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像一部民國人物誌，少了怪傑辜鴻銘，還能成書嗎？
老外把他當作京城第一景，寧可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在中國人眼裏，他是中西結合的怪胎：“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發，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周作人）
年輕時，在國內看有關辜先生的事跡，印象不佳：一個病得不輕的保守黨。近年來，積攢了一些海外經曆，再看辜先生，感覺有點不一樣，好像可以進入他的心，理解的多一點了。
辜鴻銘與其他民國學者相比，太特殊了，一出生就跟別人不同：產於馬來西亞的混血兒。10歲隨義父去英國留學，自小紮下的童子功練成當時華人中的英語第一。按一般人的路子，不做腸肥腦滿的買辦，便是傳播西學的翻譯家。然而他的英國義父卻告誡不要忘本，要鑽研中華文化。（說奇怪也不奇怪，現在許多收養中國棄嬰的美國人同樣希望孩子保持華人本色，不辭辛苦，周末送孩子去中文學校，交華人朋友，參加華人活動，慶祝華人節日。以前我的一家老美鄰居也收養了一個中國女孩，每次見到，總讓女孩用國語跟我們打招呼。女孩見到我們也總是露出一臉燦爛的笑容，讓人格外愛憐。我想這一方麵是天性覺得我們親近，另外也一定是養父母教育她要知根知底的結果。這一點和華人的收養習慣不同，他們大多忌諱真相刻意隱瞞。）隻要看看他的著作中極少向國人宣傳西方，最多的反而是向西方鼓吹中華傳統文化，平日與洋人交往中，更是處處時時維護中華傳統文明，就可以知道，這番教導對辜鴻銘的分量：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
混血兒是一種有點尷尬的身份，很容易讓人產生“邊緣人”的感覺，遭到各方排斥。他在英國留學就沒少受同學欺負，曾經因為有辮子被故意推進女廁所羞辱。有了這種強烈刺激的經曆，要想不愛國都難（許多留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與此相仿）。辜鴻銘的中國心就是這樣煉成的。由此，我們知道，廣為流傳的辜先生嘲諷、頂撞洋人的故事，其實是對早年所受歧視的反彈或者潛意識裏就是報複。如果辜鴻銘幼時沒有去英國留學，而是歸國讀書，不難想象會遭到怎樣的白眼，受到何等歧視（我年幼時曾參與過起哄、羞辱華僑、混血兒的惡行，在此向他們鄭重道歉。這種情況，在中國很普遍），一定會造就出另外一個辜鴻銘。回國後，在國人圍觀的異樣眼神中，辜鴻銘心中的歸屬感便以偏執、誇張、憤激的形式（留小辮、讚纏足納妾、保皇等）表現出來，強調自己不是“邊緣人”，而是最正宗的中國人（49年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比誰都左，與此類似）。如果因此認為辜先生隻是做一些表麵文章，那是對他的誤解。他看不起所謂的新派人物，認為他們心中隱藏的傳統糟粕不比老派人物少。所以，當北大學生笑他留辮子時，能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聽到這句話，所有華人都應該和在場的北大學生一樣靜默沉思。
把辜鴻銘看作“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英國作家毛姆語）是片麵的，僅僅看到他身上各種矛盾的混合，如溫源寧所說“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也是不夠的。胡適的眼光比較獨到，提供了一個認識辜鴻銘的正確角度：“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當初辜鴻銘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裏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戴著假發結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
以保皇惡名著稱的老辜，心中確實有一個皇帝的尊位。曾公開承認一生保皇不變，連五四後，北大教師開會討論挽留蔡校長，他在發言中也要把校長與皇帝連在一起，“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弄得在場的一夥兒新派人物哭笑不得，想反對都找不到借口。但是，滿清時，湖北耗費巨資慶祝太後生日，作為香帥手下的小小“洋文案”（外語秘書），聽到宴會上唱新編愛國歌，詰問沒有人唱愛民歌，當場吟誦順口溜“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在太後氣勢最盛、皇權高漲的時候，他不抱佛腳，對金麵不屑一顧，你說，在他的心中，百姓與滿清皇家孰輕孰重？以後，袁世凱登基、張勳複辟與他半毛錢關係都沒有。說他是保皇派，沒有行動，光停留在口頭上，不足以判罪。
辜先生鼓吹孔教，也有點名不副實。不錯，他是翻譯過《論語》《大學》《中庸》，向國外宣傳國學經典。但那是因為不滿洋人的翻譯失準，立誌要推廣原汁原味（現在看來，這裏的原汁原味要打折扣，它開啟了於丹老師們的路子）。他曾把清朝外交官郭嵩燾在國外看到“各國風俗之齊整”，較之中國更有秩序，感慨“孔孟欺我也”，作為“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的典型，捧為最高的“上流人物”（下流為但誇己善，不服人善）。張之洞待他有恩，“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辜鴻銘）。但是，批評起來並未“為大人諱”。如張之洞在送鄂省學子出國留學時鼓勵學成歸來作大官，辜直指“未脫於功利之念”。揭露“文襄（張之洞的諡號）帥天下以富強，而富強未見，天下幾成餓殍。此蓋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
他對時弊的抨擊，也不比新派人物火力小。當我讀到：“今日欲救中國之亡，必從督撫不吹牛做起。”“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中國今日不圖富強則已，中國欲圖富強，則必用袁世凱輩。蓋袁世凱輩欲富其國，必先謀富其身。此所謂以身作則。（鄧大人或許受此啟發）”所受到的震動，不比當年看西單民主牆差多少。原來我們真的沒有看懂辜湯生。
胡適說辜鴻銘“久假而不歸”，其實，也有妄議之嫌。辜並不假，他所做的一切都出於自然，可以說他偏執、張揚，卻不能視為假。如關於辮子問題，他就不滿有些人隻是包裝新，認為“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即使全都隨西方人穿著打扮神態舉止，也不能讓洋人“生敬畏之心”，而不“生狎侮心”。他喜歡《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唱詞“一生兒愛好是天然”。認為這就是《大學》裏“如好好色”的本意。他嘲笑“今日人心之失真，即於冶遊、賭博、嗜欲等事，亦可見一斑。”他甚至仿照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改變為“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諷刺之辛辣，讓人對人心失真的社會現象印象更加深刻。
辜鴻銘的偏執張揚有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所以張中行說，“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當中國知識界主流倒向西方，如饑似渴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時，他卻拒絕“西化”，固守著破舊的家園，敝帚自珍。如果沒有這種人，中國就顯得太單調、太簡單，失去了許多色彩。
他堅持中國傳統（包括糟粕）也是為了區別於他所鄙視的那些隨波逐流的“賤種”。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有《賤種》一文，借洋人之口，痛罵袁世凱一類人。當時，西方有一種辨識人品高下的標準：“貴種”無論到何地，都能保持自己的精神乃至體質的本真不變，而“賤種”相反，到異國異地，因貪圖便宜，放任自流，遂變得非複舊觀。像袁世凱人一闊臉就變，也是“賤種”的表現之一。
辜鴻銘認為自己也是不管在何時何地都能堅守中國傳統精神的人，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人。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說：“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麽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是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黃興濤、宋上慶譯）我覺得這就是在說他自己，他對他所熱愛的中國百般維護，生怕外國人誤解，在承認有缺點的同時，更讚美作為中國人應有的精神上的完美和諧。當然這是一種美化，一種充滿感情的美化，是聖人欲“教化”的，佛教要“普渡”的，老蔣想規範的，老毛誌在改造的，是至今未實現且希望渺茫的。辜先生在講桃花源中人，不錯，不知漢晉的桃花源人，也是地道的中國人。
辜老爺子確實“立異以為高”，但絕非“久假而不歸”，而是“久真而不悔”。他的中國心絕非潔白無瑕，但是清澈透亮，真實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