縈回夢牽的大樓

縈回夢牽的大樓

上星期和媽媽打長途電話得知，曾經被當作自己永久地址的大樓已經拆遷完畢，原址被夷為平地，即將開工的是一座價值三萬多一平方米的現代化商務大樓。本來這三五年來就一直討論進展著此事，而且最後大多數當事人都是滿心歡喜地帶著一筆賣房費，買了新的更美觀、寬敞的商品房離去，但我這個八九年都未親近過大樓的局外人聞此消息後忍不住難過起來，心如灌了鉛一般下沉下沉……
 
我從醫院一出生就被抱進這幢大樓。當時它隻有一兩年新。爸媽曾說就是為了向單位要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才把我當指標帶到了這個世界。這幢大樓顯然就該有我一個空間，我也是這幢樓的產物。然而，我能夠真正熟識這幢樓，還要後推到六歲多時。

那時，經曆了兩歲到六歲四年的五七幹校生活，帶著一身鄉土氣息與見識的我，隻從姐姐那裏得知原來的家住在三裏屯附近的一棟五層樓的房子裏。不知多少次，三五歲的我趴在幹校的草坡上幻想著摞上五層火柴盒般的高樓是什麽樣子的。記得從幹校回來初次踏進這幢大樓的院子時，爸媽在傳達室張大爺的引領下辦好了簽字拿鑰匙的手續，大人們用手給一臉迷茫的我指著那之後成為我二十多年“永久地址”的陽台及窗戶時，我都發懵了。先我們幾個月從幹校回來的鄰居叔叔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站在他家陽台上大喊著讓我想個辦法上樓來。我的答案當然是樸實笨拙得可笑---請你扔個筐和繩子下來，把我們和行李一樣一樣吊上去吧！當場，大家夥兒都哄笑起來。爸媽連忙為我解嘲地說這是小劉姥姥進大觀園了。當時我真的體會到了在幹校時爸爸周末講念過的《紅樓夢》裏劉姥姥的傻氣與本能自我保護的矯情。
 
當我踏上一級一級的台階，迫不及待地衝進我家，看到用的是自家的抽水馬桶而不再是公共蹲坑，有自來水龍頭出水而不再是壓井打水挑水，廚房做飯用的是煤氣爐灶而不再是自己和煤球劈柴夥的煙囪火爐，看到寬敞明亮的屋子與客廳外帶前後陽台，幾乎能映出影子來的地板，而不再是不夠平滑的土坷垃地麵，還有單位配給的雙人床、單人床、書桌、椅子、書架、吊燈等等時，激動得又蹦又跳，又笑又叫。當時大腦所受的刺激和四年前初到幹校時看到眾人熱火朝天揚場曬穀的鄉村勞動氣氛一樣，留下了極強烈的情感與畫麵、嗅覺的永久記憶。從這天起，在這幢大樓裏，我也開始了生命中記憶最堅實的生活。
 
雖然住在這幢樓的人都是同一個單位的，但是熟悉全大樓七個單元九十八個門牌號碼及住戶情況，甚至盡可能地挨門挨戶拜訪對大人來講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對於我，也許比較容易也比較有趣，因為我喜歡玩，喜歡和大人小孩聊天。每天我幾乎和樓裏的小朋友在院子裏都玩上三四個小時，認識的孩子多，消息也靈通；晚上反正也沒電視看便尾隨著或爸或媽到別人家串門。不出一年功夫，我好象已經熟記各家門牌，大人們有個什麽字條要互相傳遞通知的，我總是積極分子，在樓裏竄上爬下地奔波、敲門，甚至自己也毫無畏懼地接受邀請，進屋喝水吃糖，和大人們聊天說笑一會兒。有時，傳達室的電話響了，我也會主動問明找誰，在樓前樓後奮力地喊著“XXX電話”。有一次，傳達室張大爺的全樓花名冊不見了，我站在他旁邊協助他背出了各門牌號碼的戶主，重新補好了名冊。哈哈，要是在美國，這種兒童義工真是要見報得獎的，但在當時的中國，或許我不過隻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有代表性的小孩而已。
在這幢大樓裏我成長著：做著那個時代的理想夢---從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到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再到中國的名校夢，世界的流浪夢；玩著那個時代的遊戲---跳皮筋、跳繩，抓杏核或羊拐、踢包砍包、剁刀、粘毛團、捉迷藏、跳房子、打乒乓、下軍旗跳棋象棋、打撲克牌等等；參與著那個時代的活動---五月歌詠、六一兒童節聯歡、七一獻禮、十一國慶焰火等等。那時因電影“向陽院的故事”曾掀起一股命名熱，我們樓也被大家起別名為“向陽樓”。叫向陽樓的時候，五一街道歌詠比賽，樓裏的街道積極分子便組織我們這群常出沒在院子裏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起練節目，參加比賽；六一兒童節及寒暑假時單位也派專人及幾個休長期病假的叔叔阿姨負責組織樓裏學齡兒童青少年參觀訪問、遊玩公園、博物館、展覽館、組織講座等，並撥出一套房子做青少年活動站，備了電視、圖書、各類棋牌、球類設施為孩子們充實假期生活。還有每次五一或國慶禮花，大樓的東北角就是發射焰火的地點，我們隻需坐在自家的陽台上，就可完整地看到與天安門一樣的壯觀場麵。
 
在這幢大樓裏我也經曆了若幹次令人難忘的事情----首先是唐山大地震，全樓集體露宿街頭，鄰裏間相互安慰、相互支持著搭起一個個抗震棚，後來又有半夜全樓集體地震演習、在地道裏生活等等。還有在周總理、毛主席逝世時，大樓裏也設了靈堂，鄰裏間相互學習著，大人小孩齊動手，很多家庭自發地獻花圈、寫挽聯以表達哀思。再有就是高考恢複後，每年參加高考、中考、小學考中學的孩子和家庭就會成為全樓關注的焦點。誰考多少分，上了哪個學校，一夜之間可以傳遍全樓的各個角落。我很榮幸在幾次考試中都成為本樓的狀元，因此得到了很多大人孩子的羨慕與關注，其實因此產生的多方麵的壓力也是可以想見的。這真象費孝通所喻，中國人的生活象一捆柴，是集體的生活，受集體的影響。
 
在這幢大樓裏我也見識到很多多姿多彩人生的另一麵，因而促成我對社會、人性的另一種理解。大作家《創業史》作者柳青每年從農村體驗生活回來，喜歡在傳達室外邊坐在椅子上休閑，並與進出的人們打招呼。他為人謙和又風趣，比年齡相仿的爺爺、伯伯們更喜歡和小孩子玩。七八歲的我時常頑皮地悄悄繞到他椅背後，突然大叫一聲或拍他一下逗他，或輕輕彈一下他的後腦勺，他總是愉快地左撲右抓地和我玩。後來當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我還是真的很難過。因為他的和善、平易近人，毫無名人架子，讓我格外欣賞他心胸的寬闊與人愛的光輝。
 
另一個讓我感懷的人是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衛生部部長。他剛搬進大樓不久，很多大人小孩都難見到他，了解他，而他每天出門上班的時間剛好和我出門上學的時間一樣，所以我們常常都在大樓院子裏遇到。總是他先與我打招呼問候，還時不時問我一些學校和學習的情況。和大樓裏另一位某部委負責人相比，那位阿姨雖然是老住戶，但從不理睬樓裏的孩子們，哪怕小孩子在她眼皮下，她也會視而不見地匆匆而去，這位伯伯的熱情與親切，讓我意識到領袖人物有無親和力對普通老百姓來講是定義好壞名人的一個重要指標。領袖人物也絕不能疏忽小孩子的感受，因為他們有一天也會說出你意想不到的價值觀與理解能力。
 
樓裏也有一位我後來上大學選專業的指路老師，他就是王康伯伯。五十年代社會學學者在中國全軍覆沒，被集體劃為右派，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複生。我能成為那複生後的第一批專業學生，其中也受到報考前王康伯伯給我做的專業介紹影響，使我興趣盎然。進入大學後，又因有他這位知名的老前輩不斷指點、交流，我學習生活得頗有自信與積極。從王康伯伯身上我意識到，某一方麵的領路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批判的視角，戰略性的眼光及國際交流能力。它鞭策著我調整自己的步伐與選擇，也鞭策著我如今對下一代的教育。
 
樓裏還有很多叔叔阿姨後來成了不同單位的負責人，甚至社會名流。有幸目睹二十多年他們人生的沉浮曆練，我也深深地從旁體會到成功總是和失敗相伴而生，也許要經曆挫折磨難才能成功，也許成功之後還要接受失敗的考驗，也許成功隻是一個人的某一方麵，而別的方麵卻麵對著失敗。所以，寬容待人的態度，少攀比，多聽不同的意見乃至人生觀是理解也是讓自己生活幸福的秘訣。
 
上個月的一個夢境令我永生難忘。在隔山隔海的萬裏之遙，我竟然在夢裏如此清晰又準確地重回大樓，一步一步走上樓梯，又回到了曾是我“永久地址”的家，拿報紙，開大門，在各個房間裏自如地穿梭生活，到鄰居家串門聊天……夢醒之後，依然回味無窮。我終於明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幢大樓已是我永恒虛幻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