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完了五卷本的《陳學昭文集》,在最後一篇散文《可貴的痕跡》上標好字號後,我不免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同時,卻也有一種茫然之感向我襲來。
編學昭同誌的書,在我已不是第一次,而且這文集中的近二百萬字的作品,以前我大部分讀過,可是現在,卻完全是另一種感覺。我像是循著她的腳印,看到了她不平凡的人生。她十分輝煌過,也非常坎坷過:曾在法國得過文學博士學位,又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曾是中央領導人的座上客,又被排除在革命隊伍之外二十餘年。她的生活跌宕多姿,極富戲劇性,本身就是一部豐富多彩的書,但是她就是她,寵辱不驚,貴賤不計,按她自己早年所說:“隻是一個以賣文為生的女人!”她從十七歲開始寫文章直到八十五歲去世,六十八年來,一直認真勤奮地寫作著,即使在那被剝奪了發表權的二十多年中,也沒有放下她的筆。
人生何其倥傯,倏忽之間,她離開這個世界已是五年了!我清楚地記得1991年盛夏,我去學士坊寓所看她,同時也受《西湖》高鬆年同誌之托,問一下曾向她約稿的事。當我進門走近她寫字台時,她正吃力地寫著一個信封。這是要寄的稿子,我答應為她帶去,她很高興。接著告訴我這幾天身體不大好,腳腫得厲害,並將腳架到凳子上給我看。果然,腳背上一撳一個窩,深深陷了下去。我有點擔心,問她請醫生看了沒有?她說去醫院興師動眾很麻煩,大概是天氣的緣故,前一陣也腫過,後來吃了幾帖中藥好了,準備再吃點中藥看看。這樣,我也以為不要緊,便沒有再說什麽,坐了一會,後來拿著稿子就告辭了。這就是後來刊出在《西湖》十一月號上的那篇《我在法國的日子》。原來人們以為這是她的封筆之作,其實不是的。
據她女兒亞男說,就在當天(經查對是8月16日)晚上,她就動手寫另一篇文章,就是這篇《可貴的痕跡》。她開亮了房間裏所有的燈,家裏人都感到眼睛刺激得難受,而她仍嫌光線不夠,實際上這時候她的視覺已產生了障礙。
這篇文章是應上海文藝出版社彭新琪同誌之約而寫的,學昭同誌有著一個極好的習慣:不論大小報刊向她約稿,隻要是她答應了的,就決不失信。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可想而知她是付出了多麽艱巨的勞動。
在寄出了這篇文章以後,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不能起床,直到9月20日住進醫院。因此這一篇才是她真正的封筆之作。
文章是八月底寄出的,誰知陰差陽錯,直到10月9日才到彭新琪手裏,當約稿者高興地捧讀稿子時,寫稿人已處於失去知覺的彌留狀態,根本沒有任何反應了!遺憾,確實遺憾!為此,彭新琪同誌以《深深的遺憾》為題寫了占整個版麵的長長的一篇悼念文章,發表在《文學報》上。
《可貴的痕跡》在編入《文化老人話老年》一書的同時,10月25日的《新民晚報》上發表了影印的手跡,範泉同誌寫了介紹文章,認為學昭同誌確已“留下了可貴的痕跡”。
人也許是有所謂“第六感官”的,作者在她的這篇文章中,用了“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的句子,這顯然是對人生無奈的感喟,這種情緒,在她以前的文章中是少有的,也許是預感到了什麽吧!
作為一個人,一個人世間匆匆的過客,我以為學昭同誌是應該較少遺憾的,她畢竟留下了數百萬字的作品,而作品即是人生的腳印。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