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範用先生

記範用先生

費淑芬

 

2010年10月，我收到了一份不一般的郵件。大大的素白的信封上，除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外，下麵是：“範用先生告別書”醒目的七個字。打開封套，裏麵是範用先生的兩幅32開的生活照片，照片背麵印有先生留下的一段話：

匆匆過客，終成歸人，在人生途中，若沒有親人和師友 給予溫暖，將會多寂寞，甚至喪失勇氣。感謝你們！擁抱你們！

                                                                                     範用合十

另外附有一紙訃告：

    “家父範用（鶴鏞）於9月14日17時40分辭世。遵從他的遺囑，不追悼，不去八寶山，遺體捐獻醫用。”接著就抄錄了照片背後的那段話。下麵具名是：範裏、範又，2010年9月18日。

收到訃告的當時，我就有一種應該寫點什麽的衝動，可是幾次提筆卻又放下，不知怎樣寫才好？但是這個念頭又始終未能排除。至今已將近半年。

這次整理書桌，又見到了這個信封，於是又萌生了要寫的想法。
 

第一次見到範用先生，是在1981年夏天。那時浙江文藝出版社尚未成立，是屬於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個文藝編輯室。我和李均生同誌奉命去北京人民出版社接取《夏丏尊文集》和《豐子愷文集》兩部書稿。這兩部書稿原為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的選題，因為他們選題較多，考慮到這兩位作家係浙江籍人氏，故讓給我們。
 

那年的北京，據說是從未有過的酷熱，我們從杭州乘傍晚6時40分的飛機到達北京，已是黃昏8時，機場周圍一片燈火通明。三聯書店的秦人路同誌來接機，當晚將我們安排在一個地下室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上午又轉到北海附近的國務院招待所。安頓好後，即帶我們去朝內大街的人民出版社見範用先生。
 

範用先生當時是人民出版社領導成員又是三聯書店總經理。我們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裏見到了這位久已聞名卻是初次見麵的出版界風雲人物。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削，但卻精神十足，動作敏捷，帶著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一開口就使我們感到親切。當我們遞上介紹信和贈送他的《鬱達夫詩詞》等幾本書後，他就問起出版社的一些情況，並讚賞浙江有眼光，出好書。後來他在介紹信上看到我的名字後，就問《南國社的野姑娘》是你寫的？我點頭稱是，心裏卻有點疑惑，這是我發表在《西湖》上的一篇小文，他這個每天要處理這麽多書稿的人，怎麽這樣的市級刊物也看，而且還記得作者的名字？一番寒暄後，就言歸正傳，向我們介紹《夏丏尊文集》和《豐子愷文集》兩部書稿的來龍去脈和目前工作進程以及對我們的希望。語言簡潔，態度謙和，不到兩小時就交代得清清楚楚。使我們感到麵對的不像是一個初次見麵的名人而是早已熟悉的領導。
 

接著範用先生就要秦人路同誌安排我們和葉子善同誌見麵商談具體編輯事宜，因為葉是《夏集》的編者，又是親屬；《豐集》的編者豐一吟在上海，由他寫了介紹信讓我們與她直接聯係。
 

在以後的幾天中，我們與葉子善同誌見了幾次麵，談妥了編輯該書的一些具體問題，同時還有幸見到了德高望重的葉聖老。那年聖老已88歲，在當時是少有的高齡。
 

完成了在北京的任務後，準備將這些向範用先生作一次匯報。那天因為沒有預約，我們去時，他不在辦公室。隻見門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麵寫著幾點到幾點在哪裏，幾點到幾點又在哪裏，有急事可去找他。時間計算到分。
 

從這張小小的紙條上，使我感到他工作的忙碌和作風的嚴謹。我們因為不是急事，沒有必要現在去打擾他，另約了時間向他匯報與告別。
 

我們提著兩部沉甸甸的書稿，算是滿載而歸。從這以後，我經常收到“三聯”寄來的新書，如《傅雷家書》、《兩諦書話》、《宋行彬雜文集》、《聶紺弩雜文集》等品位較高的書，受惠良多。
 

再一次見到範用先生是1986年，上虞縣舉辦“夏丏尊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規模較大，邀請的學者名人較多，我社大概是屬於協辦單位，也是外地來賓去上虞在杭州的中轉站。
 

那天，客人已經來了不少，我認識的有葉子善等，範用先生是到得最遲的一位。當大家問他怎麽這麽遲才到時，他搖搖頭苦笑著說：“買不到票，我這張票最後還是吳祖光的兒子吳歡幫弄到的。”說完這句話沒有過多的抱怨也就融入大家的談話中。這時讓我看到的這個在出版領域呼風喚雨的人物，在生活事務方麵卻也是個無奈的文人！
 

1990年12月，我離休以後，社裏要我協助李均生同誌又一次去北京組織《俞平伯詩集》和《胡風詩全編》。那時範用先生也已離休，我們在社裏沒有見到他，當時因為時間匆促而工作又較瑣細，所以沒有去他家中登門拜望，而隻是將帶來的幾本送他的書托秦人路同誌轉交。範用先生也由秦帶給我們各人一張他自己設計製作的賀年卡。卡的背麵印的是他外孫女的一篇作文手跡，題目是《我的外公》。右下角有張他的畫像，下麵寫著：
 

    淑芬同誌：八歲的小外孫女，還不懂得說假話，暑假作文，句句實話，隻是有點多怪，其實人老了，怪也無妨，隻要活得

自在，自得其樂，願生活永遠充滿希望和愛。祝新年愉快，全家安好！

 範用    庚午歲抄

 

隨著社會文化生活的變化，浙江文藝出版社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夏丏尊文集》在1983年出版後，《豐子愷文集》卻一直拖到1992年在與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下，才得麵世。
 

這時，範用先生寄給我一本他自己寫的《我愛穆源》，鎮江穆源小學是他的母校，附來的信中希望我們能將《豐子愷文集》寄贈一套給該校。我社副總編沈念駒欣然寄出，該校收到後還寫來過感謝信，範用先生也來過信表示感謝。
 

當1996年範用先生知道我著手編輯《陳學昭文集》以後，曾給我來信說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重慶曾去何醫生的診所看過病，在那裏見到過學昭同誌，還讀到過她發表在《國訊旬刊》上登載的部份《延安通訊》（成書的《延安訪問記》），因此希望文集出版後能送他一套。我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有些問題還寫信向他請教過。
 

在1998年《陳學昭文集》出版，那時我因膽囊炎發作在家，就將他的姓名、地址寫了托編務室的同誌寄出，同時寫信告訴他。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回信說並沒有收到。我問編務室，他們說早寄出了。
 

我已不在其位，且該書印數很少，已無庫存，無法補寄，隻好又寫信給他讓他再查查看。事實上我也知道，這是不會有結果的，此舉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
 

範用先生沒有回我信。根據他一貫的作風，如果後來收到了書，一定會再告我的。我因為無法補寄，也不敢再寫信問他，他大概也怕我為難，所以沒有再來信提起。就這樣，就此中斷了多年的聯係。但是在我心中一直存著歉疚，責怪自己的粗疏。當時如果自己動手掛號寄出，即使遺失，也有個查詢的根據和交代，現在一邊沒有收到，一邊說是寄出了，究竟是漏寄還是中途遺失？始終是個謎，我無從了解。這個問題，也是促發我寫這篇文章的一個因素，但願範用先生在天之靈，能原諒我的粗疏與無奈。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