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在農村，除非發生了刑事案件農民根本就接觸不到正式官吏，與官吏打交道的事都是由鄉村的士紳們包纜的。在明清的歷史筆記著作中有很多人都明裏暗裏的指出中央指派到地方的官吏離開當地的士紳就寸步難行。造成這種狀況最明顯的原因是經過時間的積累地方士紳已經牢牢地掌控了當地的政治經濟命脈，而且農民除去富裕些的自耕農外幾乎都是文盲、半文盲，他們占有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離開士紳對地方的管控和支撐，他們也無法有序地生活下去，因此作爲農民本身也對這種階級等級製度是無可奈何地采取擁護的態度，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這是不可否認的，雖然至今我尚無看到有權威的專家學者們去確認這一事實。
還有一個事實在議論中也總是被忽略，從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進入華夏時，傳教士與皇室及貴族們的關係是非常地融洽，但在當時在民間是何種狀況卻很少有人去細究，實際上那時教會來華的人員都是走的高層路綫，與平民是沒有什麼交互作用。當傳教士們打通了上層路綫後，就開始了正式走向其它的階層，特別是平民階層。華夏大地上的士紳階級，也就是今天所言的中産階級，也可理解爲大陸原來的街道委員會成員們是非常精明且狡黠的，他們麵對傳教士的侵入是最先感知到了危機，並馬上采取了行動。
華夏士紳們是統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在古代被稱爲“士大夫”，而更早時在詩經裏與君子中的基層分子是同義之詞，這個階層自古就與官僚集團緊密的聯係爲一體。他們一直以來就以出身優越而淩駕於平民之上，後來受儒家的影響就有了道德的意味，從漢代的董仲舒起這個階層就成爲了社會道德的衞護者，他們中的優異者在一個地區內擁有所謂高貴的血統和受崇敬的祖先因而得以占據高位，通常他們不從事生産，但因爲握有生産資料及天生而繼承的權威，所以其舉止行動及言談都以衞道士自噓自任。他們也是儒教最熱衷的“傳教士”，經過歷朝歷代，他們的“教父”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了。在他們代代相繼、堅持不懈的努力下，華夏這塊土地上除去四書五經就再不存留任何縫隙給其它的事情，這也是宗教治國的另一體現。因此他們也是反對外來宗教的天然抗擊者。
這些士紳最下力鼓吹的無非是三綱五常等陳詞濫調，三綱及五常就是摧殘人性的奴隸道德規範。“病在分別尊卑，謙卑者以片麵義務，於是君虐臣、父虐子、夫虐妻”，民、子、妻則成爲君、父、夫的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從而扼殺了他們的個性和創造性，限製了他們的自由，阻礙了社會的進步。這不是光指受虐一方，而是虐人者與被虐者都成了犧牲品。他們控製了華夏大地，拿病態當正常。例如從宋代那些衞道士就把女子的腳給纒上了，而且從此就不再放開。在這一點上，全世界是相同的，教會特別是天主教也不遜色。喬璽丹諾·布魯諾、伽利略、醫生賽爾維特、天文學家采科·逹斯科裏等都是被教會殺死的。按教會的説法他們本就該死，因爲他們把常識進而是科學的火種播撒到人間。天下烏鴉一般黑，那些以各種美妙名目出現的邪教在這方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士紳階級相較於普通平民，也就是農民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們是有産階級，不必辛苦勞作，而且受傳統的影響他們一代代人都從小受到完整的儒家教育，按通俗的説法就是詩書世家或耕讀世家，亦就是“以儒起家”。在這方麵華夏大地成長的文字助力明顯，漢字一方麵邏輯嚴密、表逹清晰，書麵語成熟簡捷，但另一方麵則表現爲難以掌握，非有長期安閒之時光，掌握儒家經典幾無可能。士紳階級隻要有心就能夠追求高級文化，隻有那些能以讀書消磨安閑嵗月之人，才有掌握中國經典的希望，由此他們也就成了統治階級的一員，因爲華夏社會從古至今是依靠傳統禮製治理的。
士紳實際上雖然是處於統治階級貴族的最底層，卻仍屬於這個階級的組成部分，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另一個重要之點是平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從古代的華夏開始一直到今天從一個階級轉化爲另一個階級的社會流動幾乎是不存在的。記得有人説過，一個普通人要成爲貴族中之一員，對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平民來説，甚至比女人變成男人更難。正因爲如此《儒林外史》中的範進在中舉之後才有了那傳奇的一幕，並久唱不衰。祖籍關東的作家齊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説：“二十世紀，是埋藏巨大悲傷的世紀。”她説對了一小部分，對華夏大地上的平民們而言，整個中華歷史都是悲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