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穀傳奇——矽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種子：諾伊斯的集成電路和它的產業鏈

創建英特爾

1968年7月，在洛克的幫助下，摩爾和諾伊斯成立了英特爾公司。洛克做了32年的英特爾董事，從英特爾的成長中，洛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洛克後來說：“我投資的所有公司中，隻有英特爾是我唯一肯定會取得成功的公司，因為它的創始人是諾伊斯和摩爾。”

吸取了創辦仙童的教訓，諾伊斯與摩爾的這次籌資沒有了回購條款。兩位創始人以每股1美元的價格認購了24萬5千股新公司的股票，洛克最初認購了1萬股，後來又追加了30萬美元。洛克任新公司董事長，諾伊斯任總裁，摩爾擔任執行副總裁，仙童的霍奇森被請來擔任董事。

最初投資中，有諾伊斯母校格林納爾學院的30萬美元。諾伊斯是校董會主席，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加入了格林納爾董事會。巴菲特並沒認購英特爾股票，他堅持隻把資金投向自己熟悉的行業。格林納爾學院賺翻了，不僅持有英特爾的原始股，還持有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股票。至2000年，格林納爾的基金由1968年的1200萬美元增至10億美元。

新公司還留出了10萬股，以每股5美元的價格讓主要員工認購。三人堅信，擁有公司股票，可以加強員工的忠誠度，也是為員工生產高風險、高回報的產品提供的激勵機製。

新公司的名字，一開始叫NM(Noyce-Moore，諾伊斯－摩爾)電子公司。但這個名字的英文發音，和更多的噪音(Noise More)一樣。反複商量後，兩人決定采用諾伊斯女兒提議的“Integrated Electronics ——集成電子”的簡稱Intel作為新公司的名字。但律師查到有一家俄亥俄(Ohio)州的連鎖酒店注冊了Intel這個字號。諾伊斯和摩爾誌在必得，他們用1萬5千美元把Intel這一名字買了下來。

接下來，諾伊斯與摩爾開始招兵買馬。仙童的業績使他們具備了和肖克利一樣的名聲。最先加盟的是與諾伊斯、摩爾一起號稱英特爾三駕馬車的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格魯夫的加入，對於英特爾影響深遠。今後的日子裏，格魯夫力挽狂瀾，以壯士斷臂的堅毅和勇氣，帶領英特爾走出困境，成為全球芯片業的巨人。

諾伊斯和摩爾在新成立的英特爾門口

不久，另一位關鍵人物，CPU發明人特德·霍夫(Ted Hoff)加入了英特爾。在紐約讀大學時，霍夫便取得了兩項專利。畢業後，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全額獎學金資助的霍夫，因仰慕特曼教授大名，來到斯坦福攻讀電子工程碩士和博士。1962年，霍夫取得博士學位，在斯坦福任助理研究員，霍夫對計算機技術有深入研究，當英特爾想雇有計算機技術背景的電子專家時，斯坦福向諾伊斯大力推薦霍夫。英特爾想找一位有經驗的人，霍夫並不是首選。最後，因為IBM的一名工程師不願離開紐約，霍夫才有機會。霍夫是英特爾的第12號員工。年輕的霍夫深諳計算機技術，這是英特爾其它人沒有的。這一專長，為英特爾進入微處器芯片領域起到了關鍵作用。

1968年7月18日，英特爾在離肖克利公司舊址和仙童半導體不遠處開業。這裏原是聯合碳化合物電子公司(Union Carbide Electronics )所在地，霍尼離開仙童後創辦的多家公司之一。一年前，公司遷至聖地亞哥，這裏成了英特爾的辦公樓。

此時的半導體市場，已不是10年前創辦仙童時的景象了。1968－1969年間，13家半導體公司在北加州創立，其中8家由前仙童員工創辦。摩托羅拉、國家半導體、TI、仙童，壟斷了大部分市場。英特爾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

在諾伊斯和摩爾眼裏，英特爾要憑領先的技術，研製和生產高利潤產品，靠技術而不是價格占領市場。經過對市場現狀和前景的再三評估，他們將公司發展方向定為新興的半導體存儲器市場。也就是現在常見的電腦內存。

當時的大部分存儲器是磁芯存儲器，半導體存儲器和磁芯存儲器相比，優勢極大。一是存儲單元與外圍電路能做在一塊芯片上，使計算機的運算控製與存儲器接口大為簡化；二是讀寫速度比磁芯存儲要快幾個數量級；三是容量大。英特爾相信，半導體存儲器必將代替磁芯存儲器。諾伊斯甚至不惜虧本兩年，也要全力研製出半導體存儲器。

英特爾的三駕馬車：格魯夫、諾伊斯、摩爾

摩爾是英特爾的大腦。雖然他不是執行者，在細節上有時會力不從心，但他長於思考與謀略，善於把握技術趨勢。1965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準確預測了近半個世紀的集成電路發展趨勢。摩爾性格溫和，是諾伊斯與格魯夫兩位風格迥異的經理人間的潤滑劑。

偏執狂格魯夫，精通半導體工藝，執行力極強。他研發、生產一把抓，做事果斷，不留情麵，能有效地執行貫徹諾伊斯與摩爾的思路。諾伊斯不會說“不”，格魯夫替他說了。有人說：“如果格魯夫母親礙著他了，他也會毫不留情地解雇她。”格魯夫是極為罕見的將技術與管理完美結合的人。

英特爾在諾伊斯的經營下成了大型公司，摩爾使英特爾成了技術領先的公司，格魯夫使英特爾成為高效公司。洛克說：“英特爾的成功，必須有諾伊斯、摩爾和格魯夫，更需要他們的組合。”諾伊斯對仙童記憶猶新。在仙童的管理上，諾伊斯是反肖克利的；在英特爾的管理上，諾伊斯是反仙童的。諾伊斯摒棄了仙童來自東岸的官僚作風。董事長洛克，除了資本運作，不參與公司的生產經營。諾伊斯是CEO，他不獨攬大權，公司內部由摩爾管理，研發和生產由格魯夫負責。諾伊斯負責融資、談判、開拓市場，作為公司精神領袖活躍在國內外。

諾伊斯說英特爾成立後的前三年，是他職業生涯中最愉快的日子。他頻繁地出席技術評估、主持每周的高管會議以及每兩周的產品設計會議、協助工程師們設計電路設計工具、麵試應聘人員、還在各種技術和商務會議上發表演講。諾伊斯與摩爾每周分別與員工共進一次午餐，每月與行業分析師會麵一次。

1969年末，諾伊斯與洛克開始討論英特爾上市的事了，兩人打算讓股價格停在20到30美元之間，這是大多數投資人能接受的價格。洛克與諾伊斯在1969年進行了第二輪融資，1970年進行了第三次融資。諾伊斯不停地與銀行家、金融家、投資人接觸，第二輪和第三輪的融資為英特爾帶來了220萬美元。

1969年，諾伊斯通過了飛行員資格考試。他為自己購買了一架神馬單引擎飛機。飛行時，他非常小心，對飛機進行仔細檢查，飛行前24小時內，滴酒不沾。飛行時，他異常謹慎。摩爾說：“每次坐他車的感覺都是驚心動魄的——他開車時從不留意安全。但開飛機時，他除了駕駛什麽都不想。”

當時，有兩種可行的存儲芯片的製造方案，一種是場效應管（MOS）技術，一種是雙極技術。為了在競爭中領先，他們決定成立兩個研發組，一組采用場效應管技術，一組采用雙極技術。

鮑恩負責的雙極組先推出了64bit 的雙極存儲器：Intel-3101。3101是英特爾的第一個產品，全球第一塊固態存儲器。它的開發比想象的容易，生產也容易。德州儀器和仙童也生產出了他們自己的64比特存儲器。英特爾的第一批產品裝運後，公司的18名員工在咖啡廳聚會，聚會上有三名員工腳上綁著石膏，諾伊斯滑雪摔斷了腿，另一名員工跳傘跌壞了腳踝。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蓬勃的朝氣。

英特爾生產3101不存在困難，但是無法可靠地將多個芯片封裝好。在這一點上，MOS就好多了。MOS的製造很難。格魯夫認為矽柵極比金屬柵極更好。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也表明，矽柵能降低汙染，改善MOS的性能。但當時矽柵極工藝很不成熟。MOS小組很快推出了256比特的MOS存儲器：Intel 1101。1101的容量是3101的4倍，是全球第一個大容量SRAM存儲器。

3101和1101讓英特爾成為業界的技術領先者，但是這兩個存儲器不僅容量小，而且不穩定，無法量產。1970年，英特爾推出了可以量產，價格能與磁芯存儲器競爭的動態隨機存取器(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Intel 1103。這是一個裏程碑，雖然容量隻有 1kbit，還有很多缺陷，它的上市，標誌著半導體存儲器時代的到來，從此磁芯存儲器退出了市場。1103是當時最領先的存儲器芯片，但要獲得市場，卻非易事。

當時，磁芯存儲器占有存儲器市場十多年了，盡管有諸多缺點，但在設計、應用和市場上都已成熟了。半導體存儲器優點很多，卻是新生事物，不為大多數人接受。致命的是，1103雖然實現了量產，但質量很不穩定，不少芯片交貨後會出現莫明奇妙的問題。不僅如此，1103存儲器芯片還極不好用，用戶在存儲係統設計上需要三種不同電壓。摩爾說過，1103是“人類製造的最不好用的芯片”。

另一個問題是設計問題。英特爾想到一個應急辦法，賣芯片時，為用戶提供一個存儲器設計樣板，讓用戶看著實例用1103芯片設計製造出適合自己計算機的存儲器。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方案竟催生出英特爾在70年代最賺錢的部門：存儲器係統部。

客戶拿到英特爾的設計樣板後發現，這正是自己要的東西，直接買下就行了。於是，買存儲器芯片的用戶，向英特爾直接購買存儲器模塊。本來英特爾隻想研製生產高附加值的芯片。如果公司直接生產存儲器模塊，會降低毛利。最終諾伊斯親自拍板：幹！大張旗鼓地幹。讓世界知道，英特爾不僅有最好的存儲器芯片，也有最好的存儲器係統。

很快，公司成立了存儲器事業部，負責存儲器係統的研發、生產和銷售。基於1103的存儲器模塊一推出，立即受到市場的熱捧。到1971年底，除IBM之外，所有大型計算機公司都采用了基於1103的計算機內存。1972年，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1103及其升級版本成為全球銷量最大的芯片。1103使英特爾從初創走向成熟，成為半導體行業的新星。

盡管1103有很多缺陷，但它代表了一種真正的技術突破。如喬布斯所說，電燈泡剛發明時，人們不會抱怨其不夠亮。加拿大貝爾公司的分支機構微係統國際(Microsystems International，MIL)想作1103的“第二供應商”。諾伊斯告訴MIL要想成為1103的第二供應商，必須支付專利費。MIL同意了諾伊斯的條件。支付給英特爾150萬美元。英特爾向其提供了生產1103的所有技術細節、信息和許可證。英特爾派團隊到渥太華幫助MIL建立了一套生產設備。如果MIL的工廠能夠實現生產目標的話，MIL將再付50萬美金。與MIL的交易是諾伊斯職業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之一。

英特爾最具傳奇性的產品是微處理器——即芯片上的計算機CPU。CPU是20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之一。計算機和智能電子設備的核心都是CPU。CPU非常賺錢，它讓英特爾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半導體公司，計算機的普及使其風靡全球。

幾乎每一位CPU的研發人員都記得自己的重要性，公司曾打算放棄它，認為它不是很重要。慶幸的是，英特爾沒這樣做。CPU主要研發人員曾半開玩笑地說CPU擁有500名發明者。在英特爾進行該項目的同時，仙童、IBM、Signetics、Four Phase， 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RCA)也在做。1973年，英特爾申請了CPU專利，Microcomputer 公司於1970年申請了一般邏輯性設備的專利，德州儀器於1971年申請了與CPU類似的專利。

諾伊斯對CPU的開發和成功至關重要：他鼓勵CPU的研發，奔走遊說；他夢想著CPU的光輝未來，從公司到客戶，他不知疲倦地宣傳CPU。格魯夫、霍夫、洛克都曾表示 “如果沒有鮑伯的努力，CPU不可能有今天”。

1960年代末，日本一家計算器公司Busicom希望英特爾為其高端計算器設計並生產一套芯片。英特爾的計算機專家霍夫簡化了芯片設計，降低了成本，並且隻需修改存儲器中的指令，就能實現不同功能。霍夫找到諾伊斯，說了他的想法。諾伊斯問了一些問題鼓勵霍夫試一試。

不久，計算機終端公司(Computer Terminal Corporation ，CTC)也找到英特爾，希望能為他們的可編程計算機終端開發一款CPU。

不到一年，英特爾就生產出了曆史上第一個4位CPU4004。隨後，又開發了後續的8位處理器8008和8080。4004數字處理能力隻有四位，每秒6萬次的運算速度。它是現代計算機小型化的關鍵，此後由CPU擔綱的計算機成了主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開發，今天，CPU和PC已成了平常百姓的日用品了。

2010年10月，CPU的共同發明人霍夫、法金、麥卓爾從奧巴馬總統手中接過了美國國家技術創新獎章。

後來，英特爾與Busicom通過降價，讓Busicom放棄了獨占權。英特爾使有機會獨占CPU市場。

霍夫認為，在1969和1970年，諾伊斯對CPU的激情感染了每一名高管。摩爾堅稱，“霍夫認為是諾伊斯保障了該項目的成功，事實上，CPU是我們期望的下一代產品的範例”。格魯夫一直想讓CPU下馬，銷售部門覺得公司銷售存儲器芯片就足夠了，沒有時間銷售CPU。英特爾預計的最好銷售結果也隻有每年2000套，不值得做下去。但諾伊斯堅持要上CPU。後來，人們說，沒有諾伊斯的堅持，CPU很可能會取消。

1971年的春天和夏天，諾伊斯一直在為公司上市做準備。英特爾計劃在秋季上市。1103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除IBM外，所有的主要計算機製造商都用了1103。這個消息使英特爾成為一個充滿前途的新興公司——投資人喜歡的公司。諾伊斯和洛克一直在為英特爾上市而努力。

針對《SEC規則》要求，英特爾取消了公司成立時製訂的職工優先購股辦法。英特爾製訂了一項新的職工優先購股辦法。根據1972年實施的方案，每名員工可以購買基本工資10％的公司股票，買價低於市價15％。這一職工優先購股方案後來成了高科技公司的職工優先購股方案標準。

1971年10月13日，英特爾上市，以每股23.5美元的價格發行了近30萬股股票。股票發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上市為英特爾籌集到將近700萬美元的資金。這一天《花花公子》雜誌也上市，當天，兩公司的股價相差不多。一年後，《花花公子》的股價隻有英特爾的一半。

諾伊斯和八人幫在工作中

1971年到1973年間，英特爾的股價長了3倍。諾伊斯的資產達到了1850萬美元。1979年，公司利潤為7800萬美元，是1975年的四倍，1972年的40倍。1976年1月起，英特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存儲器供應商。1979年5月，英特爾登上財富500強排行榜的第486位。到此為止，諾伊斯在公司成立時投入的每一美元的價值是600美元。他的24.5萬美元的投資11年後為1億4700萬美元。

英特爾的技術創新，在半導體公司中遙遙領先。1982年的一則廣告中，英特爾稱在過去十年中主要微電子技術的22項技術突破中獨占了16項。

1971年11月15日，公司上市後一個月，英特爾發布了CPU，廣告宣傳非常大膽，稱“集成電子——芯片上的微型可編程計算機的新紀元”到來了。五千多人來信要求更多的CPU信息，這是英特爾產品發布經曆過的最強烈的反響。

1974年，英特爾又推出了一款完全成熟的CPU8080。它的速度是4004的十倍，售價相同。8080很成功，一段時間裏，英特爾用8080作為其電話的最後四位。

1969年加入英特爾營銷團隊的麥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回憶諾伊斯當時解決問題時說的：“鮑伯很坦率，他不掩飾自己產品的缺陷，或者尋找借口。他說：‘我知道問題在哪裏。我們正在改進。改進後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將竭盡所能滿足你的要求——是的，都是我們的錯。’如果你做到誠實和坦誠，客戶很難繼續對你大動肝火。”

英特爾初創期，諾伊斯是關鍵人物，他奠定了英特爾的公司文化，開創了沒有牆壁的隔間辦公室格局，取消了管理上的等級觀念。“開始時你會有點不習慣”，諾伊斯承認，“周圍都是嘈雜聲，劈劈啪啪的打字聲。但這強調了成功的自豪感，不是權力的虛榮。”諾伊斯推崇開會，公司各部門隨時可以開會。公司專設了會議室，先到先用。這一階段，諾伊斯經營公司的日常事務，和普通雇員一樣，諾伊斯也在他的腰帶上掛著有他名字的工作證。諾伊斯富有磁性的嗓音、合群的個性和隨時掛在臉上的笑容使所有和他打交道的人感到輕鬆、自然。很快，諾伊斯就成了美國乃至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代言人。

諾伊斯離開仙童後，同摩爾首先倡議以公司股權吸引人才，當時的英特爾有1/3的員工擁有股權。在英特爾帶領下，其它高科技公司紛紛效仿，漸漸地，向員工發放股權成為矽穀高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之後，當高科技公司的股價在市場上高升時，股權成了矽穀人追求的目標。股權打破了階級森嚴的公司製度，許多高科技公司發放股權是為了打破東岸公司的階級製度。這一做法甚至影響了高科技界的老牌公司IBM。過去在IBM，隻有管理層有這些權益，現在IBM向公司10％的員工發放股權。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大學經濟學教授說：“股權代表了一次革命，年青人現在能做到以前許多做不到的事。”

1970年代末，諾伊斯開始遊離於公司的日常經營之外，他活躍於國內外，成為整個半導體工業的代言人。這一時期，摩爾和格魯夫開始主導英特爾的經營管理。

英特爾的成就毋庸置疑，它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一切是和英特爾曆史上幾個重要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他們是：諾伊斯、摩爾、洛克、格魯夫等人。英特爾創始人摩爾，在二十世紀末表示，35年前，整個半導體市場隻有10億美元。現在這隻是英特爾一周的營業額。15年前，全球隻有7000萬台個人電腦。現在全球大約有10億台。

英特爾成功後，超威（AMD）及其他企業紛紛成立，矽穀由此誕生。公司總部搬入聖克拉拉後，摩爾建議在公司的屋頂上加上“Intel Inside”招牌。摩爾說，這是相競爭者示威。讓超威總裁傑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每次從聖何西機場駕機起飛時，都能看到英特爾的名字。更重要的是，矽穀從此一舉超過了波士頓，掌控了美國高科技的主導權。

1983年，英特爾的銷售額首次達到10億美元，1985年達13億美元。此時，已沒人能搞清諾伊斯的個人財富了。

1974年，諾伊斯21年的婚姻結束了，他與伊麗莎白有4個孩子。諾伊斯曾和英特爾一位女工程師有過短暫的婚外戀。1975年，諾伊斯以典型的矽穀方式娶了英特爾人事部主任為妻。伊麗莎白獲得了加州曆史上最大的離婚財產轉讓，隨即遷往緬因州。離婚使伊麗莎白成為英特爾的大股東，以至於有傳言說她準備賣掉股票時，英特爾的股價會迅速下跌。

這時的諾伊斯已成了半導體工業的象征，美國曆史和傳奇的一部分，是矽穀可以和惠烈、普克並列的人物。

諾伊斯生性灑脫，豁達正直，充滿了幻想。他從小喜歡冒險，在危險和刺激中緩解內心矛盾和生活壓力。他熱愛滑雪、滑翔、衝浪、賽車、飛行。

諾伊斯知道電腦將代替人們做越來越多的工作。他說“我們不會再給爐子添煤，開暖氣。這些事情會由機器和電腦來完成。我越來越記不得人們的電話號碼了，但我按一下按鈕就會出現電話號碼，並為我撥號。要把一些日常事務交給電腦來做，這樣人就可以被解放出來去做電腦無法做的事情。”

為美國而戰

1979年末，英特爾擁有的員工數是諾伊斯的家鄉格林納爾市人口的兩倍。公司在7個國家擁有12個分支機構，銷售辦事處的數量是分支機構的兩倍。公司的增長速度讓諾伊斯、摩爾和格魯夫對工作進行了調整。摩爾的總裁兼CEO的職位分開了。格魯夫成為總裁，摩爾任CEO兼董事會主席，諾伊斯任董事會副主席。格魯夫將與摩爾緊密合作負責公司的運行。董事會副主席的位置，說明諾伊斯的職業生涯中以英特爾為中心的階段正式結束，大家都知道他對英特爾的貢獻無人能及。

整個20世紀80年代，美國半導體行業在世界範圍內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挑戰來自於日本公司，諾伊斯領導美國半導體行業對此做出了反應。美國的其他行業已從低估日本的錯誤中經曆過了痛苦的經曆。“日本製造”一度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但二戰後，日本培養出了很多世界級製造企業。1985年，日本鋼鐵業超過美國鋼鐵業，日本第一勸業銀行成為世界第一。日本電視機將美國產品逐出了市場。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赤字達407億美元，10年前的40倍。1980年代，68％的美國人認為日本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看到自己苦心經營的行業可能會走向死亡，諾伊斯異常憤怒。他不是種族主義者，但他對日本人的評價卻多少有些種族主義色彩，也有些誇張。不僅是諾伊斯，很多人都有同感。1977年，諾伊斯、仙童總裁弗雷德·柯瑞根(Wilfred Corrigan)、超威總裁傑瑞·桑德斯、國家半導體總裁查理·斯波克，及摩托羅拉副總裁約翰·沃爾特(John Welty)決定通過合作共同抵製日本對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威脅。他們中，3人曾經一起在仙童工作過，5人認識超過10年。

他們決定成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 致力於行業合作和創新及相應的管理方案，SIA的宗旨是：“減緩日本政府對其半導體行業提供支持，加快美國政府對本國半導體行業的支持。”兩國政府在對待本國半導體行業的政策大相徑庭。美國政府對半導體行業的發展是自由放任；日本政府則積極支持本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日本和美國的政策不同，原於兩國半導體行業的結構差異。1980年代，矽穀的公司隻是獨立製造商，它們為終端用戶生產芯片而不是為自己生產。公司通過風險投資創始，依賴於持續的技術創新和大規模生產，政府是公司的大客戶。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由六家巨型電子公司：日本電器、富士通、日立、東芝、三菱電機、和衝電氣組成，它們直接從政府得到協助，來提高日本高科技行業的技術。這些公司不僅生產芯片，還生產電子設備。1979年，這些公司的年營業收入中隻有7％來自半導體的銷售。日本政府除了為這些半導體公司提供優惠外，還限製國外的競爭對手，組織國家級研究項目並提供補貼，讓有天賦的學生進入這些領域。另一方麵，日本政府還暗示日本銀行界為這些公司提供貸款。

針對兩國公司在獲得資金上的巨大差異，美國SIA進行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遊說。1978年2月，SIA董事會主席諾伊斯前往華盛頓，代表該協會在聯邦參院商業委員會作證，呼籲降低資本所得稅稅率，1978年，該稅率是49％。也就是說一半的資本所得將付給政府，這就降低了風險投資的積極性，與日本比，美國高科技公司在獲得資金方麵處於劣勢。

諾伊斯的努力得到了回應。1978年底，卡特政府決定將資本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8％。還讓養老金也能進行風險投資。18個月後，每年流入專業風險投資公司的資金從當初的5000萬美元上升到接近10億美元。

日本半導體業的崛起，使美國半導體業受到了巨大打擊，1982年，英特爾解雇了2000名員工，還讓IBM以2.5億美元購買了英特爾12％的債券。其他公司也在困境中掙紮。1981年，AMD的淨收益下降了2/3，國家半導體從年贏利5.2千萬美元到虧損1.1千萬美元。

美國半導體業處境越來越糟糕。盡管日本開始接受外商的銷售：但銷售到日本的外國芯片中，美國生產的不足10％。在其他出口市場中，美國的設備占1/3。日本生產的半導體設備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在繼續增加，1985年，人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日本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超過了美國。

諾伊斯估計，1984年到1986年，美國半導體行業的收入損失了20億美元並失去了2.7萬個工作，矽穀中13％的與電子相關的工作消失了。讓美國人感到恥辱的是，日本電子巨頭富士通準備收購矽穀半導體公司的老祖宗——仙童半導體的80％的股份。當時，有報紙悲痛地寫道：“這筆交易通過一條消息在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很落後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對此做出應對。”包括諾伊斯在內的行業領導人物進行了一次會麵，討論如何應對這筆交易，考慮到反托拉斯法案，他們決定不反對收購。

1985年，英特爾宣布放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業務，這是令人震驚的事件。洛克決定通過投票來放棄存儲器業務，讓英特爾將注意力集中在CPU上，他回憶說：“這是我成為英特爾董事會成員以來，所做的最痛苦的決定。”諾伊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到1980年代末，美國7/9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生產商放棄了該業務。

1986年，英特爾上市以來，第一次虧損，英特爾損失了1.73億美元。AMD宣布這是公司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虧損了3.7千萬美元，國家半導體損失了1.43億美元。削減了28％——7200個工作崗位，英特爾和美國半導體業困難重重。

不僅是美國半導體行業處於困境，其他行業日子也不好過。諾伊斯認為美國進入了“帝國的衰落”過程。聯邦政府的赤字達到創紀錄的水平，美國人的低儲蓄和高消費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進口遠超出口。數學和科學專業的學生每年都在下降。諾伊斯問記者：“你能想得出現在的美國在哪方麵還沒有處於落後的位置上嗎？又有哪一個市場份額在增加？我們處在絞刑架上。”他說，矽穀有一天可能成為廢墟。

裏根(Ronald Reagan)總統認為對日本人帶來的威脅的回應應該是提高供給，降低政策負擔以及資本所得稅率；建立長期投資激勵機製；增加政府支出，一般是軍費支出。民主黨則認為裏根刺激經濟的傳統方式是無效的。共和黨提高供給的努力導致美國出現了新問題，他們說：財政赤字推動利率上浮，美元升值，導致國外廠商更容易在世界市場和美國市場，拋售其產品。

有關產業政策的辯論，資金不是唯一問題。問題是美國認為自己是自由市場及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堡壘。美國真的需要讓政府更多介入產業嗎？選舉人真的認為華盛頓官員有權去對美國經濟進行“適當的”關注嗎？另一方麵，倡議產業政策的人稱自由放任思想很空洞，美國早就有產業政策了，這種政策由國防部決定。多年來，聯邦政府以防衛合約，給很多行業的研發提供支持。

1983年，聯邦政府購買的美國產品中，一半以上的飛行器、收音機和電視通訊設備、1/4的工程和科技設備，以及1/3的真空管用在軍事上。提倡產業政策的人說：“日本的產業政策是為了經濟防衛，美國的產業政策是為了自己及自由世界的防衛，它早被國防部執行了。”

加州州長傑裏·布朗(Jerry Brown)成立了加利福尼亞工業創新委員會，他本人擔任主席。斯波克和喬布斯是委員會委員。布朗的委員會認為：“我們先前針對重工業和廉價能源所製定的經濟政策目標已不適合當前國家出現的經濟蕭條、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及大量湧現的對能源進行開發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時代……我們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圍繞著資源效率為重心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的‘後工業’經濟。”

SIA 需要考慮半導體行業作為美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個人主義聲譽的最後堡壘，這是美國的傳統價值觀。但美國與日本相反。一篇新聞報道將美國的產業問題歸結為與日本的文化差異：“一個是移民國家，一個是由孤立主義者組成的純種社會；一個崇尚冒險、創新和爭論，另一個崇尚安全、遵從與和諧。”

1985年6月，SIA 發起了兩個運動：打開日本市場；結束日本公司以低於成本價傾銷芯片。1985到19686年間，SIA 派了大量高管去華盛頓遊說。他們給華盛頓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一向對政府不屑一顧的人，願意拋開個人的顏麵為行業的發展積極奔走。日本事務法律顧問普雷斯托維茨(Prestowitz)寫道：“讓這些人到華盛頓來並非易事。他們通常出身卑微甚至非常貧窮，但他們通過創新、靈感和努力取得成功，創立了這個打開21世紀大門的行業。他們單槍匹馬，在沒有政府任何幫助、有時甚至受到政府阻撓的情況下，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這些“身先士卒的人”中，最突出的就是諾伊斯。《哈佛商業報道》寫道，“他是電子世界的一個傳奇”。華盛頓的認可為諾伊斯進入政界奠定了基礎。正如普雷斯托維茨所說：“諾伊斯屬於我們，如果有人幫他，他完全可以進入這個圈子。”諾伊斯具備遊說取得成功的時間、自信、政治頭腦和聲望。他指出了自己如此有效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很富有。諾伊斯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在華盛頓特區度過，並在國會進行過多次作證。

演講中的諾伊斯

諾伊斯反複強調半導體行業與即將來臨的信息經濟的關聯。他告訴商務部，“美國有一半的勞動力麵臨的將是如何應付信息而不是商品”，半導體行業是“新信息時代的基礎”。他預言新信息技術將大大改善工作效率，“甚至超過在上個世紀機器對手工勞動產出的改變程度”。

諾伊斯和SIA還闡述了另一個觀點：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削弱將對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超級武器技術依賴超級電子技術，超級電子技術依賴最新的半導體技術。如果美國的半導體業不能夠站在技術最前沿，美國軍方在關鍵電子部件上將被迫使用外國產品。這種國外貨源在戰爭中很可能會枯竭，他們還可能同時向美國和蘇聯提供設備供應。這是以犧牲國家安全為代價，將技術轉讓給自己最危險的對手。

1986年春，SIA 的努力有了結果。經過一年調查，國際貿易協會(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認定日本公司在美國銷售的EPROM價格低於成本。8月，裏根總統簽署了美日半導體協議(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該協議要求日本開放半導體市場，並保證五年內，讓國外公司獲得20％的市場份額。該協議要求日本政府控製芯片傾銷，通過強製措施要求日本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銷售的芯片采取公正的市場價。這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抵製其軍事盟友，也是第一次將政府權限滲透到私人企業中。幾個月後，聯邦政府因為日本違反協議，決定向從日本進口的價值3億美元的芯片征收100％的懲罰性關稅，這是二戰以來美國第一次對盟友實施懲罰措施。

1989年中，SIA 在8個電子業貿易組織中最有效，因為SIA的“目的明確”並有“富有建設性的議題”。半導體業對華盛頓的進一步影響表現在富士通收購仙童的提案上。1987年，該交易沒拍板時，商務部部長鮑特裏奇(Malcolm Baldridge)和其他幾名議員公開表示出於安全的考慮，建議國會否決該交易。仙童的母公司斯倫貝(Schlumberger)公司總裁向其美國競爭對手，包括諾伊斯提起訴訟，控告他們誘導政府做出反對意見，諾伊斯公開表示收購是一筆“令人惡心的交易”，但他堅持自己從來沒有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五角大樓或者商務部。在富士通宣稱由於“政治上的爭議”而撤銷收購請求時，斯波克收購了該公司。

1987年中期，一些美國半導體公司開始贏利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諾伊斯和SIA為之努力的貿易協定和製裁。1990年代初，隨著個人電腦的迅速增長，美國公司將更多注意力集中在設計密集型產品上。日本存儲器生產商的強勁勢頭迫使美國公司離開利潤和製造能力薄弱的存儲器市場，轉向利潤更加豐厚，需求不斷增加的設計密集型產品市場。韓國等國家也開始進入商業存儲器業務，加劇了市場競爭。

在諾伊斯代表半導體行業奔走遊說時，他的思維已超出了自己的行業，他將思維延伸到美國經濟的高科技基礎。他說：“經濟學和社會學是定義思想家解決問題以及企業家獲得資本的圖書館。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思想家或寓言家、科學家或工程師、企業家或倡議人，這不應該受到限製。然而這種角色隻有在有益的社會環境中才能夠實現。”

1985年，諾伊斯在寫給蓋爾教授的信中指出：“我現在用更多的時間思考美國正在經曆的經濟蕭條的原因。我想我現在知道原因了。美國放任學前班到高中教育的落伍，允許大學減少科學和工程課程，並允許移民法迫使外國學生畢業後離開美國，這樣喪失了很多人才。美國人‘重視消費，輕視儲蓄’的理念導致了一場災難。我們國家的儲蓄率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最糟，我們的公司對資金如饑似渴，我們的貿易赤字是天文數字，而我們的貿易夥伴正在購買我們國家的資產。”

諾伊斯認為振興美國經濟，必須鼓勵投資，資本所得稅應該全麵下降。諾伊斯傾向於用消費稅代替所得稅。他說自己寧願被別人指責為老古董，也要鼓勵美國返回到使他取得成功的“第一原則”中：“努力工作，存錢，接受教育，繼續努力”。

1984年，諾伊斯和鮑爾斯隨英特爾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中國總理趙紫陽接見了諾伊斯，他被問及在中國開發計算機和半導體的想法，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授予榮譽教授稱號。他們還與一個計算機用戶小組成員會麵，討論了生產和技術趨勢。

1980年代以來，諾伊斯的名字常常出現在《商業周刊》、《經濟學家》、《福布斯》、《國家地理雜誌》、《紐約時報》、《時代》、《華爾街日報》以及其他與電子業相關的報紙雜誌上。諾伊斯的故事是矽穀及高科技產業神話的縮影。

1988年夏天，諾伊斯決定結束他的隱居生活，離開加利福尼亞，擔任美國半導體廠商協會（Sematech） CEO。半導體廠商協會是由政府資助的研究團體，位於德州首府奧斯汀。這是一個由半導體工業協會支持的半導體產業聯盟。它的目標是為保證美國半導體廠商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它有兩個目標：一是讓英特爾這樣的公司不斷提高芯片製造水平；二是幫助美國芯片設備供應商擊敗日本廠商。

半導體研發聯盟由14家半導體公司聯合組成，每年從國防部得到1億美元經費。它似乎不合諾伊斯的口味。在過去的職業生涯中，他始終反對讓自己的公司承擔由國防部資助的研究項目，但半導體廠商協會屬於此列。他曾質疑所有官僚機構，但沒有比一個由十多個企業和一個政府機構聯合控製的機構更官僚了。

諾伊斯對於創建企業團隊和文化懷著極大的熱情，而半導體廠商協會是一個代理人隊伍，為半導體廠商協會工作的人來自不同公司，他們每人僅為半導體廠商協會工作兩年。合作研究是半導體廠商協會得以運行的驅動力，而諾伊斯懷疑半導體公司間的合作研究是否可行，1980年他在國會作證時曾這樣表述他的觀點：“高科技創新不是由委員會的決定孕育的。個人主義非合作才是美國的傳統，大多數美國的半導體公司都有自己的企業文化，他們認為自己做任何事都比別人做的好。”

半導體廠商協會剛成立，就險象環生。它沒有強有力的領導。負責物色CEO的諾伊斯，最後隻好自己當了CEO。當時，他剛準備從英特爾退休。1988年起，美國國防部和多個民間企業一起每年資助半導體廠商協會一億美元。諾伊斯在半導體廠商協會的工作非常出色。正因為諾伊斯，對半導體廠商協會的第一筆投資才有了著落。

1990年5月，諾伊斯在矽穀發表了一個關於半導體廠商協會的演講。那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演講。喬布斯想讓未婚妻見見諾伊斯，當他得知諾伊斯要來矽穀時，就邀請他到家裏共進晚餐。三人一直聊到第二天淩晨。隨後諾伊斯飛回了奧斯汀。

美國傳奇

1990年6月3日星期天上午，在出席一次商業會議之前，諾伊斯像平常一樣遊完泳後躺了一會兒。此時，劇烈的心髒病在他睡著時發作了，奪走了他的生命。享年62歲。諾伊斯的去世震驚了全球半導體行業。

1000多人參加了在奧斯汀舉行的諾伊斯的追悼會。在日本，數百人自發舉行儀式，緬懷他的成就。在聖何西，2000多人參加了他哥哥蓋洛德發起的悼念儀式。矽穀將6月的最後一天定為官方的“鮑伯·諾伊斯日”。

與基爾比一起獲國家技術獎

老布什總統致電諾伊斯的第二任妻子鮑爾斯(Ann Bowers)，以個人身份表達了哀悼之情。24名國會議員在國會議事錄上寫下了他們對諾伊斯的追憶。國防部長切尼稱他為國寶。白宮科學顧問Ｄ·阿倫布羅姆萊稱，“在世界範圍內，他是這代人中少有的能當得起‘天才’這個稱號的人”。世界各地的報紙發來的唁電中都稱他為電子工業裏最有權威的人，他對於發起工業革命和改變整個20世紀功不可沒。

《聖何西信使報》(San Jose Mercury)刊發了四整頁的特別版麵，上麵是讀者對諾伊斯的追憶和讚譽，其中包括管理他支票替他辦理購買飛機業務的銀行出納，他最親密的人——鮑爾斯、摩爾、蓋爾。蘋果公司對諾伊斯的評語如下：“他是矽穀的偉人之一，在所有事情上，他是我們的榜樣，他點燃了我們的激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發明家，一位了不起的改革者，一位了不起的企業家。”

格林納爾學院將它的科學中心和計算機科學獎以諾伊斯命名。英特爾總部大樓也被命名為諾伊斯大樓，並以他的名字設立了三個大學獎學金。美國電子工程學會（IEEE）有一個諾伊斯獎章，獎勵那些對微電子產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聖何西的科技創新博物館裏有一座諾伊斯大樓。國家科學基金40周年座談會以紀念他為主題，並在2002年啟動了諾伊斯獎學金項目以“鼓勵那些在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學和數學專業有天分的學生成為初、中級教育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教師”。

裏根總統在1987年授予了諾伊斯國家科技勳章。兩年後，老布什總統引薦他進入了美國商業名人堂。1990年2月，諾伊斯和基爾比分享了工程界的諾貝爾獎——第一屆查爾·斯塔克·德瑞普獎章(Charles Stark Draper)。5月10號，諾伊斯和基爾比，還有晶體管的發明者巴丁、等人在專利法(The Patent Act)200周年慶典上一起獲得了“終身成就獎”。諾伊斯是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美國藝術和科學院的三院院士，美國國際競爭力總統顧問委員會委員。

諾伊斯的影響是無法用建築、獎章、榮譽、甚至他的發明來衡量的，也無法用他獲得的財富來衡量，更無法用股票價格或市場份額來衡量。它不能刻在矽片上，不能印在芯片上。一個非官方的矽穀家譜將諾伊斯置於接近頂端的位置。在高科技領域裏諾伊斯的影響無處不在，他的理念是美國高科技產業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畏風險，任何想法都有可能實現，好奇心和興趣比守舊和穩妥更有前途，除非能全力以赴否則就什麽都別做。他的想象力深深地植根於矽穀，他的精神潛移默化著一代又一代的矽穀人，每當一個新的高科技公司在矽穀上市，你都能從它的創始人身上中看到來自諾伊斯的創業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