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空燕子
淩空燕子
保羅·格林格拉斯是一位擅長拍攝曆史題材影片的天才導演。近年來，一度邊緣化的曆史題材驟然走紅，可謂既叫好又叫座。（比如格林格拉斯執導的《美聯航93次航班》、斯蒂芬·弗裏爾斯的《女王》、奧利弗·希施比格爾的講述希特勒在地堡中最後時日的《帝國的毀滅》等影片。）格林格拉斯拍攝的最新一部此類影片是《菲利普斯船長》，改編自一艘集裝箱運貨船在2009年被索馬裏海盜劫持的真實事件。男一號由湯姆·漢克斯出演。
看這部電影讓我有一種別扭的感覺，就好像吃了一頓可口的飯菜，但是毫無營養。這是一部有趣的劇情片。但我沒有任何收獲。
這部影片用了典型的好萊塢拍攝手法。憑借緊湊的劇情、精準的剪輯以及樸實的畫麵，該片讓你在必須起身上廁所時還在座位上待很久。漢克斯為觀眾奉獻了他最出色的演技，再一次像眾所周知的那樣本色演出。飾演海盜頭子阿卜杜瓦利·穆薩的巴爾克哈德·阿卜迪則是一匹引發轟動效應的黑馬。
但是，看完電影並把車開出停車場後，你立即意識到了這部片子的真正用意：它是站在支持政府立場上的宣傳。
格林格拉斯創造了最可怕的宣傳形式——它的效果如此之好，以至於大多數人都以為片中的故事情節就是板上釘釘的曆史事實。與過去有點搞笑式驚悚的輕宣傳片（從《意誌的勝利》到《蘭博》係列和《赤色黎明》這樣的冷戰時代的產物）不同，新型宣傳片假裝不作主觀引導。《菲利普斯船長》采用了一種仿佛服用過抗抑鬱藥的靜默風格，它的對白惜墨如金而且相當直接，處理手法極端謹慎和嚴肅。這很容易使人們懷念被電影略去的東西。
這種新式的“非真實電影”使用高端藝術手段對曆史進行淨化，以圖把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的反恐戰中作出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地緣政治行為拔高。
凱瑟琳·比奇洛在《獵殺本·拉丹》一片中連烏薩馬·本·拉丹動機的皮毛都沒有觸及。拉丹隻是一個目標，一個蓄著胡子的無關緊要的人，我們才不關心他什麽時候死呢。比奇洛的這部電影是驚悚而空洞的。
美聯航93次航班是因為乘客反抗劫機者而墜毀這種說法遠遠沒有成為板上釘釘的史實——“9·11”事件調查委員會公布的報告並沒有排除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但是，人們會因此產生不安的疑問。格林格拉斯的電影無疑認可了上述說法，就差把它刻在石頭上流傳千古了。
本·阿弗萊克執導的《逃離德黑蘭》一片沒有充分涉及當時的政治背景，特別是伊朗革命者為什麽會鄙視美國的曆史根據。最好別提政變、伊朗國王、腐敗或是酷刑。
美國電影是關於選擇的。主人公會選擇正義還是不義？但是在《菲利普斯船長》一片中，這一艱難的道德選擇沒有落在漢克斯扮演的角色身上，而是落在了海盜頭子阿卜迪的肩頭。這可是相當古怪的。
阿卜迪在奪取運貨船控製權後解釋說：“我們隻是漁民。”劇中人的命運後來發生了逆轉，藏在輪機艙中的船員抓住了阿卜迪，並用他來交換他們的船長。菲利普斯給了海盜3萬美元現金和一艘救生艇，
要求他們離開運貨船。菲利普斯對不拿到幾百萬美元不罷休的索馬裏人深感厭惡，他在電影開演一個小時後對阿卜迪大喊：“你不是漁民！”
這個情節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僅因為阿卜迪是配角，還因為這麽安排沒有什麽意義。穆薩自始至終就是為了索取巨款。他的同夥也一樣。
格林格拉斯錯過了一個明顯的機會，他明明可以用作為所有問題根源的文化衝突來探討種族和階級，但他卻屈從於一種陳腐的殖民主義者本能，幾乎大聲喊道：為什麽3萬美元不夠滿足來自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的餓得骨瘦如柴的匪徒？影片給我們的最接近答案的東西是阿卜迪的一句無心的獨白：魚已經“離開”索馬裏海域。
片中僅拐彎抹角地提及索馬裏海盜行為的背景：索馬裏漁業已經被毀了。自索馬裏在上世紀90年代初陷入派係衝突以後，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缺席——外加國際社會的冷漠——為機會主義者製造了空白。外國拖網漁船和其他船隻在索馬裏海岸邊傾倒工業廢物、有毒物質、甚至核廢料（包括鈾）。外國漁船用流刺網來把僥幸活下來的魚偷捕走。
《時代》周刊曾在2009年報道說，索馬裏人是在西方船隻讓他們無法捕魚後才改行做海盜的：“聯合國在2006年公布的一份報告說，由於沒有了一度發揮作用的海岸警衛隊，索馬裏海域變成了一處國際‘哄搶’地，來自世界各地的捕魚船隊非法掠奪索馬裏的漁業資源，並排擠使用原始捕魚工具的索馬裏漁民。根據另一份聯合國報告，每年從索馬裏海岸線非法捕撈的海產品價值據估計達3億美元。”
絕望的索馬裏漁民自發組建了小型船隊，以追蹤外國漁船。有些漁民持槍搶劫偷漁者。結果證明這可比打漁賺錢多了。海盜已經變成一項規模達每年5000萬美元的產業。
如果阿卜杜瓦利·穆薩不是真正的漁民，他根本就不會有做海盜的選擇。
這裏要補充一點：仍然設法捕魚的索馬裏人會受到被派遣到非洲之角阻止海盜行為的美國軍艦的騷擾、盤查和拘留。（在《菲利普斯船長》一片中，美國海軍的這一做法被粉飾。）
原本隻需要再加兩三句對白，美國電影觀眾就能明白索馬裏海盜問題的複雜性。揭示敵人的動機原本可以讓這部影片變得更有大腦，變成一部講述對立的力量——雙方都不邪惡——被迫卷入你死我活的衝突的人間悲劇。格林格拉斯向人們呈現的道義和一部牛仔對決印第安人的影片沒什麽兩樣。
《菲利普斯船長》講述的是一群中產階級廢物和高科技軍事硬件戰勝一群衣衫襤褸、基本不講口腔衛生、眼窩深陷的男人的故事。
順帶說一句，如果“馬士基·亞拉巴馬”號運貨船上一些船員的話可信的話，菲利普斯就是一個差勁的船長，他行駛得離索馬裏海岸太近，所以將船員置於危險境地。代表11名船員起訴馬士基航運集團的律師德博拉·沃特斯說：“他（菲利普斯）告訴他們，他不會被海盜嚇倒，也不會迫於海盜的要求駛離索馬裏海岸。”
也許他說過這番話，也許沒有。隻有當時在場的人知道確切答案。
拍電影同樣是關於選擇。
當你拍一部基於曆史的影片時，不可能把所有細節都包括在內。你也不應該嚐試那麽做。
不過，基本的背景事實對於理解事件還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些問題（比如索馬裏人為什麽會做海盜）上的省略或杜撰使事件與背景割裂開來。用一種實事求是的風格講述會讓人們相信電影中的謊言（比如說索馬裏人是因為貧窮和貪婪才做海盜的）。
貶低受害者、抬高“我們是好人”的美國政治思想是不可饒恕的。（穆薩一角在片中沒有發表政治見解，現實生活中的他正在美國一所聯邦監獄服刑，刑期33年。）把歪曲的事實用漂亮的光影打扮一番、把受到玷汙的台詞硬塞到偉大演員的口中，這些既是對藝術的冒犯，也是對曆史的侮辱。
（責任編輯：晟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