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逝世後，“蔣家王朝”也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當家族後輩們正恪守蔣經國的遺訓：“蔣家後代不從政”，卻有一位選擇在國民黨麵臨空前危機的時候，跨入政壇。
今年1月16日，台灣大選結果出爐，國民黨毫無意外地大敗，僅獲得35席“立委”席次，“立法院”實現首度政黨輪替。但遍野哀鴻中也有一抹清新的亮色——“蔣家第四代”蔣萬安突出重圍，當選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
2月1日，他正式進入“立法院”就職。
選前，蔣萬安幾乎每次在麵對媒體的時候都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家族背景給你帶來更多光環還是壓力？對此他反複解釋到：除了身體裏流著蔣家的血液，我的成長與生活和普通人無異。
他努力塑造自己的新形象——年輕有為的職業律師，以政治素人的身份進入政壇。
但蔣氏血液帶來的光環和桎梏，始終是繞不開的話題。
一、王子複仇記？
2015年3月，蔣萬安的名字密集出現在台灣媒體上，很多台灣人才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
38歲的他參選2016年立委選舉的決定被媒體解讀為“代父出征”、“替父報仇”。
2011年，國民黨前副主席蔣孝嚴參加“立委”黨內初選。以0.578％的民調差距，輸給當時的對手、前任國民黨籍“立委”羅淑蕾。
4年後，蔣孝嚴之子蔣萬安宣布參選，選擇了父親四年前飲恨的同一選區，被媒體形容為“王子複仇記”。
2015年5月，“複仇”成功，蔣萬安在第二輪初選中勝出，擊敗了任職8年的羅淑蕾。
但這隻是開始。
“選舉沒有什麽特別的捷徑，就是勤跑基層。”從宣布參選到大選結束的近10個月裏，每天的行程幾乎都是滿檔：
早晨5點來到公園，和晨練的老人們聊天。早高峰時，來到捷運站門口或者行人車多的路邊，與人握手問好，陳述自己的政見。上午、下午去人多的市場、社區等地方，發放紀念品，與民眾打招呼。晚上等垃圾車進入小區，他又趁著居民出來倒垃圾的空檔上前拜訪。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大選前。越是臨近選舉，拜票活動越緊湊，行程越緊張，“一天當三天用”。
拜票時，蔣萬安保持微笑，主動與民眾握手，不時鞠躬。謙卑的態度和帥氣的麵孔為他加分不少。
從最初有人以為“蔣萬安”是女性，到有選民主動對他說：“這是我第四次見到你了”，蔣萬安甚至有了自己的粉絲團，所到之處，女粉絲前呼後擁，尖叫合影。
整個過程中，他一直有意淡化家族背景，主打政治素人身份。除了跑基層這種“新人”打法，競選“裝備”也與新人無異。
位於台北中山區農安街一條小巷裏的普通民居，門口掛著白底藍字的“蔣萬安競選總部”招牌。麵積不大的辦公室內，簡單放置幾圍白色桌椅，以接待來訪的客人和媒體。
當綠營的候選人紛紛仰仗蔡英文等大人物站台時，蔣萬安選擇依靠自己的新人團隊。他們大多是蔣萬安曾經的同學，從小學、國中，甚至到國外念書的同學都來幫忙，涵蓋律師、保險業、工程師、老師等各種職業，平均年齡30歲。
在他看來，素人團隊盡管沒有豐富的競選經驗，但不同行業帶來了新穎的思維，跳出了過去傳統的選舉框架。
蔣萬安不願把家族背景作為參政的籌碼。 “在民主的時代，蔣家人參與選舉從來就不是勝選的保證。但今天蔣家的後代和其他人一樣參與選舉，才是台灣真正民主的象征。”在宣布參選的記者會上，蔣萬安曾表示。
而他的父親，也很少與他一同出現在公眾麵前。有台灣媒體人因此打趣他藏起了自己的父母。蔣萬安則以“父母在家幫他照顧兒子，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巧妙化解媒體的刁難。
直到參選前一天，蔣萬安才告訴父親自己決定從政。“他開始有點驚訝，我想他大概沒想到我會選擇走這條路。他後來跟我說，這條路很辛苦，但尊重我的決定。”
2008年，蔣孝嚴競選“立委”時，蔣萬安曾隨父親掃街拉票，當時蔣孝嚴對媒體點評兒子：“具備非常完整的從政條件。”但蔣萬安當即回應：“這是爸爸的看法，這不代表我的立場。”
參選的初期，蔣萬安多次對媒體闡述自己對身份的看法，直到大學前，他的生長環境與普通人無異，過去從未因蔣家身份得到任何好處。
“相對來說，蔣家第四代是後來才貼上的標簽，在外界看來是光環、頭銜，但對我來說，有時候反而是壓力、阻力。”
被問得多了，他也有了回應這個問題的慣用語：“我始終相信，屬於我的標簽我自己要撕也撕不掉，不是我的標簽人家怎麽貼都貼不上。”
二、“蔣家對我來說隻是姓氏”
“蔣家第四代”這一標簽從蔣友柏開始，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而“第四代”卻在努力擺脫這一稱謂，尋找各自的人生定位。
蔣友柏曾試圖找到一條不再依附政治、依賴貴族身份而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他成立橙果設計公司，希望大家找到他不再因為姓蔣，而是因為他真的有本事。他曾對媒體說，自己要成為“蔣家第一代”。
蔣萬安則在媒體麵前盡量切割自己與蔣家的聯係。宣布參選開始，蔣萬安就被套上權貴子弟的封號，他對這個說法很不服氣，“蔣家對我來說隻是姓氏”。
在出現在媒體上之前，蔣萬安一直安靜地扮演“蔣孝嚴”之子的角色。蔣經國在贛州時，與秘書章亞若互生愛慕，誕下兩名私生子，孝嚴和孝慈，隨母姓。2005年，蔣孝嚴一脈正式認祖歸宗改回蔣姓，“蔣家第四代”的頭銜也落到了蔣萬安的身上。
蔣萬安的父母一直瞞著他自己的身份，直到蔣萬安念初中時，朋友不小心向他透露他其實應該姓蔣，年紀還小的他不敢問父母，隻好自己到圖書館去找資料。
看到周玉蔻寫的《蔣經國與章亞若》一書才發現，書中寫的是自己的父親與叔叔的故事，才更加確定自己的血緣來自於蔣家。
直到蔣萬安念高中，父親才告訴他身世由來。
與蔣萬安交情超過15年的老友評價，蔣萬安身上最令他佩服的，是能夠在家族曆史與自我意識間找到平衡點。
從台灣政治大學畢業後，他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得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和法律博士學位。畢業之後，他在矽穀最大的律師事務所ＷＳＧＲ（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擔任律師。2009年，蔣萬安與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然而，2013年，他做出了一個讓許多朋友跌破眼鏡的決定——決定舉家遷回台灣。
“我希望我孩子的母語是中文，”這是蔣萬安的回答，他和太太希望兒子在台灣接受教育。另一個原因，他評估事務所的亞洲客戶量大，且潛力大，與夥伴商量後，回台灣設立台北辦公室。
回到台北後，蔣萬安關注到台灣創新企業的困境。回國半年內，他協助台兩家本土創業公司獲得了200萬美元以上的A輪融資。他利用在矽穀工作的經驗，代表創業者與投資人談判。
一位創業家在獲得蔣萬安的協助後，對律師這個行業有了改觀，他本以為律師隻是做文件、寫條文，但目睹蔣萬安的工作之後，他才發覺企業投資並購的談判交鋒，激烈程度不亞於法庭攻防，“好的律師會讓對方覺得你是國際級的公司，差的律師隻會讓你被吃得死死的。”
用專業贏得事業成功，這曾是蔣萬安的自身定位。不過，這個定位在之後的兩年裏逐漸發生了變化。
三、國民黨敗局下的年輕亮色
律師執業期間，蔣萬安多次參與政府的創新產業會議，他頻繁對台灣創新企業法規提出建言，卻成效不彰。“對我來講，與其在體製外，以律師的身份參與，大聲疾呼，還不如跳到體製內，實際透過修法解決問題。”
他先後目睹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和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的慘敗。感慨年輕世代崛起了，公民參與增加了，但支持國民黨的人少了，關心國民黨的年輕人更少了。
過去，國民黨立委當中，鮮少有30多歲的麵孔，台北市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裏，甚至沒有60歲以下的。“當別的政黨或新勢力不斷有新血冒出，提供創新的公共論述時，國民黨的年輕人在哪裏？”
根據台灣選舉委員會的統計，2016年台灣大選，年滿20歲首次具有投票權的“首投族”達129萬人，占選民總數約7%，比2012年多出10萬人。因此台灣有“誰贏得年輕人，誰就能贏得大選”一說。
大選之後，有台灣智庫針對選民投票行為進行民調。結果顯示，雖然投票率是10年來最低，但20歲至29歲年輕人的投票率高達74.5%。
蔣萬安早已意識到年輕族群給選舉帶來的衝擊，他的選舉策略對年輕人有所倚重。
當台灣年輕人正在因工作、薪水咒罵政府時，蔣萬安在文宣中提煉出了他作為職業律師最大的優勢——關注創新產業。
“因為我對創新產業很熟悉，因此我相信自己能夠幫助台灣產業轉型，包括更新相關法規，例如公司法的修正或第三方支付法等。”他希望能夠扶持台灣的創業公司、新型產業，吸引年輕人進入新創產業，疏解台灣的就業難困境。
蔣萬安團隊也想出一些迎合年輕人的創意，其中“萬安共乘”是他傾聽民意的創意點子。由蔣萬安充當司機，開著白色油電混合車，裝上特製出租車頂燈，到指定地點等人、載客，但上車前得先說通關密碼，萬安共乘模式才能啟動。在車上，他鼓勵乘客提出問題和建議，一齊討論。
以此方法，蔣萬安希望能弱化他在選民心中的權貴後代的印象，拉近與選民的距離。
相對於國民黨內其他政治老手，蔣萬安雖然沒有黨內政治經驗，卻憑借創意、溝通，坦蕩麵對各種聲音，贏得了這次選戰。
2016年1月16日，蔣萬安擊敗民進黨對手潘建誌及其他參選人，當選“立委”。
然而，贏得選舉隻是剛剛跨過政治的門檻，今後他從政的路途將鋪滿荊棘：國民黨淪為在野黨、日漸失去的話語權、年輕人對國民黨的排斥、台灣社會對政黨惡鬥的厭倦……都將是他麵臨的挑戰。轉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