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甘作萬矢的(梁啟超，1873～1929 )

獻身甘作萬矢的(梁啟超，1873～1929 )

 “萬事不如公論久；微言惟有故人知。”              梁啟超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梁從小就有神童之名，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十八歲謁康有為，大為歎服，請康有為開萬木草堂講學。1894年入京，甲午戰爭的刺激，他在致友人信中說：“今日之事，以廣求同誌開創風氣為第一義。”另一信說：“我輩以普度眾生之心，多養人才是第一義。” 他相信：“奇士在世間，即造一世福。------人才有風氣，盛衰關全局。”次年又入京會試，碰上乙未和議成，各省舉人紛紛上書，反對和議，請求變法。康、梁等人創辦『強學會』。

因強學會被禁，1896年，梁啟超至上海，隨黃遵憲辦『時務報』，任主筆，開始其報館生涯。1897年，應聘至長沙時務學堂任教。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時年26的梁啟超，在日本官方掩護下東逃日本，直至四十歲再回國，其間流亡十四年，他和家人長期在日本，幾個小孩也在日本出生。在日本居留期間，梁啟超靠半生不熟的日文程度，大量閱讀日本翻譯自西方的著作，並著文發揮其心得。許多「和製漢語」的新詞匯，透過梁啟超和其他留日人士的著作，進入中國人的思維視野中。包括電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功利主義、幹部、革命、右翼、警察、法人，都是典型的和製漢語。梁啟超並以其經驗，寫成《和文漢讀法》。

1900年，梁啟超作《嗬旁觀者文》：“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他對“任”的解釋，可說明他為何自號任公。他曾集陸遊詩句為聯：“道義極知當負荷，湖山仍得飽登臨。”以承擔道義為己任之心，可說貫徹其一生。

 

　　一九０一年，梁啟超作自勵詩：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編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充份表現欲以言論改變社會風俗之誌。而由日本橫濱赴美國檀香山途中，也有詩：“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在天下多事之際，廣查美國社會政治狀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啟超代筆起草報告，清政府根據其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在〈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一文，梁啟超說：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紀時，古學複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 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 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麵，------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他也指出: “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也宣言：「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為戰。」

 

　　他又是一新舊矛盾的人，在一九００年，碰上了華僑小姐何蕙珍，由於何女在許多場合替他做翻譯，彼此傾心。梁啟超作《紀事二十四首》記下這段因緣。先說：“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以何女為在海外結識的第一知己。他本有意“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欲懸一席酬知已，領袖中原女學堂。”但又以他曾和譚嗣同等組“一夫一妻世界會”為由，已有妻室不能再娶，而辜負了美人深恩，隻好用“自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來自我排解矛盾心情。他後來又納了元配李蕙仙的婢女王桂荃為妾，也生了幾位小孩，但一直到晚年他才對外承認有妾。

 

1902年，梁啟超作《新史學》，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 並指中國史學有四大病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認為史學家必須“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又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1911年，梁啟超訪台。他在台南鹿耳門海邊，追想當年鄭成功和荷蘭人在此海戰，寫下「事去勞精衛，年深失湛盧」詩句。相傳春秋時越王請歐冶子鑄劍，歐冶子帶著女兒莫邪在閩山深處打造出「湛盧寶劍」，被視為天下第一劍。傳至南宋名將嶽飛手中，嶽飛於風波亭遇害後，湛盧劍也就從人間消失。梁啟超感歎多少英雄盛事，都隨曆史波濤而去，鄭氏在台的努力，終如精衛填海徒勞無功；時代遞變，原可以做為安邦定國的寶劍神器竟也丟失不保。梁啟超在台僅停留兩周，臨別贈語：「破碎河山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介入政黨政治，作為進步黨的領袖，成了國民黨的對手。梁啟超先和袁世凱合作後又反對；張勳擁宣統複辟時，梁啟超發表通電說：“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和康有為師徒從此各行其是。梁啟超以其帶感情魔力的文筆，成為鼓動一代風潮的言論界明星；也自負的對袁世凱說：“鄙人無他長處，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抓著癢處，使人移情於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

五四之後，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取代了梁啟超在言論界的地位，但梁啟超的著作，確實曾經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糧。晚年說：『自審才器所宜，覺今後報國之途，與其用所短以勞形於政治，毋寧用所長以獻身於教育。』隱入清華園中的研究院任導師，也曾兼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去世。常燕生《悼梁任公先生》說：“梁先生一生的政治運動，結果自然是失敗，------真正政治領袖的性格，在好的一方麵講，是要有闊大的氣魄、堅毅的意誌和敏捷的實際手腕，在壞的一方麵講，卻要有鐵一般的心腸，毒蛇一般的手段，不恤破壞蹂躪了敵人的利益，才能攫得自己的利益，梁先生在這幾方麵他都是非常缺乏的，他不能巧言買得群眾的信仰，他不能陰謀摧毀敵人的陣壘，他不能靦顏堅持自己的主見，這就是他的政治工作永不能成功的原因。”

常燕生又說：“學者是埋頭做研究工作的人，思想家卻是要指導群眾的。------在整理國學方麵，梁先生的功力、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陳垣諸人，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麵講，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裏，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鄭振鐸《梁任公先生》說：“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跡；他的勞跡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為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

沈彭年(字商耆) 有挽聯：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錢玄同撰挽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丁文江寫的挽聯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做為梁啟超的知己，丁文江受家屬之托，開始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工作，後由趙豐田接手。直至1983年，再修訂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才出版。日本京都大學的研究人員花了十年時間進行翻譯，又每兩周一次討論會，詳加考證並審閱，終於2004年出版了此年譜的日文版，五卷本計25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