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獅乍醒恨慵久(洋務運動)
“猶冀將來賢吏士,終成吾誌福三吳。” 馮桂芬
馮桂芬(1809~1874),蘇州人,自幼博覽群書,通經史,精曆算、鉤股之學,以才學聞名鄉裏。道光十二年(1832)參加鄉試,中舉人。 1833年,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識拔了馮桂芬,招入撫署讀書,收為學生。1840年,馮桂芬進京會試,高中榜眼,立即寫信給林則徐說:“不虛吾師風塵相賞之心。”馮桂芬曾先後主講南京、上海、蘇州的書院。木瀆現有“ 榜眼府第”。
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馮桂芬奉詔於蘇州舉辦團練抗太平軍。1860年,太平軍長驅直下常州、蘇州,浙江的官紳紛紛逃到上海租界避難。為解上海之圍及進複蘇州 ,馮桂芬主張借洋兵助剿太平軍,並聯絡江浙官紳,在外力支持下組成會防局。馮桂芬執筆寫了《公啟曾協揆書》向曾國藩求援,其中說:“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為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曾國藩終於派李鴻章率淮軍赴上海解圍。曾國藩後來對馮桂芬說:“ 厥後東南事,不出君一書,亦一段文字緣也。”
馮桂芬的家鄉,蘇杭一帶,五代十國時期是吳越國。馮桂芬仰慕吳越國王錢鏐,認為在五代十國中原烽火不休的時期,江南一帶百姓卻能安居,是因為錢鏐“與民休息成樂土”。他以為在太平軍之亂後,為安置百姓,也應與民休息,江南必須“減賦”, 他為此一再呼籲。
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升任江蘇巡撫,馮桂芬成為其倚重的幕僚。馮桂芬力請李鴻章奏請朝廷減蘇南田賦,最後朝廷同意蘇州、鬆江、太倉三州府減稅三分之一,常州、鎮江府減稅十分之一。日後,李鴻章在《馮桂芬奏建專祠片》中稱“其有功於地方,尤在滬上乞師、蘇省減賦二事,吳民至今稱道不衰”。蘇州紳民因此為他立祠奉祀。
馮桂芬避居上海時,和西方人物有較多接觸,思想發生很大改變。1962年,北京已設立同文館,但學生隻從八旗子弟中挑選。馮桂芬作《采西學議》說:“今欲采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1863年,李鴻章上折說:“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臣愚擬請依照同文館之例,於上海添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 朝廷準其議而創設上海廣方言館(又稱上海同文館),以培養洋務人才。馮桂芬本人精於算學,認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將算學列為同文館的必修課程。
1861年,馮桂芬撰《校邠廬杭議》呈送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陳寶箴為其作序有言:”漠置於今日,必特將不朽於異時。”1889年,翁同龢把書呈給光緒帝參閱。光緒帝又諭令直隸總督榮祿將《校邠廬抗議》翻刻一千部,發給軍機大臣、大學士和重要官員、做為變法的參考。
《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洋務理論的匯編。書名“抗議”, 語出《後漢書》,“即位卑言高之意”, 所發議論期望能夠”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抗議》再三申述“今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 馮桂芬又說:“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李鴻章作為洋務派首領,馮桂芬為他佐理洋務。被認為是晚清洋務的首席理論家。
曾國藩、李鴻章所推動的主要洋務措施有:立同文館;遣同知容閎出洋,采辦機器;命兩江總督,兼充南洋大臣,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置福建船政局;命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增設天津機器局。容閎並在上海設出洋局,送幼童赴美留學,其後因繼任的遊學委員,不滿學生之言行,力主撤回,計劃中止。早期留學回國服務較知名的有:詹天佑、唐紹儀。
洋務運動也造成清政府用了一些外人為客卿。鴉片戰爭之後,隨著通商口岸的開辟,英國人提出由他們來管理中國海關,所收得的稅金用來支付戰爭賠款,朝廷同意了。1863年,28歲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被任命為總稅務司,之後他在這個職位幹了四十多年,海關成為清朝最穩定可靠的財政來源。1861年6月,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被林肯任命為駐華公使,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滿辭行。辭行當時,清政府苦於外交人才短缺,擬任用客卿,恭親王上奏委任蒲安臣為全權特使,之後蒲安臣率團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