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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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往事——獨立革命的政治思想家: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2020-09-19 10:29:23) 下一個

“組織我們自己的政府,乃是我們的自然權利”。

—— 托馬斯·潘恩,《常識》,一七七六年。

美國獨立戰爭中有兩個出名的外國人。一位是法國貴族,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 Fayette);一位是英國破落知識分子,托馬斯·潘恩。潘恩對美國獨立的貢獻很大,他曾和大陸軍一起與英軍作戰,出生入死。合眾國這個詞就是潘恩提出來的。潘恩對美國獨立最大的貢獻是因為他寫過一本叫《常識》的政論小冊子。潘恩在這本小冊子中,提出了北美為獨立而戰的理論根據,也就是獨立的正當性。《獨立宣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思想來自《常識》,因此潘恩對美國獨立在理論上的貢獻不可估量。潘恩還是一位最早的職業革命家,當法國大革命開始後,他又隻身去到法國投身於法國大革命。潘恩曾對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過:“哪裏沒有自由,我就會在哪裏出現。”

一七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托馬斯·潘恩出生於英國諾福克(Norfolk)郡的一個小鎮,他父親是一位裁縫,教友會(Quaker)信徒。潘恩在自傳中這樣寫道“我父親是一位信教友會的工匠,因此我有機會受到雙重教育,良好的道德教育和實用的專業訓練。我進過小學,但沒學拉丁文,我本人不喜歡古典文學,教友會也反對學拉丁文。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對科學的愛好。”當時有一位名叫諾拉的牧師,見到潘恩如此好學,就常常借書給他。十六歲時,潘恩曾離家去一條叫“恐怖號”的船上當水手,幸而他父親及早發現,在船出發之前把他從船上抓了回來。“恐怖號”在那次航行中沉沒了,船上人員全部死亡。潘恩並不死心,一七五六年,他再次去倫敦,來到一條叫“普魯士國王號”的船上當了一年的水手。第二年,他回到倫敦,在那住了兩年。這兩年裏,潘恩經常去皇家學院聽講座,讀了不少哲學著作。

一七五九年,潘恩在桑威奇(Sandwich)開了家裁縫鋪,同年與瑪麗·蘭泊特(Mary Lambert)結婚。一年後,妻子病死。一七六零年底,潘恩學了半年的稅收課程,於一七六一年成為稅務官。一七六五年潘恩因瀆職,被開除,後來他上書要求複職,一七六八年得以複職。因為稅務官的薪水太低,潘恩組織了一個聯合會,要求提高工資,聯合會征集到了五千英鎊。於是潘恩上書英國上下兩院,兩院未予答複。但大作家奧立佛·高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讀完潘恩的上書後,大為讚賞,與潘恩結為好友。一七七四年,因擅離職守,潘恩再度被開除。第二任妻子也與他離婚,他隻好變買家產獨自出走,時年三十七歲,潘恩一文不名。貧困潦倒的潘恩想到了他的美國朋友富蘭克林,富蘭克林替潘恩寫了封推薦信給人在費城(Philadelphia)的女婿貝奇,讓貝奇在費城給潘恩謀個教職。貝奇為潘恩在《賓夕法尼亞雜誌》(Pennsylvania Magazine)找了份編輯的工作。一七七六年一月十日,在仇英的心理作用下,潘恩發表了一本五十頁的小冊子《常識》(Comman Sence),這本小冊子給了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一個理論依據。在不到二百五十萬人的北美殖民地,三個月內《常識》就出售了十多萬冊。《常識》成了當時最能說服殖民地人民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的政治理論。潘恩一夜成名。在《常識》裏潘恩首先指出人是生來平等的,他說“在宇宙萬物的體係中,人類本來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隻能為以後的某一樁事故所破壞:貧富的差別是很可以加以說明的,而且在說明的時候不必采用壓迫和貪婪之類刺耳的、難聽的字眼。壓迫往往是財富的後果,而很少是或決不是致富的手段;雖然貪婪會使一個人不致陷入赤貧的境地,但一般說來它卻使他變得怯懦,發不了大財。”然後潘恩還指出國王的不合理之處“還有一種不能用真正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來解釋的更大的差別,那就是把人們分成‘國王’和‘臣民’。男女是自然做出的差別,善與惡是上蒼作出的選擇;但是有一類人一降生人世,就高出於其餘的人,儼然像一個新的人種那樣與眾不同,這很值得深究,深究他們究竟是能促進人類幸福還是招致人類苦難。《聖經》中說,古代社會裏並沒有帝王;沒有帝王的結果是,當時沒有什麽戰爭;現在使人類陷入混亂的,乃是帝王的傲慢。”在論及英國的統治時,潘恩說“至於說到統治的問題,英國無法公平合理的地對待這個大陸:它的事務很快會十分繁雜,一個離我們這樣遠、對我們這樣無知的國家用種種權宜之計是無法管理的,如果他們不能征服我們,他們就無法統治我們。”“我並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憤懣的動機擁護獨立;我在良心上清楚地知道,這樣做符合這個大陸的真正利益;任何缺少真正利益的事情就隻是湊合,無法提供永久的幸福,這會讓我們的子孫遭受殺戮,還會讓我們在多出一點力、多向前一步就可使這個大陸成為全世界的榮耀的關頭退縮不前。”為了給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獨立建立信心,潘恩在《常識》裏寫到“我們偉大的力量在於團結一致,而不在於人數的多寡。然而我們現在的人數足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北美大陸目前擁有的武裝齊備訓練有素的隊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大,而且在力量上達到這樣的程度,那就是,一個單獨的殖民地無法獨自生存,聯合起來的整體卻什麽都能做到。”

《常識》以一種先知般的洞察力和政治遠見,告訴北美人民:長期以來,我們受到曆史偏見的迷惑,為迷信付出了巨大代價。自由,比民主與和平更重要,政府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政府的意圖和目的應該致力於公民的自由與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製度,是‘荒唐透頂和毫無用處’的君主製無法管理的。社會中,同時也是在上帝的眼睛裏,一個普通誠實的人也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壞蛋要有價值得多。說英國是殖民地的母國,但它的所作所為卻格外丟臉:豺狼尚不食子,野蠻人也不自相殘殺,英王卻要在北美選擇武力爭執,我們隻是接受挑戰。隨著從爭論到使用武力,一個新紀元也將隨之而起,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也將隨之誕生。伴隨美國獨立的不僅僅是脫離英國,還將是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北美要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

一七七六年一月出版的《常識》

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進入了和平。因為沒有被獨立後的新政府重用,潘恩心情很不好。於是,潘恩回到了英國。在英國,他再次寫文章批評當局,英國政府要對他新賬老賬一起算,幸而有人暗中通知他,潘恩才得以跑到了正處於法國大革命中心的巴黎。法國國民議會很歡迎他,潘恩被推舉為國民議會議員,是僅有的兩名外籍議員之一。潘恩參與起草了《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英國的老資格的自由主義人士柏克(Edmund Burke)從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理想主義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為此潘恩來到英國與柏克會麵,被柏克的言論所激怒,他認為柏克是在詆毀法國革命。於是寫出了《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來回應柏克。他認為美法革命血緣一體,處處勝過英國的“光榮革命”。事實上,美國革命與英國革命才有相似性。

潘恩雖然讚同法國革命,卻反對處死國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他堅持主張赦免國王,他說既使國民議會隻有他一個人,他也要堅持到底。潘恩建議國民議會在國王被判有罪之後,用公民投票來決定對國王的處罰。潘恩還呼籲法國人民赦免國王,建議讓法國國王去美國度其餘生。但國民議會在一七九三年一月十四日,潘恩缺席的情況下判定國王犯叛國罪。國民議會議員以二十五票的多數處死了國王。潘恩在國民議會中作了最後的呼籲“我對議會的死刑判決表示遺憾。我多少有些生活經驗。我投身自由的事業將近二十年,為美國革命盡過一些力。我的語言裏永遠有兩個詞:那就是自由和人道。我的經驗告訴我,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再沒有比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的原則更能興旺一個國家了。我知道因為環境險惡,今天我們大家正處於氣頭上,但隻要冷靜地想想,你們就會發現,現在理直氣壯的事,明天看來可能僅僅是一種報複心理而已。”潘恩的呼籲並未生效。

潘恩還為二十二個被控有叛國罪的吉特倫(Girondin)黨領袖進行辯護,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雅各賓黨(Jacobin Club)人煽動民眾把這二十二個吉特倫黨人投入監獄。七月十三日,馬拉(Jean-Paul Marat)被刺,巴黎陷入了恐怖統治,每天有四百多人被送上斷頭台。在這種形勢下,潘恩開始變的消沉起來了,酗酒嫖妓。終於,羅伯斯庇爾(Maximillien Robespirre)把他投入了監獄。在監獄裏,潘恩寫信給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求助,華盛頓遲遲沒有音訊,從此潘恩對華盛頓心懷不滿。一七九四年十一月,門羅(James Monroe)出任美國駐法公使時,潘恩被迎救出獄。出獄後的潘恩因美國政府救他太遲,對美國政府非常不滿,他認為是華盛頓不夠朋友。不久拿坡侖(Napoleon Bonaparte)從五人執政手裏奪得了法國的領導權,潘恩曾指望拿坡侖能攻打英國。但拿坡侖在一七九九年成了獨裁者,潘恩對法國革命徹底失望了,於一八零二年回到美國。

潘恩出獄後身體很不好,他一直住在門羅的公館裏。他得知美國和英國簽訂了《傑伊條約》(Jay’s Treaty)後,對華盛頓和亞當斯(John Adams)更為不滿,認為是他們出賣了美國革命。一七九五年,潘恩在費城發表了一封《致喬治·華盛頓書》的公開信,信中他對華盛頓大肆攻擊。他說:“華盛頓對美國革命的貢獻究竟有多少呢?首先,在政治方麵,他根本沒做什麽,功績是無稽之談。那麽,隻剩下軍事方麵了,這方麵華盛頓先生也得小心,最好別讓人們去深究。名聲是廉價的,而他在廉價地享受著他的名聲。據說華盛頓先生的功勞是堅持到底。但堅持到底是革命隊伍中人人都這樣做的。誰沒堅持到底呢?除了阿諾德之外,沒有一個軍人叛變。當我們談到軍人品德時,決不能僅限於堅持到底,應當還有些其他的東西。除了費邊戰術,即坐以待斃以外,應當還有些別的。因為隨便什麽人都做得到堅持到底。”潘恩的這封信並沒有對華盛頓有多少傷害,但暴露了他的陰暗心理。

潘恩不但怨恨華盛頓,他還怨恨所有美國革命的頭麵人物。他怨恨亞當斯是因為亞當斯對他的《常識》中的某些觀點提出了批評。潘恩是因為在英國不得誌才來到美國冒險的,他從不提及這些,他作出來美國是一心為美國革命的姿態。他不斷詆毀英國,被英國政府缺席審判為犯有叛國罪。潘恩在美國還因反對基督教而被民眾所唾棄。潘恩在一八零四年發表的文章說“基督為世人之罪而死是事實嗎?如何證明呢?如果他是神,他就不會死;如果他是人,就不會複活。怎麽能證明他的複活是事實呢?”潘恩的文章引起了民眾大嘩。這篇文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他的人品問題,可以不予理會;另一方麵是一個理論問題,很多人撰文予以還擊。最後,人們還是引用了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說法“在我們的救主一生中,有很多奇跡發生在他的身上。這些事極其奇特,隻可能發生在彌塞亞身上,因此隻要相信他,必然相信基督就是彌塞亞。這些事中最主要的就是他從死裏複活,這是基督就是彌塞亞最重要的也是最明顯的證明。”讓人費解的是,潘恩否認基督的神性的同時又自稱是教友會的基督徒。不過美國老百姓都認為潘恩是無神論者,其實他是自然神論者。

潘恩自稱是美國公民。不錯,他得確對美國革命有功,紐約州政府為此給了他一大片土地作為報酬。但潘恩在美國的時間不長,他未能取得美國的公民權。他在選票登記時,被地方政府拒絕。這又引起了潘恩的怨恨。最後,潘恩在美國成了令人討厭的人物。一八零九年六月八日在紐約家中,潘恩憂鬱而死。

當是時也,獨立革命時期的北美殖民地人民需要一個即非傳統又非宗教的政府起源理論,他們要為獨立革命確立其正當性。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地人民上承英國輝格黨(Whig)的傳統,以英國祖傳憲法為依據,指責政府在北美單方麵變更這一憲法。以傳統為依據,使其在意識形態上非常安全,同時也掩蓋了獨立革命中的一些激進的創新的政治實驗。於是,潘恩的《常識》滔滔雄辯,將大陸會議變成類似製憲會議的建製,為獨立的合眾國搭起了一個政府構架。一七七六年,北美殖民地反英最激烈者對要不要邁出獨立這一步也大都搖擺不定,潘恩的《常識》對他們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華盛頓是在讀過潘恩的《常識》之後,才斷然決定追求獨立的。

潘恩的《常識》把啟蒙政治理論的一些基本要意當作真理,是為啟蒙政治思考的完美範例。潘恩認為人有某些基本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先於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侵犯。而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戰爭,是政府對其人民宣戰,這完全違反有關政府存在的目的的基本常識。也就是說英國在對所有人類的自然權利宣戰。潘恩看到在一般的政府秩序被中止之後的北美殖民地,法律死亡,但並沒有出現霍布斯(Thomas Hobbs)式的自然狀態,因此潘恩相信社會生活是自然的,政府是人造的。社會“積極”地為我們提供幸福,政府抑製我們的惡行,“消極”地提供幸福。潘恩的名言“社會產生於我們的需要,政府產生於我們的惡行”,其意在此。潘恩認為政府意味著我們失去了純真,是對人類罪惡的必要詛咒。社會是福,政府是惡。即使是最佳的政府,因其強製性,也隻是必要之惡。政府的目的是給社會提供安全保障,最好的政府就是能用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費用為社會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

遠在英國的輝格黨人,老資格的自由主義者柏克對北美殖民地的獨立有著極為深刻的洞見。柏克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被英國政府逼到某種程度之後,會在政府起源與目的上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在北美的政治情形下,這些問題可能會有一個全新答案:通常的治理程序正在崩潰,人們會著手從第一原則來重建政府。這個第一原則一經提出,一切既有的政治製度都有不保之虞。潘恩真是生逢其時,寫出了當時人們正在等待的兩本書《常識》和《人的權利》。雖然,他沒有多少原創性,但他從啟蒙政治理論中得出了一個非宗教非傳統的理論作為重建治理程序(政府)的正當性。潘恩在《常識》中的慷慨陳辭,傳出了啟蒙運動的普世調子。潘恩的《常識》不隻是對北美殖民地而發,更是對世界而發,從此啟蒙運動中的一些隱含立場,在北美開拓出了一個全新的境界。英國人潘恩因此而成了美國政治思想家。“美國之事的未來必將影響世界”這個典型的美國觀念,由潘恩首先提出。《常識》落筆十六年後,潘恩的《人的權利》才問世,但美國為啟蒙了的歐洲廢除君主製已奠定了理論與實踐的基礎。潘恩和美國獨立,給了人們一個啟示,那就是:人們可以自創政府理論,不管它來自烏托幫還是理想主義,隻要能鼓動起民眾,國家建製就可以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獨立給了十九世紀以降的所有的國家革命一個正當理由。因此潘恩對美國獨立革命和近代國家的創立和發展居功至偉。

十八世紀後葉的北美獨立革命,是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運動。北美人民為了自己的獨立,完成了一次現實的革命,不是理想主義革命。這次革命與英國的光榮革命很相似。獨立革命是為了爭取公正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國父眼中,政治追求與價值的實現靠得是製度而非公意。為此,他們把民選政府置於憲政框架之中,而沒有單靠多數人的公意來治理國家。美國革命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為民眾爭取到了實實在在的自由,但沒有觸及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風尚,沒有打碎來自英國的傳統。在強大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麵前,潘恩激進的思想與行動隻能迎來一時的輝煌,不可能成為主流社會思潮和主流政治運動。因此,當潘恩回美國後,很多人對他很反感,沒有人原意接納他。最後,潘恩在眾人的敵意中孤獨悲憤地死去。事實上英國、法國、美國都拋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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