親出生的時候,奶奶疲憊得昏睡過去,曾祖母視力不好,抱著孫兒,看不清那層胞衣,沒有及時捅破。待醫生趕來,發現父親滿臉通紅,在胞衣裏拚命蹬腿掙紮,幾乎要窒息了。閩南老一輩的說法:裹著胞衣出生的孩子世間罕見,必將大富大貴。曾祖母看好我的父親有輝煌的人生,非常得意地在媽媽麵前侃侃而談。媽媽隻是淒涼一笑,回了一句:“什麽好命?我看是歹命(閩南話,命運不好的意思)。”
那時我們家的境況並不好,母親重病無法工作,每月隻有可憐的一點點安慰性的工資,全家靠父親的工資以及南洋姑婆的匯款支撐著,而且下放的外公外婆一家也要靠我的父母接濟。爸爸每日起早貪黑,買菜做飯做家務,照顧母親這個重病號和兩個小女兒,還有繁忙的設計工作,瘦得皮包骨,雙手青筋暴露,全然看不出一副好命相。
母親的反駁讓阿祖很不高興,但她還是熱情地招待我們。大白天,媽媽帶我去逛頗有特色的中山路。從阿祖家走到廈門輪渡隻要五分鍾。興致來的時候,媽媽就帶我坐輪渡去碼頭對麵的鼓浪嶼遊玩。鼓浪嶼是全國唯一的一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美麗的島嶼,那裏的舊式建築很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