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親忌日,三十年前的二月五日,父親溘然長逝,年僅逾花甲耳。
那時我大妹妹已經出國,小妹妹正在懷孕,母親多病體弱,所以後事隻能由我來操持。那時的市裏領導對我父親是頗為忌憚的,由於父親是“刺頭”,又是在市委全會上發言時心髒驟停,屬於非正常死亡,所以他們考慮的是不要出亂子, 防止我父親的部下借機尋事等等,當時與我們家屬的所有談話都在有意無意地暗示著這個意思。
父親辦後事時市裏領導都躲得遠遠的,一些父親於其有拔擢之恩的人也不露麵。倒是福州軍區《前線報》在得知父親去世後,專程派人從福州給他們老社長送來了一個花圈,花圈送到,敬了個禮後又匆匆趕回福州。那個時代的世態炎涼,於此可見一斑。
父親的後事是按照廈門的風俗習慣來操辦的,給父親擦洗身體、換上壽衣是市委一位阿姨教我的,並再三囑咐眼淚不能淌在父親遺體上。那時廈門還沒有現在這樣形成一條龍的喪葬服務,所以許多細節都要靠自己捉摸,要有人教。父親平易近人,群眾關係很好,這一點在他生前身後都體現出來。
父親的平民意識很強,記得小學時第一次填家庭出身,他填了個“職員”,後來老師覺得奇怪,說你父親解放前不是在軍隊裏嗎?這才改成了“軍人”。看得出他不愛讓我們填“革命幹部”這一成分,所以我們也不覺得自己是“幹部子女”。廈門孩子管幹部子女叫“八拱”,意思隻會說北方話而不會說閩南話的北方佬,所以我們兄妹都是早早就學會了說閩南話。文革時成了“黑七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後我才意識到我真的是“幹部子弟”了。
文革時父親用“王三”這個名字去廈門港醫院看牙病,掛號的護士當時就疑惑這個戴眼鏡的知識分子模樣的人怎麽會叫這麽土的名字呢?該不是階級敵人吧?後來是那個醫院的一位陳姓醫生認出了父親並打了馬虎眼,才得以讓父親用“王三”這個名字順順利利地看了幾個月的牙病。父親一直到去世前都沒再去看過牙齒,可見那位陳姓醫生的技術是很高超的。話說回來,父親對“王三”這樣的鄉土化名字是蠻中意的,他想混跡於市井小民之心,油然可見。
父親挨鬥挨批後,有一位六十年代被開除的黃姓員工找上門來, 這位員工原是軍轉幹部,轉業前是個中尉,因為家庭生活困難在老家市場賣了點東西,被打為投機倒把分子,遭到開除公職和黨籍的處分。當時那樣的處分是能置他一家人於死地的,也不知他們那些年是怎麽過來的。這位黃姓員工是很有遠見的人,對局勢看得很透,他認為他被開除的事是當時刮共產風、搞階級鬥爭的形勢所然,並不怪我父親,並且認定我父親是個好人,將來必然東山再起,隻有父親複出他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此後他經常來給我家通風報信,並從鄉下給我家捎農產品。其實他的問題並不是父親一個人能解決的,過了十幾年,文革結束了,開始落實政策,他的問題才得到最終解決。當時不是誰都那麽有遠見的,也不是誰都會去燒冷灶的,也不是所有當權派(哪怕曾當過走資派)都能和一個壞分子走得那麽近的。他家和我家的友誼始於文革初期,一直保持到父親去世時。
我確信我的平民意識是得自於父親的遺傳。我也當過官,但在沒有官氣、官腔和官架子之點上(不好意思,有點自吹了),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所謂“耳濡目染,不學以能”。
昨天還有老同學微信我說幾次看見我父親穿著汗衫短褲,汗衫上還有幾個破洞,手裏拿著芭蕉扇坐在公共汽車上,父親經常就是那麽一副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