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開天眼覷紅塵(王國維，1877～1927 )

偶開天眼覷紅塵(王國維，1877～1927 )

“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王國維

 

王國維，浙江海寧人，字靜安。1898年，王國維到上海《時務報》做校對、抄錄工作。入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通過日籍教師，王國維接觸康德、叔本華哲學。《羅振玉偶然看到他的《詠史》詩句“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因而賞識結緣。1901年夏，羅振玉創辦《教育世界》雜誌，王國維任主編，開始大量地撰寫文章。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說: 「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以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一，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三，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的境界說，涵蓋各種文藝創作和欣賞的審美觀，樹立中國近代美學理論的一家之言。

 

1903年春，王國維應張謇邀請，至南通通州師範學校任教。期間大量研讀叔本華哲學，又作《重遊狼山寺》詩︰“此地果容成小隱，百年那厭讀奇書。君看嶺外囂塵上，詎有吾儕息影區。”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恰合他的心境，作《叔本華像讚》︰“公雖雲亡，公書則存。願言千複，奉以終身。”成為叔本華的追隨者。1904年，發表《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等哲學論文。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也是“全以叔氏為立腳地” ，發表在《教育世界》。

 

　　撰著《人間詞話》之後，王國維開始將誌趣轉移到戲曲方麵。他自敘︰“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裏計。此餘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誌乎是也。” 結合西方戲劇理論、史學觀念、傳統的考據方法，他撰著了《曲錄》、《戲曲考源》、《優語錄》、《古劇角色考》。1912年，以之為基礎，完成了《宋元戲曲史》。郭沫若稱道此書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為“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在京都寓居達五年，埋頭於古文字、古器物、經史的研究。王國維曾有一聯為友祝壽︰“世亂春秋文愈治，歲寒鬆柏意常青。” 可視為其自我表白。他是通過努力於“文愈治”而來對抗“世亂”的。

 

　　1916年，王國維返回上海後，為猶太富商哈同編輯《學術叢編》，也在哈同創辦的倉聖明智大學任教。1923年春，溥儀在北京紫禁城下詔，令王國維“南書房行走”。可以在皇帝身邊講學，王國維引為畢生的最高榮耀。胡適又請溥儀下詔，王國維奉“聖旨”出任清華研究院導師。

　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北上，6月，當北伐軍進抵鄭州，直逼北京時，王國維留下了“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清華園中的昆明湖自殺，各界震悼。1934年，陳寅恪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1922年，王國維為西泠印社陳豪(止庵) 的《西泠印社圖》題詩：
“把臂龍泓共入林，缶翁圖像寫倭金。何由更複吾丘魄，湖水西泠深複深。”

按，丁敬（1695—1765）清代書畫、篆刻家，清代浙派篆刻的開山鼻祖，別號龍泓山人。吾丘衍（1272—1311）元代金石學家，印學奠基人。衍年過四十才娶趙氏女，不知趙氏女曾為他人婦。後，原夫訴訟於官府，衍受牽連被捕而受辱，遂生尋死之念。一日晨，往友人家訣別，不巧，友人外出未歸，遂留一詩致友人：“劉伶一鍤事徒然，蝴蝶西飛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冷西畔斷橋邊。” 後不知所終。

“何由更複吾丘魄，湖水西泠深複深。” 亦可說是王國維自沈之懺語。日本人士亦於京都開追悼會。內藤湖南作詩哭王國維：”於今寒士能甘死，自古微官每感恩。一事知君尤愜意，昆明湖上瘞芳魂。” 可說是異國知音。

王國維的學生吳其昌評說：王國維“年青時屈居下位，壯歲碌碌依人，甚至個人辛勤的著作，都寫著旁人名氏，晚年雖聲名雀起，而孤獨鬱結，不得終其天年。” 但王國維何以竟至決心投湖一死？

1907年，王國維在《教育世界》發表《托爾斯泰傳》，說“俄羅斯，一專製之強國也。法令繁於牛毛，集會有禁，著書立說有限製，議論國事者，放竄之，刑隨之，-----” 《時務報》的經曆，使他對時事世局別有看法。1917年，張勳複辟的失敗和俄國十月革命，加深他的末世之感。他在年末致信柯劭忞（1848－1933）說：“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1924年5月26日，王國維寫奏折《論政學疏》呈溥儀，說：

“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湧，工資之爭鬥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羅斯赤地數萬裏，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

井田之法，口分之製，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為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裏，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製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為也？”

奏折結語說：“我昏不知，乃見他人之落井而輒追於後，爭民橫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自沉前寫給狩獵直喜的信，也說：“赤化之禍，旦夕不測”。懼怕赤化之心，終令他自沈而亡。

1927年6月15日，梁啟超在致其兒女的家書，說：

“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裏德望甚重，隻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複視。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 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作者：陳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