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到明清中華民族是如何變壞的？

自民國開始，關於國民性的討論非常多，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爭論。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的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中國前他有一個想象，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後，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裏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裏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更早的時候，英國海軍上將喬·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顧中國官員的警告率領船隊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的鼎盛時期，但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萊布尼茨、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象。英國人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是膽小、冷漠、麻木和殘酷的。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英國使團成員在他們的報告裏，第一次向世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幾段文字——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廣為人知：“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巴羅說：“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在這樣的國度裏，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春秋時期中國人“品格清澈”

仔細翻閱中國曆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曆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先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曆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隻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麽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儒”。後來被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後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麵。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淩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麵，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麵，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煉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秦始皇：“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隻剩下軀殼，沒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中國人的性格曆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已幹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有盛讚明清社會之穩定者，但西方人的語言裏，對這種僵化狀態隻有赤裸裸的厭惡。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為什麽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差別這麽大？變化是什麽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遊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曆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製，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製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製度，收回特權，隻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隻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製度，給專製製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麵的曆朝曆代，繼續在專製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皇帝製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製。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製體製抑製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紮，“奴隸性格”和“專製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麽，使得唐宋兩代的麵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後來又是亂成一團的五代十國。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隻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杆子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製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從方方麵麵限製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製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除了給武將戴上無形的枷鎖，趙匡胤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禁止武器的法令後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製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製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設“三司”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複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在專製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製政治製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複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製，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元、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隻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麽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後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麵：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淩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

由於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事實上，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是也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隻餘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後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後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於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後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麵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後，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麵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麵也指中國的脊梁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於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明朝製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裏麵，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曆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複，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製，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

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

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係，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是全麵社會控製，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當時的命令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隻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曆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匯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麵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係，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僵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裏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誌、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麽好事。國家隻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專製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曆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製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怎麽改造國民性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後兩千年是一個僵化的曆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曆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製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麵還有退步。比如前兩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在中國以前的朝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是否證明中國這一百年的改造運動是有問題、有誤區的？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製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製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壞的製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製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製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曆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