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為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他1928出生於布達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學院計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計量學會理事和會長，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席，對中國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響。本文基於他的一次演講成稿，FT中文網後續會邀請不同觀點的意見領袖對此進行評論，敬請期待。
引言
我其實很想做一番開心樂觀的演講。1989年我在寫《自由經濟之路》（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的時候，還充滿信心。後來，我對後社會主義轉型進行了綜合評估，盡管我在各種場合以及在所有文章中都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但最後我總是以樂觀的調子結束討論。即使在今天可能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進展（在不少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地區，民主取代了獨裁，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取代了社會主義），但有兩個令人失望的情況讓我沮喪。
我是個幾乎片刻都停止不了思考源源不斷的負麵信息的匈牙利人。匈牙利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前行了20多年。但是，人們被各種困境折磨著，還期盼終有一天我們會成功克服它們。然而，當2010年政治勢力引導國家上演180度大轉變後，形勢開始惡化。我們看到的不是民主加強了，而是諸多基本的民主製度被取消或受到大幅限製；私人財產得不到鞏固，其安全反而受到了攻擊；國家不再繼續下放權力，而是傾向於複興中央集權。
四年來這裏發生了什麽，以及在未來四年極可能發生什麽，是一個很獨特的景觀：在1989—1990年選擇民主道路的國家中，匈牙利是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發生了U型大轉變的國家。不過，這個唯一的例子也足以證明這樣的轉變並非不可能。我們在1989年開啟的路徑並不必然是一條單行道；那些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變化並非不可逆轉。而這恰恰也是匈牙利事態糟糕的一麵——大逆轉後的形勢也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逆的。民主可能無法保護自己，特別是在民主尚未深深紮根的國家。如果它受到肆無忌憚和不擇手段的攻擊，可能會一敗塗地。
另一個縈繞在我們周圍的陰影是烏克蘭局勢。沒人能確切知道未來數月會發生什麽。但有一件事情已經發生了，那就是俄羅斯事實上吞並了克裏米亞半島。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現狀的神聖不可侵犯，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當時有效的國家邊界。赫爾辛基協議簽訂的20年前，克裏米亞半島已經成為烏克蘭的一部分。但協議的一項基本原則於2014年3月被推翻，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卻隻是搖搖手指表示反對，做些不痛不癢的報複之舉。與匈牙利的改變類似，這種情況為憑借某種借口動用武力改變合法邊境開啟了一個先例，而最明顯的借口就是種族問題。
我將根據這兩起成為先例的事件，討論今晚我想說的所有事情。
可選擇的政治製度
想象一下我們眼前有張世界地圖，來看看東半球部分。我們將使用三種顏色。給新興民主國家塗上綠色，這是希望之色。我稱它們為後共產主義民主國家。盡管它們的許多特征和傳統的西方民主國家相同，但是它們的政治文化仍然帶著共產主義的舊印記。
將帶有這個印記的東方延伸到一個很廣的區域，我給它們塗上淡紅色：表示這是後共產主義威權統治區。它們的原型是俄羅斯；1989年後那裏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最初的時候，一個民主憲政體製出現了：競爭的各個黨派進行議會選舉，議會多數派支持的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相互辯論。然而，民主之治原來隻是非常短暫的插曲。幾年風風雨雨之後普京掌權，又一種新的政治體製出現。這一次，共產主義製度的某些特點得以恢複，尤其是國家的巨大力量，但在一些重要方麵它又不盡相同。頭號領導人（無論他正式的法律地位是什麽）被賦予大量權力，統治著高度集權且等級森嚴的國家和各種政治機構，但他並不擁有真正獨裁者的絕對壟斷權力。國內存在反對黨，也實行議會選舉，可反對黨實在很弱，從一開始就注定會競選失敗。國家有報紙、電台、電視台和互聯網門戶網站，都獨立於統治集團，但是它們身微言輕。這種類型的專製介於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和極權獨裁之間。它與後者的主要區別是，盡管是高壓政權，但它不使用最殘暴的手段：逮捕異類政治運動的代表，把他們監禁在殘酷的集中營裏或統統鏟除掉。另一個重大區別是，威權政權往往與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私有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掌權的政治勢力在經濟中占據著重要位置，無論是在仍然重要的國有部門還是在非常廣泛的私營部門。經濟中的較大部分按照資本主義的行為規律運作。
在蘇聯的15個繼承國中，3個波羅的海國家已經發展成為相對穩定的後共產主義民主國家。我把白俄羅斯、中亞各共和國與俄羅斯一並歸入後共產主義專製政體類別。現在，1989年的25年後，可以說後共產主義專製國家的情況基本保持不變，完全沒有出現放鬆鐵腕管製的跡象。
烏克蘭的形勢很不確定，實際上如今這個問題已變得尤為嚴重；在過去的25年裏，它有時顯示出了後共產主義民主體製的征兆；而在其他時候，它呈現的是後共產主義專製政權體製的特點。
現在回到那張世界地圖上。我們來看看東部和南部地區的專製體製：中國和越南。它們代表了第三種類型，我稱之為後共產主義獨裁體製。讓我們給這一區域塗上深紅色。這個體製的經濟在許多方麵和普京型政權很相似。雖然國有企業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經濟資源的較大部分如今已經轉向私有製。這裏的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同樣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顯著的區別在於，中國和越南的執政黨從未放棄過自己的權力壟斷。中國和越南的共產黨領導人對戈爾巴喬夫時期做了透徹的分析。蘇聯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始於開放政策，終於國家解體、超級大國地位喪失和清除政治壟斷，這些仿佛夢魘般一直困擾著他們。決不能幹那種事！中國和越南的領導人做出了一個堅定不移的決定：決不打開自由政治運動的閘門。
中國和越南的執政黨都隻是名義上的“共產主義”政黨：現在他們與旨在廢除資本主義製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綱領毫不相幹。列寧會將這些政治形態歸類為資產階級。在實踐中，中國和越南的執政黨接受資本主義，他們與之配合並從中獲利。這兩個國家的情況清楚地表明，資本主義與獨裁統治體製是兼容的。誠然，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製度，但這句話倒過來說就不成立。沒有民主，資本主義也能存在並運行很長時間。盡管許多西方分析家都在期待，可是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政權會放鬆它們的嚴厲控製。
我不打算討論一些小國的情況，比如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相反，我想簡要重提一下本次演講的引言。2010年匈牙利變色：從綠色變成了淡紅色。它不再是後共產主義民主國家，而是後共產主義專製國家。正如我說過的，這是迄今為止的首例獨特事件。但在這裏我要問在座各位：其他仍處於綠色區域的國家是不是就沒有發生類似U型轉變的危險？
民族主義
曆史發展表明，國家邊界和境內種族關係的問題是後社會主義轉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其重要性不亞於國家的政體形式和財產關係的激進變革。蘇聯解體為15個繼承國，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這兩個變化都進行得較為和平。可是，南斯拉夫解體後卻發生血腥戰爭。蘇聯的兩個繼承國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宣布獨立後不久，雙方就點燃了戰火。在今天的俄羅斯南部地區，戰爭幾乎持續不斷。而眼下，我們就在經曆烏克蘭的內部衝突和烏克蘭－俄羅斯衝突。
我們根據各國政治體製的本質特征，將後共產主義國家分為3個區域。不過，所有這些國家都存在種族衝突。衝突的強度各有差異。相對而言，民族主義論調還是“最溫和”的形式：吹噓多數族裔的優越性、醜化少數民族或煽動反對鄰國人民。更嚴重的情況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氣焰還體現在行動上。一旦遭遇影響學校教育和工作場所分配的歧視，或某種少數民族語言的自由使用和正式承認受到限製時，種族衝突就有可能發生。而且不幸的是，民族主義的大多數犯罪形式都已出現。受種族主義驅使的暴力行為雖然罕見，但是確有發生，如對猶太公墓和猶太教堂的褻瀆，甚至是謀殺吉普賽人。
沒有哪個後共產主義國家能免於民族主義的肆虐。當然，這有程度之分：程度較小的，是“有教養”地悄悄濫用反猶或反吉普賽人的字眼。然後是仇恨、殘忍的言辭。接下來是更令人恐懼的毆打少數派成員、威脅穿製服遊行的突擊隊。而程度最嚴重的，就是謀殺。誰知道煽動民族主義會帶來什麽結果？
激進和擴張的危險
在所有的三個區域內，各個後共產主義國家都呈現出重大的經濟問題。當然，困難的症狀和不同問題的相對嚴重程度因國家而異。然而，有些問題是相當普遍的。
後共產主義轉型有贏家也有輸家。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失業成為長期問題。很多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逐步拉大。成千上萬人生活困苦，而那些發了橫財的人卻窮奢極侈。這就解釋了為什麽那麽多人對資本主義非惱即恨。很少有人期望極左派的幫助：共產主義複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麵，相當多的人都轉向了極右派。那些失望者、失敗者和貧困者，最能迅速接受民粹派煽動反對利潤、銀行和跨國公司的信息。
失望不滿的氛圍極易受到民族主義呼聲的影響。“如果我們重回沙皇時代的帝國，生活會更加美好”——俄羅斯人如是說。“要是我們能奪回1920年特裏亞農條約中被侵占的那些資源豐富的領土，該有多好！”——匈牙利人如是說。
所以，我們下有民眾樂於接受民族主義和“法律與秩序”的口號；上有政黨和運動團體能夠察覺群眾憤怒情緒所帶來的機遇。對民主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嚐試、民族主義和對經濟的不滿，演化出一個自我煽動的惡性循環。政府意圖和大眾情緒相輔相成，彼此增強。
俄羅斯的掌權者焦慮地觀察著產出增長如何放緩，如何幾乎完全停滯下來。這時候，注意力必定會從經濟問題轉向“重大的民族問題”，比如生活在西部邊境另一側的俄羅斯同胞的困苦。民族主義孕育出擴張動力。這已經不再是個國內問題，而是一種影響力跨越國界並威脅到和平的傾向。
我提到俄羅斯，是因為俄羅斯隱現的擴張怪獸也在我們周圍出現了。但我們還必須談談中國。那裏的民族主義思想也在日益強大。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幅下降，收入極端不平等。民眾對生活水平的提高遠遠落後於產出增長深為不滿。在這裏，民族主義也是轉移注意力的最好方法。鎮壓地方抗議活動並非通過消除經濟問題，而是采取警方措施。相關的負責人員都是保衛“秩序”的鋼鐵戰士。
雖然在我想象的地圖中，後共產主義專製國家和後共產主義獨裁政權被賦予兩種不同顏色，但是在民族主義、擴張傾向和嚴厲限製民主權利方麵，它們具有很多的共同特點。這些特點使它們之間建立起濃厚的親緣關係，即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共同信念消失了，它們的情感紐帶也足夠牢固。這種政治親緣關係也最有可能發揮作用，因此，淡紅色和深紅色區域國家的國際政治行動常常能協調一致。在重要的聯合國會議上，他們做出相同的投票表決，支持或拒絕相同的幹預措施。他們沒有共同的中心部門，但在關鍵問題上，他們就好像是踩著相同的鼓點前進。反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專製政權軸心正在發展中，如果我可以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段時期出現的“軸心國”一詞，當時它指的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結成的聯盟。
結束語
我不是卡桑德拉（希臘神話人物、預言家——編者注），不受祝福或詛咒，也沒有預見未來的能力。我能說的就是，現今的事件喚回了我對曆史的記憶。
匈牙利目前的事件使我想起了魏瑪共和國的結束。現在人們對經濟存有諸多不滿。無數愛國的德國人對和平的措辭感到羞恥。越來越多人加入了納粹陣營。而此時，反希特勒的各股力量卻在互相爭鬥。1933年依法進行多黨選舉的時候，希特勒的黨派勝出，但是並沒有獲得議會的多數席位。但在那時，溫和的右翼政黨已經準備好加入納粹黨的執政聯盟……這些話到此打住。
一想到烏克蘭事件，希特勒最初的征服就闖入我的腦海：先是占領薩爾州，後是吞並奧地利。侵略基於種族方麵的理由：這些領地居住著德國人。接著簽訂了慕尼黑協定；還有張伯倫歡快的聲明：我們拯救了和平——代價是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由歸附於德意誌帝國的蘇台德德國人居住。不久，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然後輪到占領但澤計劃，引用的還是種族方麵的理由……這番曆史我也隻聊到這裏。
誰曉得在遙遠的將來，寫曆史的人（historian-writers）會如何看待最近在日內瓦舉行的烏克蘭四方會談？它隻是一起微不足道的外交事件嗎？還是催生了一份影響雖然不大、但全新的慕尼黑協定，鼓勵進一步的侵略？
喬治·凱南於1946年公開提出了“遏製”理論。眼下正是再次宣告這一理論的時候。現在不是共產主義理論、斯大林擴張主義在蔓延，而是民族主義的理論在擴散、後共產主義專製和獨裁政權在擴張，這些都必須加以遏製。
我沒有研究出能夠在實踐中應用新的遏製理論的方法。我能反複說的就是這句話：我們學術研究人員並不適合這項任務。非常遺憾，我沒能為本次會議呈獻一份行動計劃。
就說到這裏。但是我實在無法用安慰的話結束演講。我的目的是要警告你們、讓你們不安，激發你們意識到近在眼前的危險。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譯者：顏超凡。美國彼得森國際關係研究所和匈牙利中歐大學公共政策學院今年5月在布達佩斯召開會議，研討“轉型透視：共產主義垮台25年後”。科爾奈參加會議並發言，參加會議的還有前波蘭央行行長巴爾才洛維奇(Leszek Balcerowicz)、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和俄羅斯企業家與政治家阿納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以及其他眾多知名經濟政策製定者和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學院派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