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從上海的“亞信”,到北京的APEC,中國政府主辦了太多的會議。不管這些會議的最終效果如何,旺盛的會議需求本身,催生了蓬勃的會展經濟。 從北京APEC懷柔會址的“日出東方”恢弘建築,到首腦招待會後美輪美奐的煙花焰火,從APEC國宴上每人68件的“帝王黃”琺琅彩瓷,到上菜時間精確到 秒的餐飲服務,無不顯示著中國人的聰明好客。會議期間停產限行出現的天空“APEC藍”算什麽,勤勞勇敢的中國人,隻要有錢給政策,滿滿的正能量能夠發射 神舟飛船到月球去開會。
已有的會議,中國積極參加,出錢出人改造,為我所用。沒有的會議,中國創製發起,製訂規則。世界上有個達沃斯經濟 論壇,中國搞一個博鼇亞洲論壇。亞洲還不夠,今年搞個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永久會址就定在浙江烏鎮。每年會議期間,當地互聯網臨時開放,充分體現大會“互 聯互通”的主題。如果聯合國大會討論總部遷移的話,就像當年由於對外援助,毛主席說成員眾多的亞非拉窮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一樣,肯定可以遷到中國。
無論如何,人類已經擋不住中國崛起的腳步了。2012年,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研究報告發布會上稱,中華民族複興完成了62%的複興任務。幾年過去了,中國又開了數不清的會,想必民族複興又提高了不少百分點。
許多會議都繞不開中國崛起的主題,或都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召開。沒有人會懷疑中國崛起,開會討論的隻是崛起的方式、時間和影響。
中 國崛起的能耗、環境、生態代價有多大?經濟增長能真正促成和諧社會,還是像秦暉所說的維持低人權的增長、事故頻繁、帶血的GDP?中國的崛起是相對美國的 衰落而言的,美國是一直衰落下去,還是在周期性的危機後,自我調整,重振旗鼓?中國經濟出現危機怎麽辦?中國模式能否在全球引起共鳴?
看 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場麵壯觀的閉幕式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在“聖經般的7年”中認為,美國自2001年911後忙於反恐,現在又陷入金融 危機,7年後,中國開會露臉了。不過,他酸溜溜地寫道:“多年的觀察告訴我,不要過分解讀一個兩周的會議。奧運會沒有改變曆史,它隻是街頭的快照──一個 國家穿上節日的盛裝供全世界觀看。”
我在用“會議上的中國”這個題目的時候,不是想起了CCTV“舌尖上的中國”,我已經很多年不看天天開會的“新聞聯播”了,而是想起了1988年出版的何博傳的《山坳上的中國》。
這 本當年影響了一代人的探討“中國危機”的著作,提到中國的地圖像公雞,國人也有“雄雞一唱天下白”的自豪。可是書中提到,鄉野的雞,從來都是站在糞堆上打 鳴的。英國的諺語是:站在糞堆上,公雞也稱王(Every cock crows on its own dunghill )。德國也有類似的諺語:無論公雞在糞堆上怎麽叫,天氣該怎樣還是怎樣。
開了那麽多的會,到底能有多少改變?
習近平總書記上台後,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人們啊,你們能不能少開點會,讓他盡快帶領我們實現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