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空燕子
淩空燕子
正文
柏拉圖的理想國裏有黃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銀做成的“衛國者”，與銅鐵鑄成的勞動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經炫耀他們就是衛國者，是要當炮灰的，他們從小的玩具就是總參的作訓地圖。在那個序列中，服役於王牌38軍的任誌強當然是居於更上端的“被揀選者”。
馮侖在為任誌強《野心優雅》寫的序言裏，說在任誌強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大時代最典型的人物麵貌”，這典型人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口氣大”：“說的都是大詞，操著總理的心，滿口大話語、大概念、大理論、大道理”。這恰與郭敬明的“小時代”鏡像中的人物形成鮮明比照。“小時代”中的人物，“不承擔道義責任，不承擔以天下為己任這樣一些大使命，也不用管社會道德走向，也不用考慮中國向何處去，房地產價多高多低，隻要考慮自己有香車寶馬、錦衣玉食、美女和華服以及好的房子，以及快樂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時代已經過去，給我們剩下了大年紀。”馮侖感慨。
麵對這一部厚到可以當枕頭的傳述，不知多少人會如馮侖般感慨係之。任誌強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敘事”。如他自述，“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故事，也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曆”。他是把“一個人的故事”寫成了“我們的故事”，他的抱負遠不是“自傳”，而是在記錄“曆史”。
國家的主人翁
任誌強記錄的曆史與心路曆程，馮侖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後不久，馮侖南下深圳拜訪王石：“我來介紹一下萬通的情況，幾個秀才下海成立萬通，賺了錢，但秀才賺錢不為財，為理想，將來還要報效社會……”這樣的言說，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絕非“普通青年”所為。但在當時，尤其是對那一批出身體製精英的青年創業者來說，卻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一個政治與社會高度合一，或者說政治完全吞並社會的時代，所有的私人言說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識”。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一群女工在工作之餘環坐討論國際形勢的鏡頭，曾讓普通西方觀眾大為駭異，而這其實並非完全是矯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變軍人衝進智利總統府，阿連德總統開槍自殺。幾乎在同一時刻，地球另一麵的北京遠郊東方紅煉油廠的建築工地上，一個滿身汗堿的建築工人正捏著皺巴巴的《參考消息》，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內舞台的大幕後吃午飯，讀到阿連德總統戰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淚。
“那建築工人就是我”，北島說，“要說那年頭，一個中國苦力跟智利總統有啥關係？那就是我們那代人的國際主義情懷。”國際主義與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時髦用語，乍聽起來大同小異，實則有天壤之別：“‘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球化’是不同國籍的富人合夥坑蒙拐騙。”
北島的這話不知能激起任誌強所說的“我們這代人”幾多共鳴？雖然，他們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並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我們這代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一代人？
“一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任誌強如此自許。“我們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隻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秦曉跟孔丹，他們的分歧，是用什麽樣的路徑去實現共產主義。”
以直言不諱著稱的任誌強，毫不掩飾自己作為“紅二代”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說的“我們這代人”，在很多時候其實指的是“我們紅二代這些人”。“布爾什維克，掉腦袋都不怕，還怕這個（敢言）？他們小資產階級（潘石屹等）就怕，這不明擺著嗎？”“紅二代裏敢說能說的人多得很，出的書也不少……”
當全國的小朋友看著宣傳畫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時候，任誌強和他的兄弟姐妹們也在白塔倒映、綠樹紅牆的北海公園裏學會了劃船。上初一時班上的輔導員是姚明偉，姚依林的兒子。姚明偉去越南學習了，後來輔導員換成了王岐山。“我堅決不幹官商勾結的事”，“從小就被許多領導抱著”的任誌強說。
柏拉圖的理想國裏有黃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銀做成的“衛國者”，與銅鐵鑄成的勞動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經炫耀他們就是衛國者，是要當炮灰的，他們從小的玩具就是總參的作訓地圖。在那個序列中，服役於王牌38軍的任誌強當然是居於更上端的“被揀選者”。
在沒有民主傳統的古代中國，普通老百姓缺乏對國家的主人翁意識。但有一個階層，從來不乏家國天下的主人翁意識，這就是讀書人、士大夫群體。為什麽呢？因為國家確實是他們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當任誌強說，“我們這代人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讀者大可不必懷疑他的真誠，因為他們“這代人”確實有這樣的主人翁意識，他們就是主人翁。
而且，“這代人”，即使從商，做企業家，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恐怕還是“政治”的事。“我們這代人可能更多地關注政治”，任誌強說。士、農、工、商，“商”是什麽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麽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路徑問題。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所以，任誌強說潘石屹們，“他們還是以生意為主，我不是以生意為主”。追求財富不是任誌強們最熱衷的，甚至，打造一個百年長青的現代企業也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他們真正熱愛的“喚醒民眾”、“改造社會”。這聽起來是在做“公知”們幹的事。不過，任總對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當不屑：“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遠不可能有更多的實踐。”
大時代的“國營企業家”
生長於政治吞並社會的革命大一統時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識，強烈的政治關懷幾乎是任誌強和他的小夥伴們無法擺脫的宿命。改革開放，或者由於政治晉身渠道不暢，或者響應搞活經濟政治呼召，他們投身市場經濟。若幹年後，許多人成為成功的“國營企業家”。
無疑，他們是體製內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時代”，他們做出了不菲的貢獻。然而，過於強烈的政治情結也可能削弱了他們對商業的真正興趣、投入與建樹。寧高寧的說法或許不錯：任誌強嚴格來講並不是個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為了爭取不斷說話的權利，買地賣樓好像對他沒有那麽重要。
華遠與萬科頗有“梁子”。在自傳中，任誌強也不吝筆墨，敘說這段恩怨。說起王石，任誌強向來不客氣。據說，王石曾說，任誌強是“親兒子”，所以敢隨便說，而我們是“私生子”，雲雲。任誌強的回應是：“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對他的保護也很不錯啊。可能在等級體係裏，他比別人稍微差一點，但不等於他在體製外……”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稍微差一點”，使王石更熱衷於“現代企業製度”。從商業觀念來說，王比任要“西化”得多，在現代企業的製度與文化建樹上，當然也是不一樣的格局與成就。
任誌強曾譏諷王石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哈佛前後，據說王石生“變”。任誌強的解讀是：以前的那個王石是“在商言商”，而哈佛歸來，“他也開始檢討自己過去很多話沒有說是錯的。”
“在商言商”之辯，是2013年攪動中國的年度話題，實際上，這是中國的一個千年未解之難題。徽商、晉商皆曾以鹽販起家，尤其是徽商，淮揚繁華靡麗，不過是結交權貴之具，徽州文風鼎盛，不過是為了朝中有人好辦事，胡雪岩、十三行，更是十足之官商，從事的都是任誌強不屑的勾當。何苦如此？蓋因國家之主人翁，既不為商賈，亦不為民眾，而為官僚也。“大時代”的國人、企業家強烈的政治意識，也不是出於真正的公共精神，蓋因政治強大、社會渺小也。
這種狀況，從“革命”過渡到“改革”的三十年間，有幾多變化？馮侖曾憶牟其中，說當年在南德，牟其中整天端著個大茶缸，“他把茶缸往茶幾上一方，開講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南德的機構設置是按照中南海來的，有辦公廳，一處二處，東北辦，西北辦，東南辦，等等。馮侖曾任西北辦主任，王功權任西南辦主任。
牟其中對政治的迷信可謂深入骨髓。然而這又不是“迷信”，而是來自他真切刻骨的生活經驗，“在麵對危機時，他從來都是賭在領導批示上，賭在政治翻案上，賭在政治領導人的身上，因為他兩次坐牢出來，都跟大背景的改變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關。”是這些經驗告訴他，不能“以生意為主”。
同樣，對牟來說，作為一個商人，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他心中，掌握政治權力，改造社會，才是第一等級的事。任誌強說自己“更關心宏觀經濟”，“想從理論上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中國向何處去”為題的文章，當年也正讓牟其中名聲大噪，做生意後，他也是“不停地研究社會經濟變革”。
牟、任不是一代人，牟是“革命”走向“改革”的過度時期的人物，而任則是“後改革”時期的人物，二人的市場經濟意識與建樹大不相同，但他們思考的，是仿佛亙古不變同一個問題，這確讓人感慨係之。
《小時代》風行，很多人慨歎火熱的“大時代”已經逝去。而吊詭在於，在一些層麵上，“小時代”來臨了，消費主義歌舞升平，在另一些層麵上，“大集權”仍在步步為營，利維坦若隱若現。表麵上，二者仿佛已相忘於江湖，但內裏的強力關聯，誰也無法否認。“在商言商”的問題，不知還要讓中國人糾結多久。
（責任編輯：晟涵）版權所有，轉載請注明擊缶客
“大時代已經過去，給我們剩下了大年紀。”馮侖感慨。
麵對這一部厚到可以當枕頭的傳述，不知多少人會如馮侖般感慨係之。任誌強大概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宏大敘事”。如他自述，“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故事，也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曆”。他是把“一個人的故事”寫成了“我們的故事”，他的抱負遠不是“自傳”，而是在記錄“曆史”。
國家的主人翁
任誌強記錄的曆史與心路曆程，馮侖亦躬逢其盛。二十年前，小平南巡後不久，馮侖南下深圳拜訪王石：“我來介紹一下萬通的情況，幾個秀才下海成立萬通，賺了錢，但秀才賺錢不為財，為理想，將來還要報效社會……”這樣的言說，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絕非“普通青年”所為。但在當時，尤其是對那一批出身體製精英的青年創業者來說，卻是普通、自然，也不乏真情的。
在一個政治與社會高度合一，或者說政治完全吞並社會的時代，所有的私人言說都是宏大的，都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乃至“全球意識”。安東尼奧尼的《中國》，一群女工在工作之餘環坐討論國際形勢的鏡頭，曾讓普通西方觀眾大為駭異，而這其實並非完全是矯情的表演。
1973年9月11日，政變軍人衝進智利總統府，阿連德總統開槍自殺。幾乎在同一時刻，地球另一麵的北京遠郊東方紅煉油廠的建築工地上，一個滿身汗堿的建築工人正捏著皺巴巴的《參考消息》，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第二天中午，他蹲在食堂內舞台的大幕後吃午飯，讀到阿連德總統戰死的消息，忍不住流下眼淚。
“那建築工人就是我”，北島說，“要說那年頭，一個中國苦力跟智利總統有啥關係？那就是我們那代人的國際主義情懷。”國際主義與全球化是不同年代的時髦用語，乍聽起來大同小異，實則有天壤之別：“‘國際主義’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球化’是不同國籍的富人合夥坑蒙拐騙。”
北島的這話不知能激起任誌強所說的“我們這代人”幾多共鳴？雖然，他們中很多人如今早已功成名就，並且不乏“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我們這代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一代人？
“一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任誌強如此自許。“我們這代人的共性，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不隻是為了自己的事兒忙活，都是在考慮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秦曉跟孔丹，他們的分歧，是用什麽樣的路徑去實現共產主義。”
以直言不諱著稱的任誌強，毫不掩飾自己作為“紅二代”的自豪感、精英感，他說的“我們這代人”，在很多時候其實指的是“我們紅二代這些人”。“布爾什維克，掉腦袋都不怕，還怕這個（敢言）？他們小資產階級（潘石屹等）就怕，這不明擺著嗎？”“紅二代裏敢說能說的人多得很，出的書也不少……”
當全國的小朋友看著宣傳畫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時候，任誌強和他的兄弟姐妹們也在白塔倒映、綠樹紅牆的北海公園裏學會了劃船。上初一時班上的輔導員是姚明偉，姚依林的兒子。姚明偉去越南學習了，後來輔導員換成了王岐山。“我堅決不幹官商勾結的事”，“從小就被許多領導抱著”的任誌強說。
柏拉圖的理想國裏有黃金做成的哲人王，白銀做成的“衛國者”，與銅鐵鑄成的勞動者。大院出身的王朔曾經炫耀他們就是衛國者，是要當炮灰的，他們從小的玩具就是總參的作訓地圖。在那個序列中，服役於王牌38軍的任誌強當然是居於更上端的“被揀選者”。
在沒有民主傳統的古代中國，普通老百姓缺乏對國家的主人翁意識。但有一個階層，從來不乏家國天下的主人翁意識，這就是讀書人、士大夫群體。為什麽呢？因為國家確實是他們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當任誌強說，“我們這代人是把國家利益放在前頭考慮得更多一些”，讀者大可不必懷疑他的真誠，因為他們“這代人”確實有這樣的主人翁意識，他們就是主人翁。
而且，“這代人”，即使從商，做企業家，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恐怕還是“政治”的事。“我們這代人可能更多地關注政治”，任誌強說。士、農、工、商，“商”是什麽呢？政治之手段而已：“怎麽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路徑問題。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產主義。”
所以，任誌強說潘石屹們，“他們還是以生意為主，我不是以生意為主”。追求財富不是任誌強們最熱衷的，甚至，打造一個百年長青的現代企業也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他們真正熱愛的“喚醒民眾”、“改造社會”。這聽起來是在做“公知”們幹的事。不過，任總對這一群不自量力之人相當不屑：“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公知，公知永遠不可能有更多的實踐。”
大時代的“國營企業家”
生長於政治吞並社會的革命大一統時期，加上主人翁的精英意識，強烈的政治關懷幾乎是任誌強和他的小夥伴們無法擺脫的宿命。改革開放，或者由於政治晉身渠道不暢，或者響應搞活經濟政治呼召，他們投身市場經濟。若幹年後，許多人成為成功的“國營企業家”。
無疑，他們是體製內的精英，在改革的“大時代”，他們做出了不菲的貢獻。然而，過於強烈的政治情結也可能削弱了他們對商業的真正興趣、投入與建樹。寧高寧的說法或許不錯：任誌強嚴格來講並不是個好的商人，他之所以做生意好像是為了爭取不斷說話的權利，買地賣樓好像對他沒有那麽重要。
華遠與萬科頗有“梁子”。在自傳中，任誌強也不吝筆墨，敘說這段恩怨。說起王石，任誌強向來不客氣。據說，王石曾說，任誌強是“親兒子”，所以敢隨便說，而我們是“私生子”，雲雲。任誌強的回應是：“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對他的保護也很不錯啊。可能在等級體係裏，他比別人稍微差一點，但不等於他在體製外……”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稍微差一點”，使王石更熱衷於“現代企業製度”。從商業觀念來說，王比任要“西化”得多，在現代企業的製度與文化建樹上，當然也是不一樣的格局與成就。
任誌強曾譏諷王石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哈佛前後，據說王石生“變”。任誌強的解讀是：以前的那個王石是“在商言商”，而哈佛歸來，“他也開始檢討自己過去很多話沒有說是錯的。”
“在商言商”之辯，是2013年攪動中國的年度話題，實際上，這是中國的一個千年未解之難題。徽商、晉商皆曾以鹽販起家，尤其是徽商，淮揚繁華靡麗，不過是結交權貴之具，徽州文風鼎盛，不過是為了朝中有人好辦事，胡雪岩、十三行，更是十足之官商，從事的都是任誌強不屑的勾當。何苦如此？蓋因國家之主人翁，既不為商賈，亦不為民眾，而為官僚也。“大時代”的國人、企業家強烈的政治意識，也不是出於真正的公共精神，蓋因政治強大、社會渺小也。
這種狀況，從“革命”過渡到“改革”的三十年間，有幾多變化？馮侖曾憶牟其中，說當年在南德，牟其中整天端著個大茶缸，“他把茶缸往茶幾上一方，開講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南德的機構設置是按照中南海來的，有辦公廳，一處二處，東北辦，西北辦，東南辦，等等。馮侖曾任西北辦主任，王功權任西南辦主任。
牟其中對政治的迷信可謂深入骨髓。然而這又不是“迷信”，而是來自他真切刻骨的生活經驗，“在麵對危機時，他從來都是賭在領導批示上，賭在政治翻案上，賭在政治領導人的身上，因為他兩次坐牢出來，都跟大背景的改變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關。”是這些經驗告訴他，不能“以生意為主”。
同樣，對牟來說，作為一個商人，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他心中，掌握政治權力，改造社會，才是第一等級的事。任誌強說自己“更關心宏觀經濟”，“想從理論上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中國向何處去”為題的文章，當年也正讓牟其中名聲大噪，做生意後，他也是“不停地研究社會經濟變革”。
牟、任不是一代人，牟是“革命”走向“改革”的過度時期的人物，而任則是“後改革”時期的人物，二人的市場經濟意識與建樹大不相同，但他們思考的，是仿佛亙古不變同一個問題，這確讓人感慨係之。
《小時代》風行，很多人慨歎火熱的“大時代”已經逝去。而吊詭在於，在一些層麵上，“小時代”來臨了，消費主義歌舞升平，在另一些層麵上，“大集權”仍在步步為營，利維坦若隱若現。表麵上，二者仿佛已相忘於江湖，但內裏的強力關聯，誰也無法否認。“在商言商”的問題，不知還要讓中國人糾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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