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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監大街之繁體“聖人鄰裡”匾日 前，北京國子監大街之繁體門匾“聖人鄰裏”，被誤寫成了“聖人鄰裡”，引來眾嘲。其實呢，類似這種因簡繁轉換而生的笑話，不是個案。2008年，海外某 《僑報》曾赫然刊文《幹隆生母享盡孝子福》；2014年，又有央視某名主持為台球職業選手題詞“玖球天後”；周傑倫名曲《發如雪》，迄今仍被普遍寫成《發 如雪》；……最離譜的還屬曲阜孔廟，竟然有一座“後土祠”（據聞已於2014年更正）。
這些笑話每每成為新聞，也每每勾起讀者關於漢字的簡、繁之爭。不過呢，大多數爭論者，恐怕並不了解1949年之後的漢字簡化史。
你天天用簡體字，但未必了解簡體字的曆史
1、50年代的漢字簡化，被當成“漢字拚音化”的過渡手段，學術上的重視很不夠
1935年，在錢玄同等人的推動下，國民政府曾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體，不另造字）的理念，製定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324個字。但因考試院長戴季陶等人反對，該方案被擱置。①
50 年代，漢字簡化再次被政府提上日程，但地位尷尬——當時正大力提倡漢語字母化，漢字簡化不過是過渡手段。吳玉章在《人民日報》上說得明白：“毛澤東同誌在 一九五一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拚音方向；但在實現拚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②胡喬木也回憶：“毛主席作了不少指 示，下了很大決心，以致在一次會上講要實行拚音化、拉丁化。……這件事的起因是毛澤東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提出漢字太難，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拚音方 案，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③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郭沫若到會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④會後，文字改革方向被確立下來：1、研究中國文字拚音化；2、整理漢字並提出簡化方案。後者隻是前者的權宜之計。對此，文改會常務委員葉恭綽，有明確解釋：
“毛 主席既已明白指示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拚音方向，我們的工作也正是朝著這個方向進行的，那麽我們所要經過長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應當不是別的，而是拚音文 字。正是因為拚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馬上實行，所以我們才進行漢字簡化來適應當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簡化漢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經過長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顯 然是不切實際的了。”⑤
被如此定位，漢字簡化能獲得怎樣的學術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吳玉章覺得“即使（簡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可謂當時文改會成員們的典型心態。⑥
2008年，某海外《僑報》刊文“幹隆生母享盡孝子福”2、55年的《漢字簡化草案》，更多地體現了高層領導人的個人意誌
1952年下半年，文改會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收入簡體字700個。毛澤東審閱後批示：700個不夠。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做出基本形體；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隻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隨 後，專家組試圖遵照指示，精簡漢字總量。但保留哪些字，廢除哪些字，很難取得一致意見；隻得先從700個簡體字中篩選出338個流行廣、爭議小的簡體字， 擬出第二稿。被中央以簡化數量太少為由駁回後，專家組又采取簡化偏旁、收入行、草書寫法的辦法，擬出第三稿，將簡體字規模擴充至1634個。但卻引起各行 業的強烈反對。印刷部門尤其痛心疾首，因為要重鑄1600多個銅字模，簡直是滅頂之災；此外，草書寫法的收入，打亂了原來的部首係統，以前按部首、筆畫編 排的字典、電報碼本、檔案、索引係統，都麵臨無法繼續使用的問題……於是第四稿又將印刷體簡化字縮減為600個。⑦
1955 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對外公開。回頭審視，這個《草案》存在許多明顯的問題。譬如，雖然定下了不造新字的原則，實際上並沒有做到。像“瞭解”的 “瞭”，明明有約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卻非要臆造一個“（目了）”（左“目”右“了”）。一味追求減少筆畫，往往放棄常用本體字，改取異體字。像“足 跡”的“跡”，本該選用“跡”，但僅因“跡”字筆畫少，就棄“跡”而不用。此外，教育部公布的1500個常用字，草案隻簡化了335個，僅占到草案全部簡 體字總數的22%，也可見其工作重心，已偏離了方便民眾日常使用的初衷。⑧
網友2013年拍攝的曲阜“後土祠”3、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存在很多的問題。8年後隻得再編製《簡化字總表》來糾正
1956 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出台，確定了515個簡體字和54個簡化偏旁。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收錄了大量在民間流傳但並未達到“普遍約定俗成”程 度的簡體字，像幣、鄉、僅、藝、療等字，在當時均尚局限於部分行業使用；還收錄了不少新造之字，如習、倉、齒、塊、傘等等。這兩類共占到了《方案》簡體字 總量的31%。
這種情況，帶來了兩大後果：1、新造簡體字麵貌陌生，給語文教學帶來了很大 困難，如“倉”被簡化成了“倉”，但方案並沒有規定“搶”可以簡化成“搶”，學生不但需要學一個全新的詞“倉”，繁體的“倉”也不能丟，等於增加了負擔。 2、《方案》帶動了民間自由造字的風潮。有學者評價稱：“由於《方案》在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方麵，交代得不夠明確，以致各簡各的，使漢字的混亂達八年之 久。人們不清楚哪些是國家公布的簡體字，哪些不是。”1964年，國務院不得不又編製了一份《簡化字總表》，來糾正這種混亂。
不 過呢，《總表》也帶來了新的混亂。譬如，《總表》把“寧”簡化成“寧”；但“寧”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讀“zhu”，意指儲藏財務的器具。為了區 分，《總表》就生造了一個“宀一”（上“宀”下“一”），把“貯存”變成“貯存”；“佇立”變成“佇立”……這種臆造詞，隻有親手造它的專家能認得，既增 加了民眾識字的難度，也破壞漢字固有的體係，“貯”、“佇”二字，顯然已喪失了會意的功能。再如，復、複、覆三個字，都被簡化成“複”，導致民眾分不清 “複國”到底是複興國家呢，還是傾覆國家；《總表》隻好不給任何理由，強行注解：“答覆、反覆的覆簡化作複，覆蓋、顛覆仍用覆”。如此看似簡化，實際上增 加了民眾識字的困難，後來更成為了讓無數學子頭疼的“高考語文知識點”（高考語文中很多令人頭疼的拚音知識點，多是由《總表》生造而來）。⑨
2014年轟動一時的“玖球天後”事件4、70年代中期開始發動群眾硬造缺胳膊少腿的“二簡字”，直到1986年才被廢止
《簡 化字總表》將平均每字筆畫從16筆降低到10.3筆，但它並不是49年後漢字簡化史的終點。1977年底，“二簡字”又橫空出世。“二簡字”，是相對於 《簡化字總表》的“一簡字”而言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原來590個一簡字化為462個二簡字(不包括簡化偏旁類推出來的391個二簡 字)，平均每字筆畫從13.1筆降低到6.9筆。
和一簡字相同，二簡字也是政權力量推動的 結果。早在1960年，一簡字的遺留問題尚未解決之時，中央就出台文件要求：“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個字盡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並 號召采取群眾運動的辦法：“這一任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廣大群眾對此是十分熱心和有辦法的。”⑩文革中後期，文改會恢複運作，即選擇從大字報中“廣泛搜集 群眾中流行的簡化字”。當時高層對二簡字的規模要求很高，1975年，文改會整理出111個新簡化字，報送國務院審閱，曾被質問“為什麽（隻）簡化這麽一 點？”
和一簡字不同，二簡字主要是人為硬造，為簡化而簡化。推出之後，即遭到學界一致的批 評，譏諷其缺胳膊少腿難看至極。故1978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別發出內部通知，要求教科書和報刊圖書暫停使用二簡字。但漢字拉丁拚音化仍被視為“文字改革 的大旗”，二簡字也仍被當作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在民間流傳。直到1985年，胡耀邦明確表態“拉丁化拚音隻作為語音符號使用”，漢字拚音化的“理想”才被 放棄。1986年，二簡字《草案》被廢止，惟戶籍係統中“蕭”姓寫作“肖”、“閻”姓寫作“閆”等，已難更改。同年，國家語委重新下發《簡化字總表》（隻 在1964年《總表》的基礎上調整了6個字）。（11）
大圖：人民日報發表二簡字草案，頭版同時強調漢字要走拚音方向。小圖：部分二簡字5、鄰裡、幹隆皇帝、玖球天後、發如雪、後土祠……不能全怪民眾不學無術，簡化不當也有責任
1949年後的漢字簡化史，至此終於停歇。但某些不合情理的簡化，迄今仍在不斷困擾國人。文章開篇所提到的幾個笑話，看似是文字的寫作者不學無術。其實，這幾個字的簡化，恰恰是文字學家、語言學家們的痛點之所在。
周 策縱先生就專門拿這幾個字，具體批評過當年的漢字簡化太過隨意和沒有規律。周先生認為：1、當下流行的常用字，不適合用作其它字的簡體字，否則簡轉繁時， 容易混亂，“裏”和“裡”就是一個典型。2、古字長期用作特定含義者，也不適合拿來做其它字的簡體字，比如“後”字早期指帝王（後土）、再演變指帝王之妻 （後妃），就不應該再拿來做“後”的簡體字，因為“先後”未必等同於“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後”。3、一個字不適宜同時充當多個字的簡體字。因 為“發”同時作為“發”“髮”的簡體字，所以現在全中國到處都是“理發店”——周先生參觀偽滿皇宮，溥儀的“理髮室”也被寫成了“理發室”。其實完全可以 給“髮”另外安排一個簡體字。4、“乾隆”變“幹隆”，雖然是很低級的錯誤，但“幹”同時作為“乾”和“幹”的簡體字，本身就有問題。且不論“天乾”和 “天幹”的含義難以區分，“幹”字變成多音字和多義詞，並沒有簡省民眾的學習成本，相反增加了他們學習的難度。（12）
略而言之，不可否認，1949年後的簡體字改革，在提高民眾識字水平方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樣也不可否認，無論是從初衷，還是從過程、結果來看，這場改革都是很粗糙的，很多字減少了筆畫，但在用法上，反而更加複雜了。
偽滿皇宮中溥儀的“理發室”。1998年周策縱先生遊覽該地時寫作“理發室”，現已更正為“理髮室”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