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羅蘭
記錄所見所聞及心情
自2014年8月，48歲的郭文貴已經在海外漂泊半年多時間了。這應該是他人生中第四次出國流亡。
根據財新記者的調查，郭文貴的第一次流亡在1999年前後。很多跟他有過接觸的人說，那一次是為了躲債，他惟一的弟弟還被債主追殺砍死。但或許郭文貴還有更鮮為人知的理由。
第二次確實是為了躲債。2005年，郭文貴正處人生低穀，分別位於奧運村和亞運村區域的兩個金光閃閃的地產項目因缺錢而瀕臨易手絕境。他花光了所有借款，在一位幫他籌錢的朋友被警方逮捕後，郭文貴選擇逃離。好在第二年，郭文貴就開始了否極泰來的轉折，一次至關重要的結盟讓他從此無役不勝。
到了第三次出國避禍，就隻是策略性的了。越多的勝利也意味著越多的敵人——包括昔日的朋友。2012年，敵人一起湧來，郭文貴暫避鋒芒，之後大殺四方，將敵人送進了監獄和更漫長的流亡之路。
這一年年底的十八大改變了很多東西，包括讓郭文貴如魚得水的昔日遊戲規則。但即使身在海外，郭文貴並未收手，太多的勝利蒙蔽了郭文貴，也蒙蔽了他圍獵的那些掌握國家安全和政法力量的盟友們。
2014年12月19日淩晨，七八名外省警察突襲北京大學東門附近的博雅國際酒店。與郭文貴反目成仇爭奪方正證券的前北大方正CEO李友倉皇逃走。同為梟雄的李友反戈一擊，在末路逃亡中寫信舉報。2015年1月7日，郭文貴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落馬。
一個在特殊身份保護傘下不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結逼迫商業對手就範，為其失敗的資本運作輸血的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結交市委書記
郭文貴是山東聊城莘縣人，農家孩子出身，家裏有兄弟姐妹八個，郭文貴行七，隻是初中畢業。據傳其父早年曾“闖過關東”，後攜妻子返鄉，所以郭文貴也能講一口東北話。
河南省會鄭州是郭文貴起家之地，這裏既是郭氏打通政商關係的演練場，也是郭文貴日後發跡的大本營。可能是為了凸顯與鄭州的特殊關係，郭文貴在國內常用的一張身份證顯示，他是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人，出生於1967年2月2日。此外，郭文貴還有香港身份和多個英文名，其中一個獲得證實的香港身份名為郭浩雲。不過相關公司中的簡曆上顯示，郭浩雲（郭文貴）出生於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為黑龍江政府職員；1989年-1992年，黑龍江林藥聯營公司鄭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河南大老板家具廠董事長。
以此推算，郭文貴在20歲左右開始外出謀生，後來到河南鄭州進入商界。林藥聯營公司與大老板家具廠，均不必細考。郭文貴真正的起家，始於1993年9月，香港女商人夏平以香港愛蓮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的名義，與郭文貴合資成立鄭州裕達置業有限公司（後變更為河南裕達置業有限公司，下稱裕達置業），郭文貴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此後經過一係列安排，整個公司主要歸屬郭文貴，更由其掌控。
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資公司背景，裕達置業成立第二年，就拿下鄭州市政府小區拆遷改造工程，並以此新建裕達國貿大廈。至1999年建成的裕達國貿大廈，緊鄰鄭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優越，高202.1米，共45層，是當時鄭州第一高樓。郭文貴也因此被河南政商兩界認識。
結交權貴與郭文貴的早期創業相依相伴。早在1995年，裕達國貿大廈開工前後，時年27歲的郭文貴已是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王有傑的座上賓。1999年大廈建成後，郭-王利益鏈也臻於完善——這年11月，香港兆澤投資有限公司收購了裕達置業，王有傑的兒子王鍇被任命為公司董事。而香港兆澤的老板郭浩雲，正是郭文貴香港身份證上的新名字。
王有傑認為郭文貴“講義氣、可以信任”，還曾通過兒子王鍇，將數百萬元人民幣和美元轉移至裕達置業存放。據稱，當時是因為王家發生了“盜竊案”。
2005年，已轉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王有傑被中央紀委調查，2007年1月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刑二年執行。王有傑的判決書顯示，其擔任鄭州市委書記期間，與鄭州多位房地產商交厚，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攬工程、收購國有資產、征用土地、工程開發等方麵謀取利益。不過，“積極配合調查”的郭文貴，並未在王有傑案中受到指控。
無米之炊
終究是財務上缺乏底氣，裕達國貿大廈的建設對郭文貴並不容易。工程初期預算16億元，但實際建設中遠超這一預算，總投資達26億元。裕達國貿大廈建成後，郭文貴並未結清各種債務。據媒體報道，裕達置業當時的總負債超過14億元。
僅工程款一項，就使郭文貴陷入訴訟泥潭。中國建築第二工程局（下稱中建二局）於1995年承建裕達國貿大廈，1997年6月大廈完工，總造價為2.4612億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達方麵僅支付了8975萬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達置業拖欠工程款糾紛起訴至河南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後，裕達置業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於2002年8月23日做出終審判決，要求裕達公司於終審判決生效後15日內，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墊支的材料款等合計3129萬元。
郭文貴的開發資金主要來自土地抵押的銀行貸款。在工程建設中，他還將樓層分層抵押換取貸款。他一度已經陷入債務危機，靠工行鄭州分行給他發放新貸款救了一命。財新記者獲悉，郭文貴曾累計以裕達國貿大廈66676.04平方米房產作為抵押，獲取中國工商銀行28筆貸款，合計5.88億元，這一房產麵積接近裕達國貿大廈總麵積的三分之一。此外，郭文貴還進行民間借貸，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債主追債中身死。
事實上，郭文貴的第一桶金從何而來也並不清楚。有一種說法是，郭文貴早期曾有6000萬美元是截胡了菲律賓政府追繳的貪汙高官贓款，此事一度東窗事發。“當時郭文貴跑到美國躲起來，都想把裕達大廈給賣了，還在紐約見了買家，但最後沒有談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回憶。不過這一說法無法獲得證實。
摩根中心大翻轉
2002年左右，郭文貴開始進軍北京房地產市場。在此之前，郭文貴已有踏足首都的鋪墊。1998年，他就與擁有廣泛人脈的知名演員、山東同鄉朱時茂合資成立北京文茂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後更名為北京摩根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摩根投資）。2002年1月8日，郭文貴在北京的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業有限公司（下稱政泉置業）成立。
在鄭州官司纏身的郭文貴，在京城再次展現了“拿地才能”。他控製的摩根投資和政泉置業，拿到了朝陽區大屯鄉的兩個地塊，分別開始建設摩根中心和金泉廣場兩個商業地產項目。
其中，摩根中心為朝陽區大屯鄉的一塊狹長地塊，馬路對麵就是奧林匹克公園，距國家遊泳中心（“水立方”）僅180米，距2008奧運會主會場國家體育場（“鳥巢”）也僅有500米，處於黃金地段。在郭文貴入手之前，該地塊曾經過了多次轉讓，甚至出現過“一地兩賣”的糾紛，是北京開發商爭奪的重點。
據2006年《商務周刊》雜誌的報道，2002年，摩根投資通過協議出讓的方式接盤該地塊，並與北京市國土局分別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簽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讓合同。根據合同，摩根投資獲得該地塊共需出資約3.6億元，核算下來，每建築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投資當時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讓金，計5400萬元，剩餘85%的出讓金須在180天內繳納。
按照最初的規劃，摩根中心項目總建築麵積426730平方米，其規劃的北京摩根中心A樓為高檔辦公樓，建築麵積約14萬平方米，地上39層，是北京亞奧區域的最高建築；B樓為19層超五星級酒店，建築麵積約5萬平方米，內設200餘套豪華客房及總統套房；C樓為三幢高19層的公寓，定位為176套頂級公寓，建築麵積約23萬平方米。
建設過程很不順利。2003年奧林匹克公園總體規劃方案確定之後，摩根中心的白色長條造型和3倍於“水立方”的體量被認為“十分刺眼”。北京市規委提出修改設計規劃，摩根投資多次修改方案後才得以通過。
但設計更改後，原建築麵積在42.67萬平方米的基礎上縮減了1萬平方米。摩根投資據此向國土局要求降低大約1200萬元土地出讓金，卻未獲答複。此事隨後被擱置。
資金並不豐厚的摩根投資，與建築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團也爭執不斷，致使工程開工不久，即於2003年11月一度停工。這個“北京第一爛尾樓”，更引來多方覬覦。
2004年， 國土資源部下發有關“停止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協議出讓”的規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將曆史遺留的協議出讓問題處理完畢，從當年8月31日起，將收回開發企業手中閑置兩年以上的土地，史稱“831大限”。文件頒布後，摩根投資先後派人、發函與北京市國土局協商，願意按照原來合同交納全部土地出讓金。這一要求遭到拒絕，理由是摩根投資與施工單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糾紛。
一年後的2005年10月，北京市國土局以未在約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價款為由，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此時，摩根中心項目的公寓和酒店主體結構建築已經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資向朝陽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關於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通知》。此案被輿論稱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摩根投資最終敗訴。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國土局聯手其他部門，亦取消摩根中心的立項、規劃、建設和施工等許可證，摩根投資失去了對摩根中心的開發權。
據稱，期間摩根投資為挽回局麵曾多方努力，郭文貴也找到當時主管城市規劃、土地審批的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華，希望政府改變決定。劉誌華態度強硬，拒絕了這一要求。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陽區大屯北頂村項目”的名義重新進入土地市場招標。北京市土地儲備中心的信息顯示，招標底價為9.91億元，包括地價和地上建築價值。最終，北京首創集團與廣西陽光股份有限公司組成的聯合體以17.6億元將其收入囊中，並更名為“輝煌中心”。
但僅半個月後，風雲突變。2006年6月9日，劉誌華被中央紀委“雙規”。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首創董事長劉曉光，在首都機場被中央紀委工作人員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不久，北京奧運工程副總指揮金焱也被“雙規”。
人們很快得知，劉誌華落馬是摩根投資被逼到牆角後導演的一幕複仇劇。郭文貴舉報劉誌華“權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額賄賂，插手重點項目，非法為公司做貸款擔保及批地黑幕等諸多問題。“扳倒”這位主抓“一號工程”奧運會建設的副市長的，是一盤長達60分鍾的錄像帶。
盡管屬於“自衛反擊”，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見識了郭文貴一劍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劉誌華被偷拍，即為郭文貴動用特殊手段所為。這盤錄像帶經由相關部門特殊渠道，直接遞進中南海，高層領導震怒，當天晚上即召開會議，責成中央紀委火速查辦劉誌華。調查結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標，實際在劉誌華的操縱下，變成劉的一名情婦借首創集團旗號對摩根中心項目的豪奪。
事態再度逆轉。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將摩根中心地塊再次收回的決定，首創置業和陽光股份組成的投標聯盟放棄摩根中心地塊。隨後，郭文貴以3.6億元原價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權，僅補繳了85%的土地出讓金。
收複失地
2006年摩根中心的失而複得，顯然是一個轉折點。此後的郭文貴在商場上氣勢淩厲，繼續令人吃驚地收複失地。
其中之一就是金泉廣場。金泉廣場是郭文貴與摩根中心同步操作的另一個北京項目。郭文貴早在2002年1月8日就獲得了該地塊，項目規劃建築麵積為85.6萬平方米，被稱為亞奧商圈最大的商業項目。但郭文貴在金泉廣場項目上決策錯誤，首先開發了6萬多平方米的商業街。由於周邊商業氛圍尚未形成，商鋪銷售情況並不樂觀，也導致計劃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寫字樓、公寓無力開發。2004年底，整個工程處於停滯。
2005年秋，已經因摩根項目不堪重負的郭文貴，決定在金泉廣場項目上引進央企保利集團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產開發公司（下稱北京保利）。當年10月，就在北京國土局宣布收回摩根項目的陰影下，摩根投資與北京保利簽訂協議，由後者入主金泉廣場。
按協議，北京保利為郭文貴提供8億元資金，其中5億元用於金泉廣場的後續開發，3億元提供給摩根投資。作為交換，郭文貴將自己控製的政泉置業兩家股東所持合計80%政泉置業股權轉讓給北京保利，並承諾北京保利可從金泉項目銷售中獲得不低於27%的回報。
北京保利入主金泉廣場之後的2006年4月，項目開始預售，價格大漲，且銷售相當順利。然而，郭文貴後悔了。在當年摩根中心凱旋之後，他也向北京保利提出回購金泉廣場項目。這當然遭到了拒絕。2007年5月10日，郭文貴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北京保利，要求回購其持有的政泉置業80%股權，訴訟標的金額為4000萬元。
此後的內情無從知曉，但郭文貴與北京保利的糾紛以和解結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廣場項目，在政泉置業的股權也如約退回原股東北京金浩和北京浩雲，北京保利對政泉置業的8億元投資款及相應收益合計人民幣13.71億元，由郭文貴的北京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盤古投資）承擔，盤古投資以其擁有的盤古大觀（即原摩根中心）A座寫字樓整棟房產預售給北京保利進行抵付。
此時的郭文貴已經不僅能在北京妙手翻盤，在河南，他也獲得機會輕鬆處置當年欠下的巨債隱患。
2005年6月，中國工商銀行向各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7000億元的不良資產餘額。其中裕達置業的28筆貸款共計6.01億元的債務本息（含5.88億元的貸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營業部作為“可疑類資產”剝離至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發布公告，擬通過河南省產權交易中心對其持有的裕達置業債權本息合計7.17億元，以2.73億元的價格進行公開轉讓，但無人問津。
郭文貴最終還是保住了自己的資產。若幹年後，他曾經的合作夥伴和敵人曲龍，在一份致有關部門的獄中揭發材料中，曾提及郭文貴如何逃廢這筆債務：“後經過領導批示，轉為不良資產，郭文貴以1億元的價格，從資產公司回購債權。”財新記者采訪的多名認識郭文貴的人士均曾聽他談及此事，但未能聯係上長城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核實。
對郭文貴來說，2006年確實是一個轉運年。在那之前，和中國大地上遍布的官商勾結故事一樣，郭文貴在鄭州與當時的市委書記王有傑關係密切，但還沒有讓他達到無往不勝的程度；作為一個外鄉人，郭文貴在北京拿到了兩個地處黃金地段的開發項目，卻難逃“懷璧其罪”的劫數。但之後的郭文貴已非當年吳下阿蒙，他不僅在摩根中心事件中顯示了特殊實力和狠辣風格，也逐步認識了一些新的“貴人”，有了更多不一樣的關係，其中就包括2006年升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的馬建。
事後看，一個潘多拉盒子正是從2006年打開。郭文貴裹挾了越來越多的權力，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介入財富爭奪。
華泰爭奪戰
2008年，天津環渤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天津環渤海）的一次內部紛爭，郭文貴以“撈人”的角色介入，卻登堂入室，通過隱秘操作獲取了天津環渤海下屬天津華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津華泰）的所有權，並從中套現4億元現金，以及一係列的其他資產。在此過程中，郭文貴利用強力國家機器“借刀殺人”的場景多次出現。
2008年初，北京銀邦偉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銀邦偉業）在整合公司資產過程中，發現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淩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北京淩雲）已經更名為北京世紀泰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世紀泰和），而銀邦偉業在北京淩雲擁有的股權在這次變更中不翼而飛。
按照股權結構，銀邦偉業控股北京淩雲（世紀泰和），北京淩雲控股天津華泰，三者都是天津環渤海控製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資產是天津華泰持有的“津濱發展”（000897.SZ）1.8億股可流通A股，2006年時候的市值約5億元。
之所以采用這樣的結構，天津環渤海董事局主席鄭介甫告訴財新記者，2006年前後，天津環渤海旗下的幾家公司上市之後，為規避關聯交易問題，加上一些項目資金鏈緊張，有一些銀行負債，為規避1.8億股津濱發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華泰拿到集團體外，由集團董事趙雲安代持並擔任董事長。但不幸的是，這個特意設置的股權結構網恰恰被趙雲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2006年10月16日，世紀泰和董事長趙雲安使用虛假銀邦偉業公司公章，模仿銀邦偉業原法人代表吳熙恩的簽名，將銀邦偉業持有的世紀泰和40%和20%股權轉讓給兩名自然人。之後又轉至其弟弟趙克安擔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達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和達創新），和達創新再收購了天津華泰一些小股東手中的11%股份，和達創新透過世紀泰和及自持，合計對天津華泰控股達到73.2%，趙氏兄弟成為天津華泰最大的股東。
實際上，此時的銀邦偉業已經被鄭介甫質押給了河南焦作商人謝建升。謝建升和鄭介甫均告訴財新記者，當時鄭介甫在購買俄羅斯“基輔號”航空母艦後，需要向對方支付1600萬美元的中介費，但資金不足，故向謝建升借款1100萬美元。2006年8月1日，謝建升以焦作凱萊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義與鄭介甫簽訂了1100萬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華泰的股份質押給焦作凱萊大酒店，期限為3-5年。具體操作方式，是將持有“津濱發展”股票的天津華泰放在北京淩雲名下，而將控股北京淩雲的銀邦偉業質押給謝建升。
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之所以要這樣的結構，是因為銀邦偉業是個較為幹淨的公司，沒有太多的債權和債務。在借款完成後，他就將銀邦偉業等公司的印章收繳。
2007年三季度，股市牛市出現，津濱發展每股漲到23元，天津華泰市值達到近30億元的高峰。天津華泰多次以不同價格減持了大約7000萬股的“津濱發展”的股票，共計套現10億元左右，這些套現資金都落入了趙雲安的控製之中。
2008年6月，鄭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報案，以涉嫌挪用資金罪將趙雲安抓獲。此後，趙雲安私下轉到福建寧德的一筆2億元的資金也被追回。
多個消息源告訴財新記者，趙雲安被抓後，其家屬多處活動，並聯係了盤古投資的副董事長虞曉峰。虞曉峰和趙雲安是同學，曾受趙雲安推薦，於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間擔任過天津華泰的董事。
財新記者獲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對郭文貴、虞曉峰、趙雲安等人的數份詢問筆錄。其中虞曉峰和趙雲安的筆錄顯示，2008年6月，虞曉峰將趙雲安案告知郭文貴，郭文貴設法將其“撈”出。趙雲安取保候審後，為表感謝，同意由郭文貴下屬的政泉置業，收購趙克安旗下和達創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資產是其控股的天津華泰，股票套現加現金資產約4億元，還有一些其他債權和固定資產；趙雲安則拿走了2500萬股津濱發展股票加上1000多萬元資金。
在筆錄中，郭文貴稱，當時趙雲安給交易對價的估值是3億元，但鑒於華泰的債權債務需要進一步調查，內部股東存在紛爭，所以政泉置業暫時並不支付對價款，待公司價值、資產確定後再支付，但最多不超過3億元。
合夥人反目
不過，郭文貴最終並未支付任何費用。此事件後來經曆了更多的曲折，郭文貴與多年的商業夥伴曲龍反目成仇。
據郭文貴在筆錄中稱，當時剛和北京保利終止合作，政泉置業處於交接過渡期，不方便接收和達創新，所以安排曲龍和郭漢橋代持，等到弄清和達創新的資產、政泉置業完成過渡的時候，兩人須再將和達創新的股份轉回政泉置業。此外，因債務糾紛發生訴訟，政泉置業的賬戶被凍結，無法直接轉賬。郭文貴分得的天津華泰賬上4億元現金也轉至曲龍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垠公司）走賬，再以政泉置業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將錢直接劃撥到政泉指定的債權單位。
這套安排中的兩人，郭漢橋為郭文貴的投資顧問，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曲龍，與郭文貴曾經是“不分彼此的兄弟”。
曲龍1970年出生，黑龍江肇東人，1992年在黑龍江省交通廳駐京辦事處工作，1996年下海經商。財新記者獲悉，郭、曲兩人相識於1998年前後，郭文貴到國外避事，其寶馬汽車由侄子放在曲龍的汽車修理廠中修理，兩年間欠下曲龍巨額修車款。郭文貴回國後一次性結清欠款，兩人由此關係密切起來。
2005年左右，郭文貴的盤古大觀建設急需資金，曲龍幫助郭文貴在湖南融資1億多元，但郭遲遲還不上欠款。曲龍被債主逼債，於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詐騙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後經家人多方籌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項後，於2005年9月取保候審。曲龍家屬告訴財新記者，曲被抓後，郭文貴即出國躲避，待曲龍取保後才回國，並多番安慰曲龍，“許諾兩人以後均分公司利潤，因此合作繼續了下去”。
郭文貴在2006年6月扳倒劉誌華後，自覺不方便再出麵運營盤古大觀等項目，便讓曲龍出頭幫忙操辦盤古大觀和政泉公司，以盤古大觀為主。2008年5月，曲龍被任命為政泉置業的執行董事，代行董事長的權力，年底分紅不低於500萬元。
但兩人的親密關係未能長期持續下去。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的歸屬，或是二人決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郭文貴指責曲龍利用擔任政泉置業執行董事的便利條件，通過偽造簽名、製造虛假股權轉讓協議、變更公司名稱地址等方式，將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占為己有，並更名為源潤控股；曲龍矢口否認，稱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是因為郭文貴無法支付對價款而轉讓給他，並且要求郭文貴歸還天津華泰的4億元現金。
不過，直至2009年12月，曲龍的中垠公司還曾出麵，幫助郭文貴購買石家莊商業銀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證券股份。據此可推知兩人決裂當在此後的2010年。這一年，曲龍向國家安全部紀委、中央紀委實名舉報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過程中侵吞巨額國有資產的問題，並接受了媒體采訪。
2011年3月31日，曲龍駕駛的轎車在北京東四環的頌江南大酒樓窯窪湖店院內遭多車圍堵，曲龍被砸開車窗後帶走。據曲龍家屬介紹，經警方和其調查，執行人員為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貴手下等相關人員，共計10餘人，以“涉嫌非法持槍”將曲龍帶至承德市公安局。
此時間節點，正是在曲龍舉報郭文貴侵吞民族證券國有資產之後不久。曲龍被帶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貴順利辦理了民族證券控股權的受讓手續。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槍”被抓的曲龍被以涉嫌“職務侵占”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和二審以職務侵占8.55億元，判處曲龍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對手
在郭文貴與曲龍反目之際，發現抵押物不翼而飛的謝建升走上了漫漫維權路。2009年，謝建升在得知天津華泰被轉給郭文貴的消息後，前往澳大利亞找到了鄭介甫，鄭介甫將原來質押的銀邦偉業轉給謝建升。
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他回國後查看原本屬於銀邦偉業的天津華泰相關賬目，發現公司已被掏空。
謝建升曾先後找到鄭介甫、趙雲安、郭文貴和曲龍等人討要，但談判無果，甚至爆發衝突。2012年8月，謝建升以合同詐騙向焦作市公安局報案，並獲得公安部對案件辦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趙雲安被抓捕歸案，鄭介甫遭監視居住，郭文貴則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事後看，這隻是郭文貴的避其鋒芒之策。他與馬建建立的聯盟已經圍獵了越來越多的權力，以至於郭文貴可以身在國外，遙控指揮對敵人的剿殺。
在趙雲安供認不諱、犯罪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趙雲安仍被取保候審。謝建升向財新記者講述了他的調查所知：時任安全部副部長馬建指派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到焦作，以趙雲安是國家特勤人員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審，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絕，後又通過河南省檢察院批示趙雲安不予批捕，趙雲安得以繳納保證金釋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國安部發函，稱趙雲安是國家特勤人員，責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後，謝建升多次上訪，並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河南時，將此案向巡視組反映。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案件在2014年6月重新啟動。趙雲安被再次抓獲時，正在河北保定服刑的曲龍也通過司法途徑押解至河南。但河北省監獄管理局有高層趕到焦作，以曲龍在監獄中被發現涉及其他案件為由，要求將其調回河北。遭拒後，河北方麵再赴焦作，以國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聯合辦案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龍被押解回河北。
而後，事件發生戲劇性逆轉。9月30日，負責謝建升案的專案組組長、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紹政涉嫌受賄遭到調查，謝建升也因涉嫌行賄王紹政遭到通緝，不得不逃往海外。
財新記者在焦作采訪期間，曾就謝建升一案詢問焦作市公安局，該局宣傳科科長以先了解情況為由拒絕了財新記者的采訪；之後財新記者多次撥打相關科室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天津華泰相關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運。鄭介甫以涉嫌職務侵占的罪名被鄭州市公安局通緝，通緝解除後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緝；天津環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險爆炸物”帶至承德，後以“涉嫌職務侵占”被監視居住。目前鄭介甫、謝建升分別避居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趙雲安、曲龍入獄。郭文貴逼退了各路對手。
拿下民族證券
在開發房地產之外，郭文貴還將目光放至現金流更為充裕的金融機構。
2009年12月，政泉置業以2.91億元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淨率為2.75倍。
當時石家莊商業銀行為民族證券第四大股東，2009年12月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上述股權。但具有優先受讓權的首都機場、東方集團等其他股東均未參與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國證監會批複了這一交易，政泉置業方浮出水麵。
由於政泉置業陷入財務危機，並涉及多起訴訟，收購民族證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龍控製的中垠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進行洽談。郭文貴以此為跳板，一年後，又取得了民族證券大股東首都機場集團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出台的《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要求“一參一控”原則，即一家機構或受同一實際控製人控製的多家機構，參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兩家，其中控股的數量不得超過一家。簡言之，一家機構最多隻能控股一家證券公司外加參股一家證券公司，並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達標。
此時民族證券的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還控製有金元證券。2010年春節前後，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張誌忠提出的以金元證券為主、吸收合並民族證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絕後，張誌忠辭去相關職務，後被刑拘。2010年12月，首都機場宣布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2011年1月13日，這筆股權於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
這一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淨資產賬麵價值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當時即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普遍的轉讓價為市淨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業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淨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至少應該值30億元以上。
但是，首都機場對競買者設下高門檻，即由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於500億元，2009年末淨資產不低於2000億元。這基本是一個無法滿足的條件。
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隻有郭文貴的政泉置業提交了受讓申請。經過證監會批準，政泉置業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後郭文貴通過增資，將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貴逐步入手民族證券的過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龍舉報。曲龍稱，自己控製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優秀會員之一，在向北交所匯報情況後，北交所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
後來，身陷囹圄的曲龍曾再度寫出舉報信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夥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而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以同樣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調河北銀監局，將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之後，郭文貴還夥同安全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麵協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惟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良的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曲龍在這一舉報信中還表示，他向安全部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之後，“郭文貴卻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這一不合常規的情況，令我極端震驚。”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內人士也向財新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後續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稱郭文貴的公司是他們的合作夥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後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
致命的合並
郭文貴前後出資18.91億元，控製了民族證券八成多的股份。但民族證券仍屬業內小券商，現金流有限。政泉的債務危機始終沒有真正得到舒緩，盡管曾開出了高達約25%的投資回報率，並提供地產項目的抵押，卻少有金融機構敢與之合作。
2013年春，急需盤活資產的郭文貴與同由河南起家的李友決定，開展另一單更為重大的資本運作：將民族證券與李友執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證券（601901.SH）合並。
2014年7月21日，合並方案獲得證監會批準，8月初合並正式完成，合並後的方正證券第一大股東北大方正隻有30%的股權，第二大股東政泉控股占股21.86%，以2014年12月方正證券的股價估計，郭文貴的持股市值達到200億元。
李友上世紀90年代曾經在河南省審計部門工作，彼時即與在河南做地產項目並屢屢拖欠銀行貸款的郭文貴相識，並曾替郭介紹過工行的關係，也因此覺得自己與“隻會蓋房子的郭老七”不乏交情。兩人幾乎同時到北京發展，李友完成了從資本高手到成功企業家的蛻變，郭文貴則因劉誌華等案，在商界人人敬而遠之，慣以特殊身份與背景恐嚇對手或利益相爭的合作夥伴 ，動輒翻臉，動用“手段”達到目的。精明的李友選擇與郭文貴合作，原本就是各有所圖，同床異夢，詳情則需等李友、馬建案情公布才能捋清。
一位與郭文貴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在重組民族證券過程中，郭文貴與李友一度好得蜜裏調油，郭文貴將馬建介紹給李友，三個人常常聚會。2013年5月，郭文貴無錢增資民族證券，通過方正集團旗下的方正東亞信托融資，絕大部分資金用於增資，抵押物是郭文貴政泉控股的地產項目及民族證券股權。2013年10月，方正東亞信托向上海銀行北京分行轉讓了這筆49億元、利率13%、為期兩年的債權。
此外，政泉控股還在平安信托、中誠信托各有25億元的債務，而信托公司背後又是一些商業銀行。根據方正集團向北大校方匯報的情況，政泉控股在方正的債務是80億元，實際抵押給方正集團的資產加股票約250億元。
兩家證券公司在法律上合並完成後，政泉控股即提出要在方正證券董事會中占據5席，並要求六大部門中的三個總經理職位，方正方麵一口回絕：“四個董事席位可以給你，經營權就別想了。”遭到回絕的政泉控股此時意識到，自己所有的股票和資產基本都被抵押給了方正，還失去了對昔日錢袋子民族證券的控製權，郭文貴翻臉，對李友說：“這是你下套讓我鑽。”
此後雙方決裂，開始陷入由暗到明的口水仗乃至公開舉報，政泉方麵曾提出用過橋資金解除抵押，以盤活被質押的部分股票和資產，但方正集團不配合。對於郭文貴和李友的合作，一位知情人的評價是：“刺蝟和刺蝟怎麽可能交朋友？”早在民族證券與方正證券重組前，有熟悉郭文貴的人士斷言，郭文貴肯定會把李友趕走並控製公司，“李友根本不是郭文貴的對手”。
但李友並未束手就擒。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從2014年12月19日淩晨逃離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帶走期間，李友曾給有關部門寫信，舉報郭文貴和馬建。“李友把錢直接打到馬建家人的賬戶上，證據確鑿。馬建被查之後，他家人也有被帶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報了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調查的消息。消息人士稱，馬建最遲在1月7日就被帶走。
財新記者獲悉，繼馬建之後，其弟弟馬龍、前任秘書亦被調查，馬龍在一家金融投資機構當副總。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別墅，6名情婦和兩個私生子，其中兩名情婦亦為安全係統官員。在馬建落馬前後，安全部還有至少兩名局級幹部被帶走。據稱，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馬建親自掌握的一個處，居然擁有國內經濟犯罪大案要案的辦案及動用技術手段授權。在郭文貴、馬建的內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竊用為官商勾結的利器。該處有多名幹部遭到調查。
魔鬼盟約
郭文貴所圍獵的官員中，包括一些“與安全部門有關係”的特殊人員，這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為其商業活動提供極大便利。
有舉報稱，郭文貴長期以來依靠他控製的河南裕達國貿酒店、北京盤古七星酒店接觸領導官員，利用酒店內的高檔娛樂設施、奢侈品和色情從業者進行拉攏腐蝕，並用隱秘的音像設備攝錄領導幹部的不光彩一麵，以此要挾。
郭文貴喜歡四合院，經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於北京後海銀錠橋附近的四合院，裝修豪華，石材專門從意大利進口。一份評估資料顯示，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2010年時的評估價值為7億元。院子平時戒備森嚴，有20多個保鏢，出入車輛都是防彈車。郭文貴在此招待高層級的顯貴。
很多人還被他請去參觀盤古大觀頂層的空中四合院。盤古大觀公寓、酒店和商業三座樓的頂部，都加建了兩層坡屋頂複合式四合院，共12組。
北京市規劃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顯示，這些四合院是未經規劃許可而擅自修建的違章建築，共增加違法建築麵積11297.62平方米，但經事後“運作”，也未讓拆除。坊間傳言，多位與郭文貴熟悉的領導、商人在盤古大觀擁有可鳥瞰奧運村的空中四合院。據悉，某官員的女婿、一位投資界的知名人士就買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過戶。
多位接近郭文貴的知情者告訴財新記者，郭文貴總是笑臉迎人，但城府太深，乍見之下往往給人留下友善的好印象，下手卻十分老辣無情。
“圓臉、大耳朵，很有佛相，也經常對人說自己信佛，還說會氣功。”一位與郭文貴有過商業合作的“老江湖”稱，“但他說的話不可信，連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編出不同的地方來。”
“老江湖”的說法還包括：郭文貴經常給人偷錄，所以也防範別人偷錄自己；很少離開自己的盤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參加公開活動，也提前通知不允許拍照，加之搞定了一些互聯網公司的大佬，很長一段時間，網上極少能搜索到他的信息，更難找到他的照片。
郭文貴不是不知道“魔鬼盟約”的險惡。在2006年“初嚐禁果”反敗為勝後，一位記者曾經采訪過郭文貴，郭文貴稱，自己去中紀委，兜裏隨時揣著準備自殺的毒藥。當時他曾慨歎：“做記者還可以憑良心，商人就像坐台小姐。永遠不要經商。”
但他自己已經走得越來越遠。
如果從河南裕達國貿大廈算起，郭文貴在20年間構建了數百億元的龐大資產，雖然這些資產缺乏流動性和足夠的現金收益。他在2014年的胡潤百富中國富豪榜中以155億元的個人資產，從2013年的第323名（58億元身家）飆升至第74位。
目前，郭文貴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音信。這會是他最後一次流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