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歸
有一天清晨，我在保俶山下散步，忽然發現前麵走著一個婦女的身影很眼熟，極像是以前的鄰居阿巧姐。但是旋即又否定了自己這個念頭：不可能吧！看這人的衣著打扮，阿巧姐哪有這個條件？一身真絲綢衫褲，耳垂上掛著兩隻重重的金耳環，項頸裏也戴著金項鏈，真有點像是個海外來客哩！更走近些，看那走路擺動雙手的姿勢，那勞動過度以致微傴的脊背，卻明明與阿巧姐一樣。於是我加快腳步小跑了幾步搶到她前麵，再側過頭來看她：啊！不是阿巧姐是誰呢？與此同時她也看見了我，趕忙拉住我的手，很親切地問我這些年來在哪裏？我一麵回答她，一麵看著這雙握住我的手，雖然指上戴著兩枚不小的戒指，皮膚卻明顯地鬆弛了，金光閃閃的戒指並不能遮蓋那過度勞累的痕跡。當我正想開口問她如何有這一身打扮的時候，卻發現她身旁站著一個身材頎長，衣著挺刮，年紀約六十開外的男子，手裏代她拿著一個拎包和一把寶劍。於是我改口問：“你們上山去鍛煉身體嗎？”她點點頭笑著對那男子說：“這是我以前的鄰居。”那男子便朝我點點頭笑笑，又將寶劍遞給了她，樣子很親密。這時已到岔路口，他們要上山去，我卻仍向前走，我們相互道了別。我心中有點納悶：這男子是誰呢?並不是她丈夫老沈，老沈是矮矮胖胖的，那年從農場放假回來，我曾見過一麵。是晨練的同伴吧，樣子不會這般體貼。我正疑惑時，她已走上山坡，忽然回過頭來告訴我她家的住址，要我有空去玩。我當時記住了，後來卻又忘記，終於沒有去過她家。
二十多年前，我住在一個類似大雜院的單位宿舍裏。這是成直角的兩排平房。住的也都是些沒奈何的人家。我住朝東靠南的一間，在這些屋子中光線還是較好的一間，阿巧姐住的卻是朝北盡頭的一間，終年見不到太陽。那時，她一個單身女人帶著三個孩子，而這三個孩子卻又是不同父親的。
據說她第一個孩子的父親，原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排長，生下孩子不到周歲，便被迫去了台灣，從此杳無音訊。解放後，雖然需要人的地方很多，但像她這樣既無文化，又有著這樣一層討厭的關係的人，是沒有單位要的。她無以為生，隻好去給人家當保姆帶小孩。因她為人忠厚，雙手又勤勞，倒頗能獲得東家的好感。這樣過了兩年，原東家的孩子大了送幼兒園，又將她介紹到一個什麽單位的科長家中。她那時尚不到三十歲，長得雖不算漂亮，卻也有一種自然的青春美，那科長早就覬覦了她。他乘妻子又一次出差時，奸汙了她，並使她懷了孕。女主人回來知道了這件事，立刻辭退了她。她沒有申辯，沒有哭鬧，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那時沒有人工流產的設施，她也沒有想到要這樣做，不聲不響地生下了第二個孩子。
她帶了兩個孩子，不能再出去當保姆，便做泥水小工，每天出門把房門反鎖了，讓大的看管小的，這樣勉強生活下去。後來，有好心人實在看不過，便將她介紹給了四十多歲尚沒有結過婚的老沈。老沈年紀雖大了一點，人倒還好，結婚後兩人感情很融洽，待她的兩個孩子也很疼愛。因此，家庭生活雖然清苦些，倒也平安自在。誰知過了並不多久，在一次運動中，查出了老沈有曆史問題沒有交代，便把他抓進了監牢。這時她肚子裏已懷上第三個孩子，就在她有一次去勞改農場探望老沈回來的路上，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女孩。前兩個都是兒子，盡管這個女兒來得不是時候，她還是很寶貝她。當時正是春天，給她取名春花。
從此，她一人帶著三個孩子，不論是做保姆還是做小工，都是無法填滿這四張嘴巴的。然而她卻以堅強的毅力和超強度的勞動來為維持一家的生活：她一方麵包下了幾個單位宿舍的衣被的洗補工作；一方麵又起早落夜給幾戶人家做鍾點工。一天24個小時，除了頂多6個小時的睡眠外，她簡直是個像個陀螺般地轉著，沒有絲毫空閑。我認識她，也就是在那時候。
那時讀書還不要什麽錢，她最大的兒子已上中學，老二也讀小學了，春花隻五歲。阿巧姐每天早上煮好一大鍋飯，焐在草屯裏，孩子們沒有餐和頓，誰餓了就舀一碗飯來吃。有時有一碟醬瓜，有時就吃白飯。奇怪的倒是母子4人從來也不見生病，也真是窮人天照應。
她兩個大的孩子已比較懂事，在學校裏功課很好，放學回來也能幫助媽媽做些力所能及的勞動。隻有春花畢竟還小，在屋子裏呆得膩了，有時走出去玩，在外麵就免不了受到別的孩子欺侮。可她性格很倔強，從不肯示弱，反抗時仍不免吃虧，有時被人家打得鼻青臉腫，卻不哭。她比我女兒小一歲，碰上我女兒從幼兒園回來，就叫她來一起玩，兩人都能玩得很高興，我說的話春花也還肯聽。但是每天晚上春花待她母親精疲力竭回來，總會哭上一場。很多鄰居都覺奇怪，說：“這孩子真怪，一整天不見她娘蠻乖，一見她娘就要哭，莫非兩人犯衝的？”我卻是能夠理解孩子的心情：她一天的委屈隻有這時才能傾瀉出來。
阿巧姐人雖窮，卻很有骨氣，她做鍾點工在人家穿門入戶，卻從來不拿人家一針一線，有時錢不夠用暫借幾元也總是準時歸還。那時我們七八家人家合用一個自來水龍頭，她怕影響別人使用，洗東西總是起五更，熬黃昏。每次為做工的人家買菜，還總要招呼一聲，問大家要帶什麽？我那時基本吃食堂，家中不起夥，有些起夥的人家，誰也不忍心看那勒得發紅的手臂再增加分量。總之，阿巧姐覺得大家都照顧她，她很感謝大家；大家也覺得阿巧姐命雖不好，人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下放去了外地，以後也沒有回到那院子裏去過，因此也不知道阿巧姐的消息。這次相遇卻使我心理懷著一個疑團，這疑團一直到最近一次在路上遇到另一位當時也住那院子裏的林嫂才得解開。
林嫂說：要說阿巧姐呀，真叫做步步高升，一年比一年好了。開始時老沈落實了政策，從勞改農場回來恢複了工作，兒女也都有了飯碗，日子再不像以前那樣操心了。哪想到後來她那個去台灣的丈夫回來了，帶來了一筆錢，回來定居。這些年他在台灣沒有結婚，阿巧姐與他沒有辦過離婚手續，應該仍是他的妻子。老沈這人倒也通情達理，覺得自己沒有讓阿巧姐過好日子，現在應該成全她，自己願意退出。這倒使阿巧姐左右兩難了。一邊是結發的丈夫，這些年來雖然不在一起，但也經常想念他，想念那青年時期婚姻，一邊是患難中結合的老伴，苦難中給過自己溫暖，所以猶豫難決。誰知在一次體格檢查中，老沈查出了患有肺癌，阿巧姐當然更不忍心離開他，而老沈的態度卻更為堅決了。他自己去街道作了說明，並要他們動員阿巧姐辦了離婚手續。那台灣回來的人倒也大方，請了一個保姆在醫院專門照顧老沈，而他自己和阿巧姐也經常去探望。到老沈病重的後期，阿巧姐怕一人照顧不周，請了兩個人，自己也天天來，直到老沈去世。因此老沈在臨終時還伸出大拇指誇她人好，良心好！
現在阿巧姐和台灣回來的丈夫恢複了夫妻關係，已買了一套住宅安居下來。分別幾十年，顛簸大半生的這對老夫婦，現在已過上可安度晚年的生活了。
聽罷林嫂這番話，我由衷為阿巧姐高興。那天我見到她身旁的老年男子，是她丈夫無疑了。命運之神終於給了她一個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