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聞人——甬商翹楚：虞洽卿

 

甬商翹楚——虞洽卿

 

第一次聽說虞洽卿，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一位台灣親戚離開中國大陸三十多年後，第一次回上海。我陪他們夫妻倆逛南京路，來到西藏中路口時，他脫口而出，這是虞洽卿路吧。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西藏中路又叫虞洽卿。此後我對虞洽卿就特別感興趣，後來我知道了，原來上海租界裏有兩條由中國人命名的路，一條是短小的朱葆三路，另一條就是虞洽卿路，也就是現在的西藏中路。後來，了解到，舊上海的商人有兩大族群廣東人和寧波人。他們的代表是：由四大公司的老板們組成的廣東同鄉會和由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組成的寧波同鄉會。這些人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他們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舉足輕重。虞洽卿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虞洽卿原籍浙江省鎮海縣北部的龍山鄉上下村。鎮海北部與慈溪北部和餘姚北部毗鄰，這一地區稱三北。虞洽卿於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於三北的一個裁縫家裏，父親虞萬峰是當地裁縫。虞洽卿是虞家長子，上有一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虞洽卿本名和德，小名瑞嶽，人稱阿德。七歲時，父親病逝，虞洽卿一家的生計落到了母親一人身上。母親方氏農忙車水種田，農閑紡紗織布，虞家生活的十分清苦。八歲的虞洽卿每天去海邊撿拾貝類、魚蝦，小的自家食用，大的賣掉補貼家用。村上的塾師虞民世受虞氏宗族委托，辦了個學塾，除了家長學費，虞家祠堂也給予補貼，貧困戶可免學費。虞民世想到虞家經濟困難，要八歲孩子補貼家用，十分可惜，他想出一個辦法，讓孩子晴天下海，雨天讀書，人稱“雨書”。虞民世上門向方氏動員小和德來學塾讀書，分文不收。從此小和德晴天出海，雨天讀書。虞民世先生為小和德取了一個書名洽卿，小和德很喜歡這個名字，日後闖蕩上海灘，就用虞洽卿名字出麵，成為寧波幫中的領袖人物之一。
 

幾年過去了，母親看見兒子越來越知書達理，打算讓他出去闖闖世界。虞萬峰生前好友虞慶堯返鄉，方氏請他在上海為小虞洽卿找一個工作，對方一口答應。虞洽卿十五歲的那年春天，虞慶堯就帶了虞洽卿和另外兩個孩子，登上了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的“北京”輪，來到了上海。

虞洽卿一行四人在黃浦江邊下了船。當天大雨滂沱，虞洽卿撐著傘，但舍不得弄濕腳上媽媽做的新布鞋，便手捧著鞋，赤腳趕路。虞慶堯帶著三個孩子來到了望平街（今山東路）瑞康染料行。店主奚匯如也是三北同鄉。事有蹊蹺，前一天夜裏奚老板夢到一個手捧兩隻元寶的赤腳財神來到他的店中。現在，他看見眼前剛進店門的赤腳少年，手中捧著一雙布鞋，洽似一對元寶，哈，莫非這個少年就是財神爺的化身？這真是個好兆頭。奚老板興高采烈地吩咐店員去餛頓攤上叫了四碗餛頓，還暗中交代每碗盛十五隻。待四人吃完後，奚老板問三位小同鄉：“剛才吃的餛頓，一碗有幾隻啊？”虞洽卿從容地說：“他們碗裏有幾隻我不知道，我碗裏是十五隻。”奚老板見他如此機靈，喜出望外，連聲說道：“好好好，我就要他。”奚老板收下了虞洽卿做徒弟，將另外兩個孩子介紹到其他店裏去了。

瑞康染料行的規模不大，資本隻有八百兩銀子，生意也不是很好。虞洽卿以店為家，把整個心思和精力都撲在了店裏。瑞康很快就有了起色。奚老板非常欣賞這個小夥子，虞洽卿頭腦靈活、手腳麻利、熟悉行情、善於謀劃、很懂得生意經，還未滿師就被升為跑街。

跑街的業務是外出接洽業務。這就更能發揮虞洽卿的特長了，他的生意越做越順手。不到兩年時間裏，虞洽卿就為瑞康賺進了兩萬餘兩銀子。有一次，一家洋行運來了一船染料，途中因風浪太大，裝染料的鐵桶被海水澆濕，外表生鏽了，怕沒有買主，就賤價拍賣。虞洽卿聞訊後，立即前去看貨。經過仔細查看，虞洽卿斷定隻是鐵皮桶有鏽，桶內的染料毫無影響。虞洽卿就讓奚老板買下這批染料。不出虞洽卿所料，桶內的染料絲毫沒有變質。瑞康大大地賺了一筆。

很快，瑞康的虞洽卿就在行內小有名聲了。關於他精明能幹的傳聞越來越多， “赤腳財神”的故事也越傳越神，說他初次跨進瑞康行大門，不小心跌了個大跟鬥，像元寶一樣滾了進去。很多人想把虞洽卿挖走。這可急壞了奚老板，他趕緊給虞洽卿加薪，還給了虞洽卿一些股份，隻有能留住他，什麽都好商量。虞洽卿並不想離開瑞康，因為他暗暗喜歡上了奚老板的女兒奚夢竹。為了留住虞洽卿，奚老板把女兒嫁給了他。此後，虞洽卿對瑞康行的業務就更加上心了。不久，虞洽卿就成了上海染料行業的頭麵人物。但是，虞洽卿早有打算，他想當一個代表外國洋行大班與中國商人談判的買辦，這樣就可以與洋人分享利潤而發財了。婚後，虞洽卿為了自己的前程，每天晚上都去一家英國人的夜館學習英語。為了學好口語，虞洽卿不惜時間和精力，陪洋人逛街，買東西，當翻譯。幾年下來，虞洽卿的英語大有長進，不但能和洋商會談，還交結了很多外國朋友，為他日後辦洋行鋪平了道路。

虞洽卿刻苦鑽研商業，熟悉社會，對上海灘上花花世界，吃喝嫖賭等種種誘惑拒之門外。同時還不失時機地和上海的青紅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待到虞洽卿的英語學成後，他在一位英國朋友的擔保下當上了德國魯麟洋行的買辦。一次，清廷派了一位大員來上海訂購北洋新軍的洋式軍裝，要從外國訂購。上海各洋行獲悉後，都想和該大員拉上關係。不曾想，該大員根本瞧不起洋行的買辦，想直接和洋行大班洽談。虞洽卿知道後，心生一計。虞洽卿探得清廷大員每天要去外灘的洋行了解行情。一天，他故意讓自己的馬車與該大員的馬車相撞。車內的大員大怒，虞洽卿則恭恭敬敬地站立一旁，邊道歉邊遞上自己的名片，表示要承擔責任。第二天，虞洽卿備了一輛新馬車，親自送到了該大員下榻的旅店，還以壓驚為名備了一桌酒席。席間，兩人相談甚歡，大員向虞洽卿打聽置辦軍裝的消息，虞洽卿借機大肆推銷魯麟洋行。於是，這位清廷大員就把這筆巨額交易給了虞洽卿和魯麟洋行。
 

九年的魯麟洋行買辦生涯，虞洽卿成績斐然。一九零二年，時值三十五歲的虞洽卿來到了實力更雄厚的華俄道勝洋行當買辦。次年轉到了荷蘭銀行任買辦。荷蘭銀行老板很器重虞洽卿，讓他放手去幹，虞洽卿利用荷蘭銀行名義，分發遠期本票換現金，在上海開設獨資通惠銀號，這樣他手頭就有了大筆資金可調動。虞洽卿在荷蘭銀行任買辦二十二年，五十七歲時辭職，推薦長子順恩進荷蘭銀行任接替自己。一九二八年，上海荷蘭銀行為六十一歲的虞洽卿，任在華經理二十五周年，舉行盛大慶祝宴會，發給虞洽卿荷蘭國家級勳章一枚，並贈予荷蘭皇宮保存了二百二十年之久的落地大自鳴鍾一座，作為獎勵。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開埠後，大量寧波人湧進上海，有錢的開廠開店，沒錢的打工擺攤。有人隻憑一雙手，在上海闖蕩、謀生、求發展。全國各地在上海經商的人中以廣東和寧波人為最。孫中山曾評述道：“凡我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從寧波來上海謀生者有幾十萬人，這些人在滬成立了寧波會館即“四明公所”，他們有事就在公所議事集會，人死了就把棺材暫存公所。四明公所，一七九七年建成，占地四十四畝。後來，上海縣知縣批準其為公益慈善建築，豁免稅賦。

一八四九年，四明公所劃入法租界。一八七四年，法租界要造一條新馬路，貫穿四明公所，要求公所出讓土地，遭到反抗，租界當局派兵入侵公所，又遭驅逐，法人開槍打死一個寧波人，後經清政府出麵交涉，承認公所永歸寧波商會使用，死者獲得撫恤賠償，此謂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

一八九七年夏天，法租界為了拓寬馬路，企圖強購四明公所殯儀館和墓地。法國領事的要求被拒後，領事白朝泰公然派兵強行拆毀四明公所的圍牆，並打死了二名寧波人。寧波同鄉聞訊大怒，幾個年輕人，打碎了法租界的路燈，法人派兵鎮壓，打死了十七個華人，傷者眾多，此舉引發了全市罷市罷工，其他外國人也指責法國當局。為了寧波同鄉的利益，虞洽卿和四明公所董事嚴筱舫及葉澄衷三人前去法國領館交涉。虞洽卿還聯係了他的“短打朋友”沈洪賁發動了洗衣工、保姆、黃包車夫、幫工、廚師等人罷工。此舉把法租界的衣食住行給徹底打亂了。上海的法國僑民一起來到領事館要求領事尊重四明公所的土地所有權，並立下石碑劃定地界，保證不再侵犯，這才了事。是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事件後，寧波同鄉歡欣鼓舞，也激發了市民的愛國情緒，阿德哥虞洽卿被選為四明公所董事，聞名滬上。數年後，虞洽卿被選為寧波旅滬同鄉會會長，一當就是三十年，直到抗戰時他拒當上海市偽市長，離滬去渝。

一九零五年底，一位四川籍官員的眷屬黎黃氏帶著十五名使女，百餘件行李，為丈夫扶靈回原籍廣東。他們由水路經過上海時，被工部局當作人口販子拘留下來。一行人被帶到了會審公廟，由華人和英國副領事德威門審訊。黎黃氏及等人否認拐賣人口，英國捕頭咬定黎黃氏拐賣婦女，雙方爭執起來。德威門謾罵中國人是野蠻民族，讓巡捕把人帶走，旁聽華人不忿英人的蠻橫，與巡捕大打出手，但黎黃氏還是被巡捕房帶走了。上海市民聞訊大為憤慨，數千人來到英國領館外示威。英方不理，於是公共租界罷市，市民圍攻老閘巡捕房。清廷害怕事態擴大，決定由虞洽卿和朱葆三等上海工商界名人出麵調解。

經過虞洽卿等人的奔走，最後達成協議：釋放黎黃氏及其他被捕華人；會審公廟今後由華人巡捕維持秩序；開市複崗同時進行。德威門調離上海。此次調解，市民和租界當局雙方都很滿意。租界工部局對虞洽卿開始另眼相看了。上海《申報》登出事件的解決方案後，工商界放鞭炮以示慶祝。開市當天，上海道台袁海觀、正審官關炯之、工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勸令商家開市營業。從此“阿德哥”、“赤腳財神”之稱不脛而走，虞洽卿也以“一品百姓”自居，他的膽識、謀略更是為工商人士稱道，為他日後創辦四明銀行、三北輪船公司奠定了基礎。

一九零六年，虞洽卿以協調英華商人各種事物為由，提議增設華商董事。同年二月，工部局同意成立華商公議會，虞洽卿等七人當選為首屆華商董事。

一九零八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公共租界有軌電車通車時，特邀虞洽卿和朱葆三坐上第一輛電車，出足了風頭。虞洽卿管的這些閑事，不但為寧波同鄉出頭打抱不平，也為華人爭得了權益。他不但得到了華人的尊重，也受到了洋人的重視。這一切為虞洽卿撈到了政治資本，為他日後成為上海市的臨時掌舵人打下了基礎。

虞洽卿從一八八一年開始闖蕩上海灘，時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客觀上，當時的上海為虞洽卿的發跡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加上他自身的努力，這位寧波窮孩子，在二十幾年的時間內，登上了上海航運界、寧波幫領袖人物的寶座，其遠見謀略遠非一般商人能比。

二十世紀初的是上海華洋雜處，法製渙散的年代。當時的各界人士紛紛以組織體操團為名建立起保衛自己行業的自衛組織。這跟當年曾國藩在湖南辦團練的性質不同，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朝廷或是中央政府，甚至當地政府在人力和財力上的支持。一九零五年底，虞洽卿成立了上海華商體操會，虞洽卿自任會長。會董由朱葆三、葉澄衷等上海工商界頭麵人物擔任。體操會所設在南京路高陽裏。招牌一掛出，各界青年就踴躍參加。很快一支近百人的隊伍就組織了起來，體操會聘請聖約翰大學畢業生徐通浩等人為教練。操練時隊員要穿軍裝，很多人因此想打退堂鼓。虞洽卿就帶頭穿製服出操，於是人們的顧慮打消了，體操隊也以中華體操隊的名字，順利地加入了工部局的萬國商團，成為維持上海治安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後，上海南市的李書平、閘北的王曉籟、浦東的許寶銘等也建立起了類似的武裝組織，這些隊伍在光複上海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一年，上海光複後。一直參與此事的虞洽卿，自告奮勇，孤身冒險前往蘇州策反江蘇巡撫程德全，憑他的三村不爛之舌，說服了程德全宣布起義，蘇州和平光複。虞洽卿因此被任命為上海督政府的顧問和閘北民政長，後來還擔任過江南製造局代理局長。

如德國人斯賓格勒說言（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一種力量隻能為另外一種力量所推翻，而非為一種原則所推翻。”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隻是一個“仿製品”。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濟、製度、天性、信仰觀念和習慣中並無根據。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幼稚的漫畫。民國初立，人人期盼重建家園。但權勢階層並不這樣想，在不同的治國理念下建立起的同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接下來的中國分為皖、直、奉三大派係。但上海的商人們仍是在商言商。盡可能遠離政治，不過政治是不會放過他們，在這樣的亂世中，隻有像虞洽卿這樣善於左右逢源的人才能僥幸留存下來。

二十世紀初，虞洽卿以自己的惠通銀行為基礎會同寧波同鄉李雲書、周亨緘、陳子琴等人，合作集資創辦四明銀行。四明乃寧波之別稱，銀行開業資本為七十五萬兩銀子，於一九零八年八月十八日，在上海江西路三十四號開張。董事長周晉表、董事朱三葆、袁鎏等，總經理陳薰，副總經理虞洽卿。四明是由我國工商實業家創辦的第三家銀行，中國的第六家銀行。四明開張以來，得到寧波同鄉的大力支援與交易，業務蒸蒸日上，陸續在重慶、成都、西安、南京設了分行，在杭州、蘇州、紹興、蘭州、鄭州設了支行，在平涼、寶雞設了辦事處。支行遍及長江南北，是一家全國聞名的商業銀行。一九二一年，四明自建了新辦公大樓，遷至上海北京路二十四號營業，規模更上了一層樓。

四明銀行曾幾次遭到其他銀行的傾軋，風潮來臨時，虞洽卿挺身而出，動員寧波幫在上海的錢業同仁幫忙。寧波商人對阿德哥的要求也盡量照顧，幫其度過難關。寧波幫的團結精神，吃苦精神因此在滬揚名。使滬上的“晉幫”、“潮幫”都對其刮目相看。虞洽卿對自己在四明銀行中身居副職，卻毫不介意，使寧波同鄉對阿德哥更加尊重。

虞洽卿利用四明銀行支援辛亥革命，購買孫中山的公債。虞洽卿的航運業，全靠四明的貸款。抗戰前，虞洽卿成了“民國船王”，他欠四明銀行的貸款達到三百萬元之巨，人稱“借債大王”。

虞洽卿還經營過上海的著名報紙《申報》。《申報》為當時上海的第一大報，在商界、政界的影響巨大，報館董事長是虞洽卿的老朋友、老搭檔朱葆三。朱葆三病後，股權大批落入他人之手。虞洽卿聞訊後，出錢購進了大量的《申報》股份，一度被選為《申報》董事長。

虞洽卿最看好的事業是航運業。當時，來往中國水域的客貨輪被英商的太古公司和法華合資的東方公司及政府的招商局壟斷。壟斷的結果是客輪票價昂貴，貨商難找貨輪。一九零九年，虞洽卿與寧波商人朱葆三、嚴筱舫等創辦寧紹輪船公司，董事長為朱葆三，虞洽卿任總經理。最初，寧紹公司隻有一條船，是虞洽卿從福建馬尾船廠買來的，為此他得罪了李鴻章的女婿傅筱庵。有了船後，還要有碼頭，當時黃浦江邊的碼頭都屬洋人，虞洽卿向洋商租用了十六鋪的大達碼頭。寧紹公司一開張就在船上立了“立永洋五角”的牌子，以示永不漲價。此時太古、東方、和招商局的票價均為一元。浙東的客人全湧到寧紹輪來了。沒過多久，太古突然把票價降到了三角，還送禮品給客人。東方很快也跟進，他們企圖壓垮寧紹。

此時，虞洽卿的寧波同鄉會起了作用。寧紹也把票價降到了三角，寧波同鄉會組織了“船票維持會”，由它補上兩角。維持會為寧紹公司補貼了十萬餘元，甚至喊出了“中國人不坐外國船”的口號。旅客們紛紛響應，華商們也把滬浙間的貨運業務給了寧紹公司。不久，太古、東方兩家公司就撐不住了，隻好將票價提回到五角。寧紹也把票價提回到了五角。寧紹公司站住了腳。不久，寧紹公司又買了兩艘船，生意更加興隆。一九一四年，朱葆三征得董事同意，要以六萬元賣掉一艘船，再買一條。虞洽卿以六萬五千元買下了這條船。此時虞洽卿已有了自己的三北輪船公司，本來說好這條船是給三北的。但一轉手，虞洽卿就把它以三十萬元一年租給了外商。寧紹公司股東們得悉後大為不滿，撤銷了虞洽卿的總經理，並向法院提出訴訟。這下急壞了虞洽卿，他暗中托人向朱葆三說情，才了結此事。

三北公司是虞洽卿一九一三年開辦的。他在老家三北修築公路，興辦學校和醫院，設立電報房。他還在三北修了海堤和碼頭，買了三艘小火輪取名“慈北”、“鎮北”、“姚北”，以此為基礎創建了三北輪船公司，三條小火輪行駛於寧波、鎮海、餘姚之間為鄉親們帶來了不少好處。

虞洽卿認定交通航運業在中國大有可為。他盤下了英商的兩艘輪船，開始了他的長江航運。一九一四年，被寧紹辭退後，虞洽卿全力經營三北。他把公司總部遷到了上海，增資另購了千頓級海輪，開始了跨洋海運。不久，他以子女之名設立了兩個輪船公司，以此從北洋政府貸到了大量的款項。此時正值一戰，外輪紛紛應召回國，貨多船少，水腳費大漲。虞洽卿賣掉了大部分地產，投資航運業，很快上海三北就和重慶民生、天津政記並稱為中國的三大民航業了。虞洽卿大量購置舊船，然後稍加修理再向銀行抵押貸款購置舊船。一九二二年，虞洽卿盤下了肇成機器廠，把它改造成了三北機器造船廠。到了一九三五年，三北擁有六十五艘九萬噸的實力，是為中國輪船總噸位的13%，也是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公司。

虞洽卿曾三次赴日考察，清末的中國洋務正興，政府、民間都在向洋人學習。日本最近，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國力大增，對國人很有吸引力。虞洽卿第一次訪日，是一八九三年。虞洽卿時年二十六歲，任魯麟洋行買辦，是中國實業考察團的一員。虞洽卿對日本工商業的發展，十分欣賞。回國後，他做了兩件事，一八九六年，虞洽卿以四萬兩銀子，捐了一個四品候補道台，他知道要立足上海，必須靠上政府。另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兩家房地產公司。

一九零六年，虞洽卿第二次訪日。當年，虞洽卿三十九歲。這次訪日，他是與清朝五大臣瑞方、載澤、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同去考察商務，曆時半月。回國後，虞洽卿上疏慈禧，指出列強的金融勢力對中國商界極為苛刻，他提出了中國要建自己的銀行，發展金融業。一九零八年，虞洽卿與寧波人李雲書等人，創辦四明銀行。同年，創辦寧紹輪船公司。第二年，模仿日本推銷會社，在南京召開規模的“南洋勸業會”，兩江總督瑞方任會長，虞洽卿任副會長。是年六月，中國近代第一次全國商品博覽會——南洋勸業會在南京開幕，曆時三個月，陳列物品計四百二十類，全國各地參觀者達二十多萬人次，博覽會非常成功。

虞洽卿最後一次應邀赴日是以代表團團長身份赴日的，他在日本發表重要演說。在日期間，虞洽卿與日本商界要人交上了朋友，並與寧波同鄉旅日華僑吳錦堂聚首。

虞洽卿很清楚政府對商業的影響。他在清末曾為左宗棠辦過軍務。辛亥革命前，曾結識陳其美、孫中山等同盟會成員，為辛亥革命募集過錢款。二次革命中，虞洽卿支持過袁世凱，當袁當上了皇帝後，虞洽卿則決然支持陳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動。

一九一四年底，北京政府頒布《證券交易所法》，創辦證券交易所成了熱門事件。這一年底，孫中山來寧波同鄉會見虞洽卿。虞洽卿在辛亥革命後見過孫中山，孫中山此次來訪，是讓虞洽卿籌備在滬建立證券交易所，並用賺來的錢支援支援革命。虞洽卿聞言大喜，孫中山建議戴季陶、張靜江、陳果夫也加入進來。虞洽卿又加上了幾個上海商界名人，一共九人參與了證券交易所籌建工作，他們是：孫文、戴季陶、虞洽卿、趙家蕃、張鑒、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張靜江。呈文送到北京農商部，但政局動蕩，孫先生匆匆南下，這次申請辦理證券交易所的事宜就此擱淺。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再寫呈文申請開辦證券交易所，獲批準。一九二零年二月一日，上海總商會召開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大會，選出理事十七人，監察三人，虞洽卿被選為理事長，七月一日正式開張。證券所開張後生意火紅，虞洽卿大賺。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做證券生意的，蔣介石、戴季陶、陳果夫三人欠了交易所六十多萬元，虞洽卿償還了他們的債務，還為蔣出資，讓他去廣州投奔孫中山。在交易所的期間，虞洽卿把蔣介石介紹給了上海灘三大亨之一的黃金榮。這些人後來都成了國民黨的政要，他們對虞洽卿是有求必應。尤其是蔣介石對虞洽卿更是處處關照。

上海總商會的前身是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建於光緒二十八年，由財政郵電大臣兼南洋通商大臣盛宣懷發起。會長稱總理，先後由盛宣懷、嚴筱舫、葉澄衷等出任。光緒三十年，清政府頒發《稟定商會簡明章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為上海商業總務會，簡稱上海總商會。總理改稱會長，兩年改選一次。一九二四年八月，有兩人競爭會長：一人是現任會長宋漢章，其由錢莊起家，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是金融界頭麵人物；另一人傅筱庵為李鴻章女婿，時任招商局總辦和通商銀行行長，實力雄厚，名列會董之首。因有軍界、官方支持，傅筱庵當選的可能性更大。但虞洽卿利用宋、傅矛盾，順利地以十九票當選（共三十五票），成為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正式成為上海商屆領袖。矯情的是，虞洽卿此前故意遠遊天津，得知當選後，還發回辭職電報，在會董們的再三苦求下，才勉為其難地答應下來。虞洽卿當了兩年上海總商會會長。

上海乃膏腴之地，是中國的金庫，也是兵家必爭之地，二十年代中期，上海軍閥勢力最強的是直係孫傳芳和皖係浙江督軍盧永祥及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兩係軍閥屯兵上海互相對峙。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總統曹錕令孫傳芳進駐上海，趕走皖係。九月三日，直係齊燮元興兵，盧永祥接仗，孫傳芳出戰護軍使何豐林，雙方僵持了三天。盧永祥、何豐林無心戀戰，棄軍遠遁，皖係大敗，上海易主。孫傳芳派副將張明華出任淞滬護軍使。在直係犒賞三軍之際，北京政變。段祺瑞和奉係聯手，共討直係曹錕、吳佩孚。直係將領馮玉祥倒戈，北京政變成功，皖係段祺瑞再次出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執政。

皖係盧永祥與何豐林二人聞訊後，即刻組織人馬，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援助槍械彈藥，再與孫傳芳開戰，收複失地。段祺瑞電令皖係宮邦鐸屯軍閘北，任命他為上海鎮守使。上海南有護軍使，北有鎮守使，各自擁兵自重，隨時可能陷於兵亂之中。市民多有怨言，租界多次抗議。虞洽卿作為上海總商會會長，格外緊張。為維係市麵穩定，虞洽卿讓總商會出麵，打出了“上海乃全國商業中心，為保護上海商民利益，軍方不宜侵擾”的旗幟，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廢使，即廢除龍華的直係張明華的淞滬護軍使，及閘北的皖係宮邦鐸的上海鎮守使；撤兵，是要皖、直二係軍隊撤出上海，保持上海非軍事區地位；移廠，要江南製造局等兵工廠遷離上海。兵工廠乃軍閥們爭奪的主要目標，它們留在上海，後患無窮。方案受到上海各界一致擁護。上海總商會聯合各界聯名致電段祺瑞：“請鈞座俯順民意，於駐紮上海鎮守使、護軍使二職即行裁撤，所屬部隊另行屯紮，兵工廠亦移往別處相當地方為宜，以期上海中立，商貿昌盛為是。”

為了展示決心，虞洽卿在得悉孫傳芳部從漢陽兵工廠運送了一批軍火停在上海港。他馬上報告上海稅務司，要求扣押。稅務司不敢得罪軍方。虞洽卿就以總商會會長的身份帶領他的體操會會員們親登軍火船，不許船隻靠港，雙方兵刃相見，險些走火。押船人員出示了陸軍部護照，虞洽卿發現，護照是前北京政府簽發的，現已無效。虞洽卿連忙電告段祺瑞，段很快同意了電文所請。孫傳芳從此視虞洽卿為死敵。

不出虞洽卿所料，段祺瑞很快批準了虞洽卿處理上海局勢的辦法，並委托虞洽卿全權處理上海市麵，酌情實施“廢使、撤軍、移廠”三項方案，並電令軍界和地方政府協辦。

虞洽卿深解“酌情”其意，段祺瑞是要他關閉兵工廠，但不遷移，因為以後還要用。前二條，可立即執行。虞洽卿以執行北京政府名義，會同地方官員並租界當局，撤銷二使，電告直、皖兩係軍隊，不得進入上海市區及租界。直、皖二係因吃不掉對方，加上北京和洋人的壓力，隻得暫行妥協，各自退至離上海一百裏之外。至此，在軍閥相爭的形勢下，上海居然恢複了穩定和繁榮，此時虞洽卿任總商會會長不足四個月。因為有虞洽卿主持局麵，上海的厘金源源不斷地輸向北京執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段祺瑞親電嘉獎，委任虞洽卿為善後會議的專門委員，邀其北上。善後會議由各路軍閥參加，以製定憲法。此次會議，是各地高官的一次會晤。虞洽卿非軍非政，卻被選為專門委員，足見政府對他的重視。這時，虞洽卿南有孫中山、蔣介石，北有段祺瑞，在政府中無往不利。一九二五年元旦後，北京政府來電，命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洽卿為會辦（即上海市副市長）。孫寶琦曾出任國務總理，對督辦一職根本不屑。虞洽卿曾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學潮後出任過會辦，後因段祺瑞倒台，他也跟著離職。此次，段祺瑞如此安排，意味著將上海市政大權交於虞手。不久，虞洽卿又當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候補會長，此時他已經達到了商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他的調解下，直係的孫傳芳和奉係的張宗昌簽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條約，直軍退出鬆江，奉軍退出昆山，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交與上海總商會接管。

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孫傳芳出任五省總司令並自任上海督辦，隨即撤掉了虞洽卿的會辦一職。

一九二六年，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前夕。宋子文、許崇智、孫科等聯名致電上海總商會，邀請上海商界名流赴粵參觀。虞洽卿派長婿，盛宣懷之子盛冠中代表赴粵參觀。

北伐軍攻克武漢和南昌後，虞洽卿代表江浙工商界來到南昌拜見蔣介石，表示隻要蔣介石不搞赤化，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上海工商界一定在財力上給予支持。兩人談的很投機。蔣介石下令讓所屬各部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成了“和平奮鬥救中國”。蔣介石率部抵滬後，虞洽卿當晚來到龍華晉見蔣介石，麵洽籌餉問題。在江浙工商界支持下，蔣介石站穩了腳跟。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實行清黨，史稱“四·一二”事變。在“四·一二”事變中，虞洽卿與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密切合作，在杜公館二樓操縱事變。虞洽卿的武裝商團收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武器，但沒有直接參與屠殺。虞洽卿為此次行動支付了二百萬元的經費，十年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起“清黨紀念宴會”的慶祝活動時，清黨五大“功臣”的首席就是虞洽卿。另外四位，依次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及楊虎。

“四·一二”事變後，虞洽卿、陳光甫等人繼續資助蔣介石。國民政府初進上海時，每月軍費達一千一百萬元，而收入不足三百萬，缺口由企業全數補上。在這次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中，虞洽卿、張功權、陳光甫等人在金融上的資助，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確立立了大功。

清黨成功後，蔣介石為表彰虞洽卿，有意任命他為國民政府的財政部次長。虞洽卿認為國家初創之時財政部不會是肥缺，便以“在商者言商，一品老百姓不願棄商從政”為由，婉言謝絕。蔣介石知道他不願離開上海，就委任他為上海特別市參事會參事，及中央銀行監事二職。

江浙工商界害怕的“赤化”，在“四一二”清黨之後，就煙消雲散了。蔣介石的反共立場，讓他們放寬了心。虞洽卿以上海工商聯合會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表明態度：“願以三民主義相始終，對於當局清黨的主張，一致表決願為後盾。”這時蔣介石由虞洽卿陪同下去看望了黃金榮。黃金榮要退回門生帖子，蔣介石說：“先生就是先生，過去黃先生和虞先生幫的忙，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在完成了“四一二”清黨，趕走了孫傳芳和傅筱庵之後。虞洽卿又成了上海華洋兩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了。上海商業聯合會等二十一個商業團體舉行盛大宴會，宴請蔣介石和新任上海市長黃郛二人。蔣介石有意抬高虞洽卿的身份。宴會期間，蔣介石請虞洽卿做主要發言。儀式完畢，蔣介石挽著虞洽卿並肩入席，與他連連碰杯，一口一個“洽老”地敬酒，任憑各路記者拍照，大肆渲染。盡管虞洽卿與蔣介石的關係不同尋常，不過在亂世之中，虞洽卿始終艱難地堅持商人的獨立人格。

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對江浙工商界的要求好像是個無底洞。誰不出錢就要受到威脅，虞洽卿因此生出了很大的不滿。令虞洽卿更為震驚的是，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控製的中國、交通兩大銀行把大量公債作為公股打進虞洽卿的四明銀行。虞洽卿輪船公司的船隻也常被蔣介石的軍隊征用。當時虞洽卿欠四明銀行的債款已達三百萬之巨，中央銀行曾想以債權人的身份處理三北輪船公司的財產，幸好這隻是一場虛驚，但也把虞洽卿驚出了一身冷汗。

虞洽卿為首的上海商人與蔣介石的結盟，並不完全是對反複無常的革命的害怕，和對地方軍閥的失望，也因為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充滿希望，和對新興的勞工階層的恐懼。上海商人最先接觸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製，他們把希望寄托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真的能用先進的共和製取代中國的舊製度。但是，當商業力量一旦放棄了它的自主權，而與政治權力結盟之後，其必然的結局，就是被政治權力所奴役。當時一位美國人這樣寫道：“這些商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是最現代化並具有民主理念的人。一九二七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但背叛了無產階級，同時也背叛了其自身。他們放棄了政治權力後，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國家權力又是在他們自身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虞洽卿們並不自甘受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虞洽卿在報上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名義發表了一個措辭嚴厲公告：“國軍駐滬以來，我商民正處在憔悴呻吟之中，乃始而墊款，繼而庫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絞腦瀝血之金錢，無非促進政治。乃至清黨以還，應有清明之望，而前轍依然，故吾猶是。雖是訓政方當期月，責備未可過嚴，然人壽幾何？枯魚先已入市。” 虞洽卿公開指責蔣介石沒有兌現承諾，再不改變現狀，他們就將成為枯魚，憤懣之情躍然紙上。

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定都南京。虞洽卿在宋子文的暗示和鼓勵下，率上海商界一百多個代表，赴京請願。他們提出了“頒布新法、監督財政、裁減兵額、關稅自主、勞資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要求不被滿足，他們將拒付貸款。這是中國商人在國民政府進駐上海後的最強硬的一次行動，國內外輿論為之一震。蔣介石隻好將他們請進別墅，日夜宴請，最終請願團還是無功而返。

不過，蔣介石對虞洽卿這位寧波同鄉還是相當照顧的。蔣介石曾親筆批示，責成國民政府批準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以國債方式向社會發行債券，財政部及上海市黨部撥出專款，連本加利，陸續歸還了政府征用三北公司的款項。至於所毀所損及炸沉的船隻，也是高價賠償。到一九三零年底，國民政府共償付虞洽卿九千四百餘萬的巨款。虞洽卿名下的三北公司，在別的輪船公司次第倒閉的情況下，再次複興起來。

一九三六年，租界工部局為了表彰虞洽卿對上海租界的貢獻，決定把寧波同鄉會所在地西藏中路改名為虞洽卿路。同年十月一日舉行了命名典禮，整條馬路張燈結彩，虞洽卿胸前佩戴大紅花，坐在轎車上，從寧波同鄉會到跑馬廳緩緩地兜了一圈，虞洽卿把這看作是有生以來最大的光榮。

一九三七年盧溝事變後，難民越來越多。三北公司的輪船很多被政府征用了。虞洽卿隻好親自去香港向匯豐銀行借貸，匯豐借給了他五萬英鎊。回滬後，他買下了挪威華倫洋行的三艘海輪，虞洽卿的船掛挪威國旗，行駛在南洋和香港之間。虞洽卿又和意大利領事組織了“中意輪船公司”航行於上海、西貢一帶，生意比掛挪威國旗的輪船還好。虞洽卿非常精明，他不顧總工程師的反對，把行駛在長江和滬甬線上的輪船，請三北船廠加長一半，運量因此增加了一倍。奇怪的是，船隻一直平安無事，此舉為虞洽卿帶來了不少收益。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的民族資本家積極參與。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重慶民生公司組織的宜昌大撤退。為了報效國家，民生老板盧作孚為國民政府以極低的運費運送軍工器材。整個運輸過程，民生損失了四百多萬元。四十多天裏，民生的運輸量超過一九三六年的總運輸量。被後人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國營的招商局和虞洽卿、杜月笙等人也在上海盡全力向內地搬遷江工廠。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為止，他們共遷入內地三百四十六家工廠。

上海淪為“孤島”之後，日本人想讓虞洽卿擔任上海市長，被他斷然否決。盡管他曾三次訪問日本，但虞洽卿隻是去日本學習其發達的經濟，對其擴張政策一直持反對態度。

抗戰初期，湧進租界的難民越來越多，虞洽卿向租界當局提出成立上海難民救濟委員會，很得人心。租界的大米供應也因此成了問題。工部局董事呼籲各方墊款買洋米。當時連三北在內的各家輪船公司都被封閉了，唯有虞洽卿的那批掛有外國國旗的輪船還在運行。於是，購買洋米的事落到了虞洽卿的頭上。這是個肥缺。虞洽卿的運費十分驚人，大賺了一筆。很快，租界儲米已足，工部局決定停止運米。但虞洽卿不肯放棄這個賺錢機會，他繼續去西貢買米，運回後以七折供給米店出售。他的運米生意越做越大，包攬了寧波、鎮海、三北等地區的大米運輸，獨享其昂貴運費。這一業務，為虞洽卿賺進了五百萬元。他用這些錢以兒子的名義在上海買下了大量地產。

上海淪陷後，生活在租界裏的虞洽卿，日子很難過。曾遭蔣介石通緝的傅筱庵。在大連窩居數年後，與日本人勾結，出任敵偽上海特別市市長。虞洽卿乃上海名人，日本人自然不會放過他，三番五次要他出任偽職，均遭婉拒。連滬西七十六號的特務頭子吳世寶都登門要求合作和獻款。當時的上海灘，不僅有汪偽特務，也有國府的軍統組織，他們的任務是鏟鋤漢奸。在聽說傅筱庵出任偽上海市市長後，蔣介石親寫手諭於軍統：“務必除傅”。戴笠接令，親電上海行動組組長陳默：“即日除傅”。陳默於一九四零年十月九日晚，孤身潛入傅筱庵府邸，將傅刺殺於臥室中。傅筱庵死後，虞洽卿憂喜參半。喜的是少了個對手，憂的是日本人肯定不會放過自己。此時，已赴重慶的女婿江一平來電：“上海淪陷後，委座惦念，屢次問及先生何日啟程，走哪條路線，請先生告之，以便派人照料。”
 

一九四二年春，虞洽卿告別了棲身奮鬥了近六十年的上海，繞道香港來到重慶。此時的虞洽卿不但考慮賺錢，還想為抗戰出力。一到香港，他就訂購了一批福特汽車。到渝後，虞洽卿組織了三民貿易公司，從緬甸仰光為重慶運來了大量的日用品。後又辦川光公司，和雲南的工商業巨頭繆雲台合辦 三北運輸公司，購買了一百二十輛道奇大卡車來往於滇緬、川滇道上，運送軍需物資、汽車零件、五金器材和各類西藥。這些物資滿足了大後方的民眾生活，也讓虞洽卿賺了大錢。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曆時八年的抗戰勝利結束。虞洽卿卻沒有活到抗戰勝利這一天。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 日，虞洽卿接到蔣介石頒發的委任狀，委任他為雲南省副省長兼昆明市市長。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訂好了二十六日飛昆明的機票。二十二 日晚上，在張靜江、杜月笙、錢新之等人為他餞行的宴會上，虞洽卿的急性淋巴腺炎突發。二十六日，竟溘然長逝。

虞洽卿死得很不甘心，久不瞑目。是三兒子順慰替他合上雙眼的。虞洽卿逝前捐獻千兩黃金，以支持抗戰。蔣介石親赴靈堂吊祭，挽文千餘言：“創興實業，開發交通；辛亥淞滬光複，勞軍籌餉，弗避艱危；於曆次革命運動中，援後支前，耆期愛國，曾不後人”。蔣介石還以國民政府名義，送“輸財報國”巨型匾額一幅。國民黨常委會命國史館立傳，記述虞洽卿生平事跡。

抗戰勝利後，上海總商會、總工會、教育協會、寧波同鄉會等二十餘個團體共同發起對虞洽卿的追悼活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上午，奉迎虞洽卿靈柩由渝返滬。下午，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虞洽卿一生積財無數，遺產甚豐。但是，他的三個兒子，在老父屍骨未寒之際，便已反目。也許，這是虞洽卿死不瞑目的原因。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史。在中國這一現代化過程中，有著讓人難以接受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這些革命有其必然性，同時也伴隨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其中受到衝擊最大的就是在中國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他們在封建皇朝的眼中是另類，在外國勢力眼裏是可以利用的牟利的工具，在軍閥眼裏則是他們謀取天下的錢袋子。盡管，蔣介石在一九三零年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但在骨子裏，他仍然是中國傳統的權謀和道統的信奉者。而當時的國民黨則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憲政體製。南京政府的政策隻是為了謀取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國民黨政權和企業家的關係，是以國民黨利益高於一切為理念的。為了政權的穩定，這個政權可以為所欲為，甚至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疇。最讓現代人難以接受的是，該政權還以此理念確立其正當性。這就是虞洽卿們在當時的中國所麵臨的社會環境。

國家應該在商業經濟中扮演什麽角色，從洋務運動開始，就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理念。一種是自由主義學者強調的市場及民間的獨立性，一種則是以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國家商業主義。在現實社會裏，則是權力與金錢的較量，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虞洽卿就是這種社會經濟環境中的民族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並以其一生見證了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動蕩與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