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往事——獨立革命之父：塞繆爾·亞當斯 (Samuel Adams)

“繼續從事你們偉大的事業吧！你們要為以往的勝利而感謝上帝，並堅信將來會贏得最終勝利。對我來說，除了與你們共享光榮，分擔危險，我別無他求。如果我有一個心靈的願望，那就是：我願將我的骨灰同沃倫和蒙哥馬利們撒在一起，讓美利堅各州獲得永久的自由和獨立”！

—— 塞繆爾·亞當斯 《美利堅的獨立演說》（一七七六年八月一日）

在一個國家住久了，就會對這個國家的社會和曆史有所了解。二零零八年的美國能選出一位黑人總統，其製度的優越性由此可見。美國社會的一切衝突，不管是種族衝突還是利益衝突，都可以由憲法框架內的改革來解決。這就是美國的憲政改革。美國的憲政改革也是美國獨立的導火線。美國教科書裏提到的促使美國獨立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在英國議會中沒有代表就不交稅；二是英國軍隊強行征用民房；三是殖民地人民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第一條往好了說是要求英國實行憲政改革，往壞了說是給逃稅找借口；第二條與事實相差甚遠，殖民地人民的權力和自由要比中國老百姓的權力和自由要大的多，這種事情要有，也是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少數事件。第三條才是美國的獨立的真正原因，美國人要自己說了算，要把製憲權力從英國人手上奪過來。教科書裏還提到促使美國獨立有三個有名的事件：一是反抗《食糖法》（Sugar Act），《印花稅法》（Stamp Act），和《湯森法》（Townshend Act）；二是“波士頓慘案”（Boston Massacre）；三是“波士頓茶葉案”（Boston TeaParty）。這三件大事，不是為了逃稅就是給自己造反找借口，因為美國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英國老百姓相比隻好不差，而英國政府對美國殖民地人民的統治也堪稱仁慈。這一切都是一個名叫塞繆爾·亞當斯的波士頓人一手組織策劃的，所以在美國人心中他是美國革命之父。

美國國父很多，五十六個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人都是國父。因此美國人談到國父時用的是複數。而美國革命之父隻有三個，其中之一就是塞繆爾·亞當斯。一七二二年，亞當斯出生在一個製酒商人之家。當時馬塞諸塞（Massachusetts）殖民地的富有家庭通常把孩子先送進波士頓（Boston）的拉丁學校（Boston Latin School），然後進入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學習，畢業後最理想是當牧師，其次當律師。塞繆爾在哈佛期間，開始了探索人生的意義，這是件相當危險的事。隻要你的結論不是當官發財的話，就很可能坐牢甚至沒命。塞繆爾的結論是有意義的人生就是追求社會正義的人生。塞繆爾接受了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學，認為政府是人民和國家的一種契約，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人民有最終的權威，人民就是主權。政府應該有三個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每個部分隻對自己負責。如果，人民認為政府沒有履行它的責任，人民有權收回政府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人民可以推翻政府。在政府之下，人民的自由就是共同遵守同一規則下的自由，這一規則就是憲法。憲法高於一切，憲法高於宗教教義，憲法高於聖人教導，人民必須在憲法之下自由活動，憲法之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應該服從任何他人強加的意誌。在他的一篇《論自由》（On Liberty）的文章中，塞繆爾指出自由使人有別於野獸，它是一群有理智的人與野獸的區別，後者隻有一條規則，最長的尖角就是最強的法律。塞繆爾在哈佛的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論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製英國法律》（Lawful to Resist the Supreme Magistrate，if the Commonwealth cannot otherwise be preserved），造反精神由此可見。

塞繆爾從哈佛畢業後，母親希望他獻身上帝，父親希望他能成為律師。塞繆爾並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麽，就聽從了父親的另一個建議，經商。一開始，塞繆爾在一家財務公司工作，哈佛畢業生塞繆爾本應該幹得很出色，可沒多久，公司老板就請他走人了，理由很簡單：“我要的是商人，不是政治家”。從財務公司出來後，塞繆爾的父親借給了他一千英鎊，讓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貸給一個朋友，血本無歸，另外一半很快就花完了。一七四六年塞繆爾被選為波士頓的政府官員。兩年後，他和朋友出版一個政治周刊，替輝格（Whigs）黨宣傳。父親死後，塞繆爾從父親那裏繼承了三分之一的房產，並負責管理家裏的酒廠，經營得一塌糊塗，被債主抄家後，隻好宣布酒廠破產，去做收稅官。塞繆爾在這個任期八年的位子上，做了不到一年就因為賬麵上八千英鎊的虧空被免職了。塞繆爾並沒貪汙，但他從來不記帳，也就不知道錢去哪了。雖然塞繆爾在事業上不成功，但在革命的道路上塞繆爾卻越走越遠，他在輝格黨內成立了一個地下組織，名曰“羅亞九君子”（Loyal Nine），由八名工人和塞繆爾組成。他們常在一家酒廠樓上開會，托利黨人說他們是用酒鼓起的幹勁。因為有塞繆爾，他們的活動有聲有色。

一七六四年，英國公布了殖民地的《食糖法》，剛過四十二歲的塞繆爾終於知道了他該幹什麽了，那就是造英國的反。他和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成為波士頓的抗稅領袖。在哈佛受過的良好教育，很快使塞繆爾成了一位革命理論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裏找到了一個暗示，就是殖民地人民“納稅而無代表權”，這句話成了革命的火種，點燃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國的熊熊大火。

接著英國又頒布了《印花稅法》，為此塞繆爾發表了一個反對英國當局在殖民地隨意加稅的宣言。馬薩諸塞有三十七個城鎮通過了該宣言，十三個北美的英國殖民地也有六百多個城鎮通過了該宣言。各殖民地紛紛成立“自由之子社”（Sons of Liberty），組織起來反抗英國。塞繆爾是天生的宣傳家，他執掌了由漢考克出資的《波士頓紀事報》（Boston Chronicle），以該報為基地向《印花稅法》和英國駐波士頓總督發難。還鼓動群眾搗毀印花稅辦公樓，衝入稅務官的官邸企圖殺死收印花稅的官員。好在該官員事先得到密報逃離了住所，才免遭其難。三天後，該官員宣布辭職。接下來塞繆爾發動宣傳攻勢，聲稱《印花稅法》是總督的主意。盡管這不是事實，但很快馬薩諸塞人民就認為是了。一七六五年八月的一個夜晚，一群企圖造反的人湧進了總督公館，進行破壞。幸好總督及時出逃，才免遭傷害。第二天，總督對聖經起誓，他絕沒有參與印花稅法的製訂。相反，總督是極力反對的。塞繆爾再次發動宣傳攻勢，說那天晚上在總督家抄到了證據，但這證據是什麽，塞繆爾從未公開。馬薩諸塞議會邀請各殖民地派代表出席紐約會議，討論《印花稅法》問題。組織會議的馬塞諸塞總督以為會議將支持英國，沒想到會議認為除了由各殖民地議會自行決定的稅收外，不曾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稅收。同時認為《印花稅法》有破壞殖民地人民的權利與自由的傾向。於是，各殖民地紛紛抗議，英國議會最終隻好放棄《印花稅法》。

塞繆爾因反《印花稅法》運動而成名，一七六五年被選入馬塞諸塞議會，次年馬塞諸塞首富漢考克也被選入議會。有了漢考克的金錢和塞繆爾的理論與組織，殖民地議會就成了他們反對英國的工具。塞繆爾在《波士頓紀事報》上公布了擁護《印花稅法》的議員名單，十九名親英的托利黨議員因此落選，從此馬塞諸塞議會由反英的輝格黨當道。可是這份名單上沒有一人支持過《印花稅法》，革命原來是可以不擇手段的。

《印花稅法》取消後，塞繆爾繼續組織集會遊行。塞繆爾相信，他的種種活動對廣大民眾的影響要遠大於議會中的憲政辯論。一七六八年九月，為了頒布《湯森法》英國當局從加拿大調來了兩個團的士兵。於是，塞繆爾宣傳的“英國專製”就成了事實。塞繆爾開始發表《事態日記》（Boston Pamphlet），報導英軍在波士頓的醜行。英國當局一針見血地指出《事態日記》中幾乎沒有事實，因此隻在波士頓以外的地區出版。盡管官方否認，但各殖民地人民都相信《事態日記》的報導，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緒逐漸升級。英國報紙有評論說“塞繆爾的反英宣傳，給波士頓慘案搭好了舞台。他製造的有關英軍強奸，汙辱事件是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波士頓慘案”發生。前一天晚上，塞繆爾散發了很多有著英軍士兵簽名的傳單，傳單聲稱英軍即將對波士頓市民動手。這又是塞繆爾製造的消息，市民讀後大為激動。五日黃昏，英軍一名哨兵與市民起了口角，市民們向英軍扔了許多雪球，冰塊和棍棒。最後英軍開槍，打死五人，打傷六人。幾小時後，塞繆爾掌控的《波士頓紀事報》在城內的大街小巷四處散發，塞繆爾把這件事稱為“波士頓慘案”。於是一次小小的口角引起的事故成為血案，這一切都是漢考克和塞繆爾一手策劃的。向英軍扔雪球的人群中有一位後來成了美國第一任陸軍部長，他就是華盛頓的親信諾克斯（Henry Knox）。諾克斯是被人鼓動去的鬧事現場，他事後根本說不清是誰開的槍，也不知英軍為什麽要開槍。後來的審判中，有一位叫保羅·瑞維（Paul Revere）的人把當時的情況說得一清二楚，而且一口咬定是英軍故意開槍，連誰開了幾槍都說得清清楚楚。因為保羅·瑞維是塞繆爾派去現場為後來的審判作證準備的。這個人後來很有名，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因為他的通風報信，英軍收繳民兵武器的陰謀破產，打響了獨立戰爭的第一槍。這些都是後話。事發後的第二天，塞繆爾召開市民大會，要求英軍撤出波士頓。會後，塞繆爾親見總督，總督見勢不妙，把軍隊撤至威廉斯堡（Williamsbug）。波士頓慘案大大激發了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緒，漢考克和塞繆爾趁機建立民兵，以便有朝一日對付英軍。

《湯森法》取消後，隻有茶葉稅一項可以成為塞繆爾對付英國殖民當局的把柄。塞繆爾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一七七三年，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遊說英國國會，東印度公司獲得在北美洲銷售茶葉的壟斷權，並按北美的低稅率納稅，這就使東印度公司的茶葉成本下降了一半。同年十二月，東印度公司把它滯銷的茶葉帶到了北美的四大港口。波士頓人守在港口，不讓茶葉卸下岸。東印度公司的船長請求回英國，但總督對船長說要是他不卸貨而回英國的話，總督將按叛國罪起訴他。正是總督的強硬態度給了塞繆爾可乘之機，要是他和其他殖民地總督一樣采取溫和的態度，六個月後茶葉稅就會取消。塞繆爾也就沒有鬧事的機會了，美國革命也就不會在當時發生，塞繆爾就不會成為美國革命之父。冥冥中好象是天佑美國獨立革命。十五日下午五點，塞繆爾帶上了上百個化妝成印地安人的同伴，手執印地安人的板斧和繩索，爬上了東印度公司運茶葉的貨船。他們砍壞茶葉木箱，把三百多箱茶葉全部沉入海底。塞繆爾高興不已，他在等待英國當局的發作。不出所料，英國議會立既宣布了“波士頓港口法”，宣布關閉波士頓港，增派駐軍，強征民房，把馬薩諸塞的總督由文官改成武官。恐怖籠罩著波士頓，這就證實了塞繆爾的“英國專製論”和英軍的暴行。習慣了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對此無法忍受，弗傑尼亞的紳士喬治華盛頓也不得不揭杆而起了。至此，獨立革命已不可避免。

一七七四年，塞繆爾覺得有必要召開北美所有殖民地的會議來討論當前的局麵。弗傑尼亞（Virginia）也有同樣的認識。於是在塞繆爾的倡議下，馬薩諸塞議會通過決議，決定召開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馬薩諸塞的英國總督蓋奇（Thomas Gage）解散了議會。同時，弗傑尼亞的英國總督，因反對民選議會，解散了弗傑尼亞議會。在馬薩諸塞和弗傑尼亞的號召下，除喬治亞（Georgia）以外的十二個北美殖民地的五十六代表於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費城（Philadelphia）召開了第一屆大陸會議。這是一次美國革命群英會。馬薩諸塞的代表有亞當斯，塞繆爾的堂弟美國政治科學的奠基人第二屆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和代表團長漢考克等人。弗傑尼亞則派出了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和代表團長佩頓·倫道夫（Peyton Randolph）等人。倫道夫當選為會議主席，約翰·亞當斯是會議的靈魂人物。第一屆大陸會議向英國遞交了請願書，要求取消對各殖民地的強硬措施。會議還通過了與英國斷絕貿易關係的決議案和由約翰·亞當斯起草的《權利宣言》。第一屆大陸會議團結了北美各殖民地的抗英力量，為北美獨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七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波士頓傾茶事件

第一屆大陸會議之後，在亞當斯和漢考克的策動下，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馬塞諸塞民兵和英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塞繆爾和漢考克為了激發各殖民地的反英熱情，建立殖民地自己的軍隊，於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在費城召開了第二屆大陸會議。與會代表六十六人，新代表中有本·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漢考克被選為會議主席。會議宣布以武力反抗英國，並由華盛頓任總司令成立“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從此大陸會議成了殖民地的權力機構。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會議通過了由傑弗遜根據李的《李決議》（Lee Resolution）起草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宣布脫離英國，成立美利堅合眾國。塞繆爾在《獨立宣言》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塞繆爾由一個一事無成的哈佛畢業生成了美國國父之一。經過了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八年的獨立戰爭，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於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費城召開了製憲會議，各殖民地的代表經過四個月反複的討價還價，終於製定出了近代第一部非君主製民主國家的憲法。憲法確立了美國的聯邦製，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憲法還明確說明了，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規定了政府各部門的權限和關係，明確地體現了洛克的政權源於人民，權力必須製衡的政治哲學。又經過了兩年的時間，憲法才被各殖民地議會批準。一七八九年新生的美國選出了首位總統華盛頓，從此美國走上了一條強國之路。塞繆爾學生時代的理想終於成了現實。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七年塞繆爾任馬薩諸塞州州長，一八零三年在波士頓家中去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