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羅蘭
記錄所見所聞及心情
最近的熱門人物莫過於“王林大師”了，神仙死，祥雲散，疑雲起。關於王林的遊走權貴、演藝江湖的種種，成就了無數精彩的揭秘文字。比較王林這一個體，我更關心中國術士大師生生不息的社會土壤。隻要這塊土壤還滋養方術文化，王林大師去了，勢必還有張林、李林、趙林等“大師“接踵而來。
方術：中國人的主流宗教
人們常說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其實是個錯誤。如果去過香港，就會明白中國人不僅信仰宗教，而且包容性極強，本土的有佛道釋儒，外來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從土地菩薩到關公元帥，都享有港人香火供奉，最受歡迎的當然是趙公元帥。
所有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但與西方最主流的宗教基督教有點不同，中國人信仰宗教不是尋找心靈的歸宿，更像是與神做交易：平安無事時，求神佛保佑自家升官發財，多子多福，然後捐給供奉神佛的寺廟幾個香火錢；有事時，請神佛保佑自己平安度厄，如果達成所願，對神佛許諾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之類。中國有句老話：窮看八字富燒香，背時倒灶問仙娘。
因為與神做交易這個特質，西方傳教者一直認為中國的宗教處於低級不發達狀態，中國那些接受西方文化的學者也持這看法，世界進入左派的後現代文化之後，中國一些學者雖然也學會了強調“文化不分優劣”，但還是很願意堅持中國人不信仰宗教這種說法。
其實，自改革以來，以各種氣功師名義回歸社會，立身於江湖之間、遊走權貴之門的方術文化，就是中國無處不在的宗教。這種方術文化的包容性與改造能力極強，它以道為本，但可以吸納儒佛等各種宗教為自己所用，最重要的是道家方術涵蓋極廣：太平時節，從百姓的生育能力、房中術、養生術、點金術直到長生不老，羽化升仙，幾乎滿足了中國人從生到死的一切人生要求。因此，曆朝曆代，成名的方術大師上可遊走權貴之門、中可結納地方縉伸、商界、文化名人；動亂時期，各種方術文化又成為底層動員工具，因為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刀槍不入的本領讓社會底層深覺造反如有神助。
王林那些傑出的先輩們
現代王林們的先輩太多，數不勝數，隻能列舉兩位拔乎其類、出乎其萃者：一位是道家方術始祖，讓人明白其魅力為何永存；再列舉一位身份最為貴重者，以說明方士們根本不需要經過科舉考試那窄窄的獨木橋，就能夠實現布衣卿相的最高理想。
方術之祖當然是著名的彭祖。彭祖家世高貴無人能及，據說是黃帝的六世孫，顓頊帝的四世孫，在他一生的八百年當中，不工不農不商不仕，就幹修身養性這一件事情，共娶49個妻子，生下54個兒子。與其他講究苦行的宗教不同，彭祖一生華服美食，從不節欲。從他每天專心潛修吐納工夫來看，算是中華氣功之祖。君王對彭祖非常崇敬，經常突然造訪，他們紆尊降貴，隻為與彭祖相坐聊天，然後悄悄留下一些金銀財寶就恭敬地拜拜了。彭祖非常灑脫，對金銀來者不拒，坦然收受，然後一轉手就發放給窮苦百姓，自己不留一枚子兒，這氣度，不是君王，卻如君王般不蓄私財；不是大俠，卻比大俠更超脫。
這個榜樣激勵了無數中國人，仿效者無數，雖然不可能達到彭祖境界，但自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處，比如進入皇宮，成為“天師”之類。
不過，方術文化的鼎盛時期既非奉道家“無非而治”思想的漢朝，也不是以道教為國教的唐朝，而是明朝。方術文化對明朝的影響在嘉靖皇帝時期達到頂峰，這種影響體現在三方麵：
一是術士能混到位極人臣的境界。在明朝官場混的最成功的有兩位道士，一是江西貴溪道士邵元節，受嘉靖皇帝知遇，在皇家道觀供職，又賜“致一真人”道號，給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禮部尚書，給文官一品服俸。死後追賜諡號“文康榮靖”，葬禮按伯爵規格。繼邵元節掌道教的湖廣黃岡陶仲文沐浴的皇恩更為浩蕩，他先後陪伴嘉靖皇帝煉丹求仙20餘年，堪稱嘉靖後期癡迷道教生涯中的良師益友， “見輒賜坐，稱師而不名 ”，即在宮中與嘉靖平起平坐，皇帝稱其為老師。嘉靖中葉，不僅本人封禮部尚書、正一品服俸，其妻子獲賜一品誥命，父母得追封追賜。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師，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唯一一例，比今天的王林大師還要風光N倍。
二是術士介入朝政。嘉靖皇帝聽信陶仲文之言，移居西苑，設壇煉丹，20餘年不上朝理政，與陶仲文朝夕為伴。對皇室家事，陶仲文也能建議，比如對連喪二子的嘉靖建議“二龍不能相見”，在這條咒語的陰影下，實為太子的皇三子朱載垕常年見不到父親，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駕崩時，他還是裕王身份。
三是用青詞文化改變了一代文風，青詞又稱綠章、青辭、綠素，是道教舉行醮典時獻給天帝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文，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用來謝罪、禳災，保佑平安。由於嘉靖帝愛好青詞，善寫青詞者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輔年表》統計顯示，嘉靖十七年後，內閣14個輔臣中， 9人以撰寫青詞見重於皇帝，其中以嚴嵩最負盛名，時人譏為“青詞宰相”。
方術文化在社會反抗中的作用
方術文化中，那昂貴的長生不老修行術離芸芸眾生實在太過遙遠，因此影響最大的是那“撒豆成兵、剪草為馬”的傳說。每到王朝末年，就會有人依靠這類傳說與神術進行底層動員而集結起反抗義軍，中共教科書不管這種反抗的領頭人出身是不是農民，統稱為“農民起義”，被列入教科書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依次是秦末陳勝吳廣起義、西漢末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兩宋時期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與鍾相楊麽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清中葉白蓮教起義、晚清太平天國起義。
盡管中共教科書努力誇大陳勝吳廣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政治平等意義、鍾相“均貧富、等貴賤”口號的社會平等意義，以及李自成“闖王來了不納糧”這種反苛稅的“經濟翻身”意義，但實際上，這些農民起義的主流動員方式是天命說，多借讖緯說事。所謂“讖緯”即方術文化中的預言。比如陳勝、吳廣起義前學“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時，編出民謠教小兒傳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元末農民起義時，在河道內“發現“一石人，上書“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白蓮教更是迷信“撒豆成兵、剪草為馬、布雲成陣”的各種說法。太平天國起義時，方術文化多了一點時代包裝，受當時西方傳播的基督教影響，洪秀全與時俱進，創立了拜上帝教，並有了一位時常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大仙——東王九千歲楊秀清。
不僅如此，這些“農民革命領袖”中，不少都與宗教有關。比如黃巾起義的大頭領張角原是個燒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後升格為太平道的教主——大賢良師；元末農民起義領袖韓山童則是白蓮教教主。由張角開始，中國曆史上由民間會道門引發的起義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南宋的鍾相幾乎複製了張角的經曆。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20世紀之初的義和團運動，前者因借上帝之名行中國本土方術文化之實，讓西方傳教士認為拜上帝教對基督教傷害極大；後者上陣之時大師兄設壇、一眾團勇口念“刀槍不入”符咒等情景，無論正史、野史都載之甚詳。
如果總結這些“大師”、“教主”的共通點，就會發現他們的傳教多與行醫巫術掛鉤，張角、鍾相皆是借此聚眾起事，白蓮教就更不用說了。
中共的組織植根於農民為主的大眾，深知會道門組織是其統治的不穩定因素，建政之後不久，就在全國發起了“打擊反動會道門”的運動，在民間綿延兩千餘年，時常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各種神秘主義組織，終於失去了公開活動的空間。但其生存的社會土壤仍在。1949年之後，“新中國”曾出了幾十位農民皇帝，起事之前的社會動員基本憑借各種低級方術文化，祥瑞、童謠、預言無所不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幾年廣州以“項羽後人”與“清宗室後人”之名組織的“影子兵團”隻是其中一例。
“王林大師”混跡於朝，“項羽後人”組織於野，讓人看到一點：自太平天國、義和團之後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主要是“器用”，而非思想。我們無法否認，“王林大師”現象本質上是方術文化（包含各種神佛）與中國政治結緣的21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