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和方勵之的是非

明鏡新聞網    陳明  專稿    時間：2015-01-14 21:23 
   

餘傑在當今中國文壇上可說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對中共獨裁政權大膽而激烈的批判一度讓眾多的人拍手叫好，擊節讚歎。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餘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和寫手的嚴重局限性甚至致命性缺陷也越來越多地凸顯出來。

餘傑所顯示的問題是有趣的，也是重要的。餘傑的問題牽涉當今中國公眾以及自由媒體和媒體人如何應對中共專製獨裁政權等一係列重大話題，因此值得進行一點稍微細致的陳述和分析。

行文硬傷過於明顯

餘傑當年以其語言流暢、看似觀點犀利的隨筆集《火與冰》殺上中國文壇，給經過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的中國人帶來相當的振奮，被多家中國報刊評為全國十大好書、全國十大暢銷書之一，餘傑也被評為“全國十大新銳作家之一”。

應當指出，即使是在餘傑大紅的那些日子裏，也有批評者指出，作為一個思想者，餘傑思想粗糙，知識破碎，觀點偏頗；作為一個寫手，他文筆流暢有餘，嚴謹不足。

然而，或許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大環境原因，或許是出於對年輕人的厚愛，批評者一般不願意公開指出餘傑作為一個思想者和寫手的嚴重缺陷——在中國那樣的大環境下，公開批評、批判他這樣的人顯然是政治上的不智；另外，年輕人畢竟是年輕人，成長成熟需要時間。

令人唏噓感歎的是，如今在太多的人看來，從1998年《火與冰》出版到今天，16年過去，餘傑在思想和文筆方麵的成長似乎乏善可陳，他先前那些明顯的缺陷卻好似反而隨著他年齡的增加而變得更為擴大和突出；如今的餘傑甚至生時常給人一種狂妄、走火入魔的印象。

這些批評者的主要論據是餘傑2015年1月6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上發表的“中國的薩哈羅 夫還在路上－－方勵之《方勵之自傳》”一文。論據的重點之一是，餘傑用了將近5000字的文章評說方勵之，評說台灣天下遠見出版社在2013年4月出版的 《方勵之自傳》，卻連方勵之其人和《方勵之自傳》所陳述的最基本的事實都弄錯了。

方勵之

餘傑文章明顯的硬傷或曰事實錯誤包括：方勵之在1957年並沒有被中共當局正式劃為“右 派”，但他在文章中卻說“方作為右派長期被下放勞改……”給讀者造成一種明顯的誤導。《方勵之自傳》第170頁明明寫得清清楚楚，“我也遭批判……但終歸 沒有正式被定為右派”，餘傑好像是讀不懂，或視而不見，或不屑一顧。

再如，《方勵之自傳》第391頁明明寫著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  “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餘傑又是視而不見，給林培瑞調換了職位，在文章中說1989年林“當時在美國使館任文化參讚”。

導致誤導或誤解

在批評者看來，作為一個寫手，在寫文章評論方勵之其人和《方勵之自傳》的時候，餘傑對方勵 之是否是右派，林培瑞當年在北京是什麽官職，這些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事實，這些可以手到擒來、信手拈來、而且實際上已經捏在他手裏的有關方勵之的事實，他 都能信心滿滿地弄錯，或弄得玄玄乎乎，這無疑是他狂妄和走火入魔的好證明。

一位熟悉方勵之其人其事的學者指出，餘傑的行文看來也顯示出基本的誠信問題。例如，餘傑寫道：“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方勵之‘湊巧’去奧斯陸觀禮並撰文支持”。

然而，那位學者指出，在《方勵之自傳》第589頁，讀者可以看到方勵之的原話是：

“二0一0年十二月八至十二日，李淑嫻和我去挪威國奧斯陸，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順便在奧斯陸大學訪問。也可以說，我們的行程是，十二月九日在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活動，我講了一次暗物質，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奧斯陸市政廳裏站腳助威”。

那位學者有些好氣又好笑地給朋友寫信說：“這裏餘傑文不僅直接黑白顛倒，歪曲了事實，而且給人印象是方先生自己的說法，這是最可惡的。在方先生的那篇 ‘奧斯陸四日四記’一文中根本沒有‘湊巧’二字”。

或許，那位學者很可能是想得太多，是誤解或高估了餘傑，因為餘傑大有可能並非蓄意騙人或誤導人，他隻是還不太會恰當地使用引號而已。

順便說一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必須是獲得正式邀請的人才能參加，“湊巧”是萬萬湊不上的，這一點方勵之和許多其他人都知道，但餘傑顯然不知道。

在這裏不妨給出方勵之的“奧斯陸四日四記”的連接，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方勵之的思想和文筆——敏銳，細致、周詳、精巧、富有十足的人情味和人文關懷，社會關懷，還有自嘲嘲人、令人不禁發笑的幽默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FANG-Lizhi/kd101215-7.gb.html

說到這裏，一般的普通讀者怕是也難免開始擔心起來——餘傑做為書評作者連他所評論的人和書的基本事實都搞不定，甚至貌似也不忌諱生編亂造，他的書評，他的文章除了或許有點可疑的娛樂價值之外，還有什麽其他價值呢？他的書評還有哪一句可算是穩妥可靠、可以信賴呢？

“我比你聖潔”的問題

在批評者看來，餘傑文章中的事實性錯誤跟他的明顯的價值判斷性錯誤是相輔相成的。

批評者認為餘傑不是一個好寫手，也不是一個好知識分子。這裏的所謂的“好”，good，在中文當中是“名副其實”、“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意思，相當於英語“this check is good”這句話當中的good。

餘傑的這種bad style（壞文風）和bad attitude（壞態度）在英語世界被稱作“holier than thou”。這個英語說法用文雅的漢語翻譯就是“我比你聖潔”，用當今中國大眾口語、尤其是網民口語翻譯就是“我比你牛逼”。

這種“我比你牛逼”的口吻和心態，餘傑在“中國的薩哈羅夫還在路上－－方勵之《方勵之自傳》”一文中也好似在不經意間透露出來。例如：

“由於當時中共還沒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維穩體製，每次行動都力不從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後，當我跟國保警察周旋時，反倒羨慕方勵之麵對的‘吞舟是漏’的處境”。

不用說，在有曆練的人乃至許多普通人看來，這種“我比你牛逼”態度是幼稚可笑的。

悲催的是，餘傑本人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種可笑。這或許就是為什麽他看似能如此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感覺他比天下人都牛逼，從而給人一種似乎是除了耶穌基督，這世界上第二個或第三個堪稱聖潔的人非他莫屬的印象。

仍在黑暗中摸索

在許多批評者看來，迄今為止，餘傑所發表的太多的文章展示出太多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文章中把基本事實弄錯了之類的硬傷簡直是小意思，小兒科。

在這些批評者看來，與餘傑文章當中的硬傷錯誤相比，他在文章中所展露的思想方式更成問題， 是更大的問題。這種問題最突出的表現是，餘傑太像是中共教育製度生產的一個標準產品；他雖然是反中共的，但他反中共的思維方式依然是中共的——中共政權 （以及一切獨裁專製政權）向眾人灌輸的思想就是，隻有一種正確的世界觀，一種正確的做事方法，舍此之外都是歪門邪道，要不得。

不幸得很，縱觀餘傑迄今為止所發表的許多文章，包括本文討論的這篇文章，讀者容易得出這樣的印象。

餘傑這種思維方式和態度顯然不是合格的知識份子的態度，也不是科學家的態度。合格的知識分 子的特征是有自我懷疑，合格的科學家的特征是時刻牢記自己的研究還有哪些力所不能及的未知領域。甚至美國的小學生在學著寫科研報告的時候，都要按規定寫出 未知的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顯然，在這個十分重要的知識領域，餘傑還是在黑暗中摸索，還沒有摸到門徑。在希望看到餘傑成長的那些批評者看來，更令人擔心的是，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而是認為自己早已經把事情看得很明白了。

對自己不知所雲

餘傑在黑暗中摸索沒有摸到門徑，甚至向相反的方向亂摸，但他自己卻以為自己把事情看得很明白，這種有趣而滑稽的景象在“中國的薩哈羅夫還在路上－－方勵之《方勵之自傳》”一文也有十分清楚、不容置疑的反映。例如，他寫道：

“六四後入獄多年的‘大屠殺畫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訪問的時候就説：‘方勵之先生在需要 他挺身而出時，卻躲在美國大使館不出來，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國科技大學説：‘民主不是考（靠）施捨，而是要靠爭取。’既然是爭 取，那你就走出來呀！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識分子怎麽都是些關鍵時刻掉鏈子的人’”。

首先應當說，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中的餘傑寫出這一段文字本身顯然是很不明智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令愛他、支持他的明白人難免產生一種慘不忍睹的感覺。

且不說方勵之到美國駐華館避難一事被中共當局用來對方勵之夫婦進行人格詆毀；且不說中共用 避難使館一事詆毀方勵之是多麽令人驚訝的無恥和流氓（相當於一個無恥流氓對一個受害者說，“瞧你，真他媽的慫，我要好好折騰你，揍死你，你居然還跑了，真 他媽的操蛋哪，哈哈哈”）；且不說一些中國人由於思想糊塗接受和認同了中共的無恥讕言；且不說自己不願意去死、卻盼望別人當烈士的想法是多麽不道德；單說 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自己也跑到美國來避難的餘傑，居然想不到自己寫出這種文字的可恥和可笑，這實在是令人驚訝。

作為曆史記錄，在這裏應當簡單說明一下，方勵之夫婦在1989年春夏之交從來沒有鼓動、反而以各種方式通過各種途徑向朋友和熟人表示反對學生長期滯留天安門廣場，認為長期滯留天安門廣場是不必要的風險，是不智的做法。

另外，從一開始，方勵之夫婦就對中共當局有關他們策動市民學生示威和暴動的指控提出了挑 戰，要求當局出示證據。在2014年天安門屠殺25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方勵之的遺孀李淑嫻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電視采訪時再次對北京發出挑戰：請出 示證據，你要是能拿出像樣的證據來，我願立即回國坐牢。

奇妙的是，麵對方勵之夫婦持續了25年的挑戰，向以不要臉為榮的中共當局表現出極度的羞澀，死活也不肯拿出證據來。方勵之對中共的這種挑戰和中共當局極度羞澀不肯應戰，在《方勵之自傳》中有詳細的陳述。

餘傑談論方勵之，談論1989年六四屠殺，談論中國的政治，連這些基本的事實都不屑一顧，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假裝不知道，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也是令人詫異的。

順便說一句，廖亦武在六四屠殺之後能發表那樣的為中共的無恥讕言張目的采訪顯然也是糊塗。他自己後來也跑到德國避難，無疑也是以他自己的實際行動彰顯了他的糊塗。廖亦武現在是什麽想法，是否還繼續糊塗，人們尚不得而知。

明智與道德的選擇

一個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餘傑如今寫出這種文字來宣傳廖，貶低方勵之，完全也很有可能是同 時表達一種委婉而嚴酷的自我批評以及對廖的批評。很可能，在發表這種文字的同時，餘傑已經做出了“承認錯誤、痛改前非”的決斷，毅然決然地買好了返回中國 的單程機票，準備用自己的鮮血澆灌中國的自由民主的花苗。

然而，筆者依然固執地堅信，愛餘傑的人（包括其家人和朋友，包括方勵之的在天之靈）大都會 認為，餘傑選擇到美國來避難是正確的選擇——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恐怕不會因為一兩個或一二十個、一二百個人無謂地“拋頭顱灑熱血”而提前一天、一小時、一 分鍾甚至一秒鍾獲得成功；看到流氓舉起屠刀、壞蛋擺下圈套，趕緊躲閃是明智的選擇，也是道德的選擇。

如此簡單的道理，人類在伊索寓言的時代就徹底明白了。但餘傑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思想能力、他對人情世故的理解似乎還沒達到伊索寓言的水平。不得不說，這是另一種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這裏的問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提出：為什麽要做無謂的犧牲讓親人和家人蒙受損失？為什麽為了證明根本就不需要再證明的中共無恥、殘暴、流氓，要讓全世界白白損失一個屈指可數的傑出天體物理學家（或隨便任何一個普通人）？

對這些重要的要命大問題，尤其是明明自己也尋求並得到美國庇護、同時卻借糊塗人之口、以方勵之獲得美國庇護一事來貶損已故的方勵之的人格，對這樣的要命問題，餘傑顯然都沒有想清楚。

從餘傑的文風和行文來看，人們更忍不住要擔憂的是，他大概恐怕根本就沒想到這些問題。

一位認識方勵之、了解方勵之的人的說法是，方先生若是在世，對餘傑這種幼稚可笑的言論恐怕隻能是一笑了之；若是心情特別好，方先生大概會笑著用自嘲的口吻來一句京腔道白：“啟蒙的道路還很漫長哪，我算是敗了”。

反駁餘傑很困難

餘傑行文喜歡大片引用名人名言，顯示出他是一個勤奮讀書的人。喜歡讀書當然是好事，喜歡引用共產黨獨裁政權所不喜歡的名人名言當然也是好事。

但這種好事顯然並非是百分之百地好。批評者認為，從餘傑的行文和文風來看，他在閱讀和引用名人名言的時候顯然是缺乏思考，於是讓自己的大腦變成了他人思想的跑馬場，名人名言沒有讓他獲得多少教益，隻是讓他平添了莫名其妙的傲慢與偏見。

例如，餘傑在文中大談蘇聯傑出的物理學家、人權活動家薩哈羅夫，並令人匪夷所思地把薩哈羅夫和方勵之對立起來，肆意褒貶（褒前者，貶後者）。

這種肆意褒貶實在是莫名其妙，問題太多，太大。

應當指出，上文已經說過，餘傑的思想極其粗糙，因此他的文章行文漏洞比比皆是。論者要是認真一一挑剔他的話語或思想漏洞，恐怕都會顯得像挑剔篩子的漏洞一樣傻，一樣徒勞。

在一般情況下，對這樣的糊塗人和糊塗思想，理應像人們想象中的方勵之那樣付諸一笑，一笑了之。然而，不幸的是，餘傑通過自由亞洲電台網站發表這樣的糊塗文章，這就難以讓人一笑了之了。

這裏所謂的“難以讓人一笑了之了”有兩個意思：

1）方勵之已經作古，餘傑對方進行明顯的歪曲，如今活著的人因此有道義責任為已經不能開口為自己說話的方勵之做出適當的辯駁；

2）餘傑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發表這種歪曲之言，有可能造成相當的混亂，因此有必要指出他的糊塗和歪曲，以避免或補救混亂。

然而，對一個不是混飯吃的專業寫手來說，如何對餘傑做出辯駁，指出他的糊塗和歪曲是一大挑戰。這裏的挑戰倒不是難以找到他的論點漏洞或荒謬，而是他的漏洞和荒謬太多，令人難以決定從何說起是好。

反駁餘傑的這種困難，也是許多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人麵對中國大陸學生時常常痛感到的困難——中共教育製度出產的許多學生往往樂於辯論，勇於批判，但卻對自己在說什麽茫然無知，對批判對象也茫然無知，而這種無知卻能給無知者帶來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大膽。

不妨也談薩哈羅夫

餘傑在文章中大談薩哈羅夫，把薩哈羅夫與方勵之相提並論，褒薩貶方。但一個哪怕隻是大略了解薩哈羅夫和方勵之的人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餘傑顯然是根本就不懂薩哈羅夫，也不懂方勵之，他隻是自以為是，自以為懂。

鑒於餘傑的行文和論點漏洞太多，一一詳細羅列出來並指出它們為什麽是漏洞，恐怕需要《戰爭與和平》那樣的篇幅。因此，人們不妨從薩哈羅夫談起。但薩哈羅夫這個話題也太大，而餘傑也說了很多，漏洞很多，稍微細談一點，很可能又是一部《戰爭與和平》。

長話短說，薩哈羅夫在1980年代後期方勵之受到中共迫害時致函中共當局表示深切關注，並自豪地宣稱方勵之是“我的同事”。薩氏所謂的“同事”有兩個明顯的意思：1）他與方勵之是天體物學研究的同事；2）他與方勵之是自由民主事業的同事。

為什麽薩哈羅夫要那麽說？難道薩哈羅夫的思想不如餘傑敏銳？觀點不如餘傑犀利？

在批評者看來，餘傑顯然在基本的人情世故方麵，在基本的政治判斷方麵還太不成熟；他思想糊塗，言辭糊塗，對自己在說什麽都不知所雲，但還喜歡信口開河，對自己的言辭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茫然無知。

餘傑無疑是一個勤於讀書的人。但截至目前，他或許還沒讀到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知識分子、已故的捷克總統哈維爾那句名言：真理不僅在於你說什麽，而且也在於你何時說，如何說。

或許，他讀到了哈維爾的名言，但不理解，或不以為然。或許，哈維爾根本就不入他的法眼。

哈維爾是否入餘傑法眼當然屬於餘傑的個人趣味問題，但餘傑通過自由亞洲電台這樣的講壇發表 貶損方勵之的文章，在一些批評者看來簡直是在幹中共宣傳特務的勾當——在反獨裁專製的人當中製造矛盾，分裂，混亂，困惑，讓大家覺得這世界上沒半個好人， 都不是東西，雖然中共很壞，但至少還能維持中國的穩定，還能讓其他世界大國不得不服。

上麵一段話中所謂的“簡直”當然是說對餘傑持強烈批評態度的批評者不能確定，但人們現在已經完全可以確定的是，在反獨裁專製的中國人當中製造矛盾，分裂，混亂，困惑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既定國策，並見於泄露於外界的“五毛黨”特工組織的工作指令。

在這裏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本文絕對沒有論證餘傑為中共當局充當搶手的意思。本文隻是要指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事實，這就是，餘傑在自由亞洲電台和網站發表的不當言論令親者痛仇者快，在反專製獨裁的人當中造成思想混亂，正中北京獨裁專製政權的下懷。

十分反諷的是，餘傑的不當言論也使他自己成為笑柄，使他自己受害。這又何苦來哉？

再說薩哈羅夫與方勵之

為了公平和嚴肅，在這裏不妨再說兩句薩氏和方氏，以便進一步顯示餘傑確實是既不懂薩氏，也不懂方氏。

首先，餘傑對方勵之的科學成就完全是一頭霧水，對方勵之和薩哈羅夫的基本情況也一頭霧水，因此他的薩氏-方氏比較難免不靠譜。

進一步說，餘傑顯然不知道、不清楚、不理解、或不屑理解方勵之是如何在所謂的“勞動改造”期間轉向宇宙學研究、並取得世界一流的傑出成就的。

在中國，過來人都知道，方勵之以及無數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勞動改造”與“橫死”、“過勞死”之間連一紙之隔的保險距離都沒有，死亡對方勵之們是分分秒秒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

當然，這裏也應當趕緊補充一句，在所謂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局肆意無視基本安全的勞動中，死亡對方勵之與之一起勞動的那些所謂的國家主人翁工人來說也是分分秒秒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

方勵之居然能在那樣的惡劣條件下思考論證宇宙的創生之類的需要嚴格的數學推理和計算的現代物理學問題，並取得世界一流的傑出成就，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與此同時，人們知道，薩哈羅夫在蘇聯過的是一種跟方勵之很不一樣的生活——薩氏和他的蘇聯物理學家同事們至少在核物理研究和生活條件方麵得到蘇共政權的善待、優待，以便建造威力強大的核武器和美國對抗。

另外，方勵之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精研宇宙學，並將他在物理學方麵的科學研究心得精妙、巧妙地應用於分析、破解、挑戰中共強加於人的意識形態桎梏和愚民宣傳，為中國一代人的思想解放開辟了道路，讓中國公眾受惠至今。

與薩哈羅夫相比，方勵之的成就即使不說是有過之，至少也是無不及。鑒於方勵之取得的這些成就所依據的條件大大不如薩哈羅夫，合理的說法隻能是，方勵之的成就相比而言更為難能可貴。

餘傑沒有為此給予方勵之恰當的評價或讚揚也就罷了，因為他確實是不懂。但他不懂還要裝得特懂，肆意褒貶，顯得好像比薩哈羅夫還懂，比薩哈羅夫還薩哈羅夫，這就令人不能不感到有點奇怪了。

確實是太奇怪——他的想法怎麽能這麽荒腔走板呢？一般的人難免要納悶。

餘傑之荒腔走板

或許，人們可以原諒餘傑在思想或價值判斷方麵的荒腔走板，因為他的思想和價值觀顯然很混亂。要求他清晰地表述、說明一個思想、一件事情，等於是強其所難，不近人情。

但作為中文係出身的人，而且是北大中文係的畢業生，餘傑的中文閱讀能力也大成問題，這就令人難以理解，難以原諒了。

這方麵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際，方勵之發表文章，對劉曉波的自由辯論的精神高度讚揚，把劉曉波自由辯論的精神跟他（方）所敬佩的西方先進思想和理念相提並論，並深情地詳細回顧了劉曉波與他為數不多的有趣交往。

方勵之在文中用幽默的筆觸活靈活現地描繪了劉曉波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可愛和真實——1988年夏天，劉與一個朋友登門拜訪方勵之，坐下之後便拿起方當時出版不久的《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一書全神貫注地讀起來，不再說話；

“臨走，劉撂了一句：哦，哲學最多隻配當你們的工具，有用就拿來，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課上講（批判？）。話畢，拿起一本‘工具’，轉身就走，至今未還”。

稍微有點文學閱讀能力的人讀到方勵之的這段描寫，大都不禁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或許還有由衷 的讚歎——這方勵之可不是盞省油的燈，不但宇宙學研究十分厲害，文學手腕也十分厲害，能這樣三言兩語便把一個人的可愛給活靈活現地勾勒出來，如此幽默，如 此生動，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令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然而，這樣的絕妙好文，餘傑卻能鬼使神差地得出另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讀，而且用他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讀給他的“中國的薩哈羅夫還在路上－－方勵之《方勵之自傳》”一文壓軸：

“方勵之...在文章中又不經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劉曉波去他家拜訪並順帶捎走一本書的‘往事’——他的心靈格局，不若我們所期待的那麽廣大”。

讀到餘傑這樣的文字，令人不知該說北大中文係水平太次，還是該說餘傑水平太次。鑒於說北大中文係水平太次難免有侮辱北大中文係之嫌，說餘傑水平太次則難免有侮辱餘傑之嫌。保險又公平的說法看來隻能是：餘傑的中文閱讀能力讓人跌破眼鏡。

餘傑連如此簡單的文學筆法都讀不懂，看不明白，究竟是為什麽呢？這難免又令人不得不考慮批評者所說的走火入魔問題。

薑還是老的辣

本文囉裏囉唆行文至此已經八千言，到了該說打住的時候了。

但筆者還是想做一點或許並非多餘的表白——筆者在本文中對餘傑文章和文筆的種種錯誤痛加撻伐，但筆者自己也常常是犯類似的錯誤，功夫不到家，還容易自以為是，過於相信自己的理解力和記憶力，結果弄出些事實性的錯誤丟人現眼（而且今後肯定還會丟人現眼）。

更為不可原諒的是，筆者也犯過打橫炮的錯誤——在麵對中共專製獨裁的時候，不是把批判矛頭對著中共，而是批判自己的同行或同事。每每想到自己的這種丟人現眼的荒唐不智之舉，都不禁一身冷汗，後悔莫及。

然而，從一種意義上說，本文洋洋灑灑、囉裏囉唆八千言都是可惡的、不正經的、甚至是居心叵測的娛樂性遊戲文字，因為本文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響應毛澤東、習近平的號召，跟餘傑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本文要說的正經話，要辦的正經事是力圖展示一個方勵之從一開始就明白、而餘傑從一開始就不明白、直到現在也不明白甚至幹脆沒有意識到的道理。

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這就是，獨裁專製的中共政權希望並喜歡看到反專製獨裁的力量內鬥，相互廝殺，以便增加中共當局維護獨裁政權的保險係數，既然如此，人們何必犯傻，何必也充當“自幹五”，自帶幹糧和工具花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滿足中共的願望呢？

當然，這個問題太大了，太空泛了，太抽象了，太玄妙了。這裏不妨更具體、更現實一點，把話題集中在方勵之和餘傑的是與非上。

假如用棋局的比喻來說事，人們已經看到方勵之招法比餘傑高超了不知多少級，領先了不知多少步，而且每一步都走得紮實，無懈可擊，彰顯出這位傑出的科學家傑出的政治智慧和敏銳的政治本能。

例如，在1989年，方勵之先是頂住各方的勸導或誘惑，明智地避免卷入當時的抗議，從而避 免給中共當局提供迫害他本人和打擊公眾的把柄；屠殺發生之後，方勵之明智地避開中共流氓性追捕，避免成為絞肉機填料；與此同時，方勵之及夫人李淑嫻持續堅 持要求當局拿出他們有罪的證據，至今讓中共當局被動難堪；到美國之後，方勵之回歸自己的科研事業，繼續作出世界一流的科學研究，避免卷入無謂的政治紛爭。

可以看出，方勵之走的每一步棋都是紮實的，無懈可擊的。

反觀餘傑對方勵之的攻擊，則可謂進退失據——自己也選擇了避難的他卻攻擊方勵之選擇避難， 從而使他自己成為笑柄；他隻有放棄避難才能擺脫這種可恥可笑的境地；但那又會使他遭受無端迫害；但假如中共出於自己的需要放他一馬不迫害他，他便成了（或 被看作是成了）中共的棋子和工具。

盡管餘傑可以斷然否認自己是工具，但政治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眾人看法，而被眾人看作當局工具的人是難有公信力的，再斷然的否認也隻能是被看作“此地無銀三百兩”。而且，越是斷然，越是令人更加懷疑。但不否認，又等於默認。

這些微妙的係列政治問題，這種環環相扣的非常有趣也極端重要的棋局，餘傑顯然沒有看出來，他博覽群書顯然也沒能在這方麵獲得多少心得。

餘傑跟方勵之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

假如用級別分明的圍棋來說事，方勵之可謂世界級的九段高手，科學研究世界一流，中文文筆世 界一流，政治機敏世界一流。餘傑則顯然是初段。而且，顯然是不怎麽上遊或上進的初段——太多的方勵之早就想到、早就想明白了的事情，餘傑根本就沒想到，或 想到了卻糊裏糊塗，而且還糊裏糊塗地堅信他已經很明白了。

中國老話說得還真不錯：薑還是老的辣，是非自有公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