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一個赤腳姑娘----地主的女兒
說出來你們可能不相信,五十五年前的事情,人已經從中國到了美國,我還是沒有忘記這些事情和這些人。
那是1965年,我大學畢業剛開始工作。夏天,單位組織我們十幾個年輕人到鄉下去參加‘四清’活動二個禮拜。去的地方是金山縣下麵一個小鎮。
我們單位的一個老書記,是地下黨老幹部,已經長駐在那裏搞‘四清’。
我們一早出發,長途汽車到金山縣,再步行一小時,到小鎮已經是11點了。老書記帶我們到食堂,說吃過飯再分配任務。
看鎮政府的房子倒很有氣派,高高的石頭門牆,進深不小。食堂是在鎮政府的房子的後麵,從後麵的一個小門進入。食堂看樣子還是符合單位食堂的標準,桌椅板凳、買菜的窗口都幹幹淨淨。
吃飯時間沒到,我們坐等。等了一會,看見一個赤腳的姑娘走到掛著的黑板前,開始寫今天供應什麽飯菜了。
開始我根本不去注意這個鄉下姑娘,倒是想知道午飯吃什麽。而且腦子裏已經想好這鄉下姑娘寫出來的字肯定是歪歪扭扭,這是普遍現象。
這姑娘擦了黑板上的字,開始寫今天菜單。當她寫了二個菜名,我已經不是在想什麽菜了,因為她的字是一筆一劃寫得如此娟秀,而且菜名的字比較冷僻,裏麵幾個字我還寫不出。這讓我突然感到不可小看這鄉下姑娘。
因為夏天,農村人都是習慣赤腳的,這赤腳的姑娘的幾個字,實在有一種讓人琢磨不透的文化良好的內在素養,外加她恰到好處的玲玲曲線以及微紅的臉上浮現出的淡淡的微笑,這讓我們年輕人會感覺到一種進入莫名其妙的角色的快樂。
這是我見到顧心觀的第一眼的感覺。
第一天在食堂吃二頓飯,食堂裏的人叫這姑娘叫小觀,她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們桌子上吃完的碗筷收起來,因此我就看她跑進跑出。
我們一起下去的人中,一個姓黃的負責生活管理,我們叫他黃幹事。他與我比較親近,他已經注意到我的眼睛在朝哪裏看。
到晚上,黃幹事拉我到一邊,悄悄地告訴我,他因為去辦飯菜票已經了解食堂的情況了,這姑娘今年18歲,和她母親在食堂幫忙。讓我驚奇的是黃幹事告訴我,這姑娘是地主的女兒,這鎮政府的房子就是她家地主的房子。現在她一家住在食堂邊上一個小房子裏。
聽了這些,我對這姑娘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興趣了。
我們所謂參加‘四清’,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要辦的事情。老書記叫我們上午與農民一起勞動,下午就是學習。勞動就是到田裏除草,除草是輕鬆地,就是太陽曬得厲害。下午學習,除了開幾次會,根本無所事事。
有人發現不遠地方有個湖泊,湖畔可以遊泳。第二天下午大家就去遊泳了。到湖畔,我一眼就看到一群姑娘在遊泳。看到小觀居然抱個籃球在深水裏遊得如魚得水,原來這姑娘體育運動也行啊。
黃幹事是一個做事情有熱情的人,他說這姑娘的母親管買飯菜票,他已經與她母親說好,如果她不在食堂,要買飯菜票可以到她家找她。一句話,我們一起去。
過一天下午,我們二個人去敲她家的門了。她母親在家,姑娘不在,我們和她母親聊了一下午。
與她母親聊天,對這姑娘得到一個‘溫柔’與‘堅毅’的印象。他父親是祖上留下的財產使他扣上地主帽子,現在一家人是過著又壓抑又貧窮的日子。這個家庭還有的樂趣就是有個好女兒。女兒是非常體貼父母,家務事都是女兒在操勞。她母親說,什麽劃清界限,她的女兒決不接受。因為出生不好,別人要欺負她,她決不退縮。她母親說她功課成績很好要讀書,初中時學校老師不講道理要她把教室座位換到後麵,她就一個月堅決不上學,還是校長來家訪解決問題,她才去學校。
接下來的十多天,在學雷鋒幫助食堂做好事的幌子下,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食堂混。我與小觀成了食堂工作的搭檔。早飯、午飯、晚飯,二個人一起收拾碗筷,一起洗碗,有時一起洗菜,真的是忙得不亦樂乎。在共同的勞動中,交流在增進,友誼在發展。
我們作為‘四清’工作隊,有許多清規戒律,不許上街,下許單獨外出,晚上不請假不許離開宿舍等等。
年輕人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但是我的活動場地就隻有在食堂,花前月下是辦不到的。十幾天很快過去,食堂吃最後一頓飯的時間到了,雖然留戀,也隻能匆匆道別。
後來的半年時間,我們通過幾次信,我郵寄過一些書籍和文具用品給她。
文革的風浪,天下多少有情人都妻離子散,我這點小事當然一切都結束了。
時間到1966年4月,上海的單位開始文革前的‘鬥私批修’,大字報開始了。現在知道這是劉少奇搞的,‘516’還沒到,不過當時也鬧得轟轟烈烈。
單位大字報出來沒二天,幾個所謂左派貼出一張‘XXX與地主女兒勾勾搭搭陰謀破壞四清’的大字報。
這大字報可有吸引力了。地主女兒當然是女的,看的人有興趣了。勾勾搭搭那更能夠讓看的人想入非非。陰謀破壞‘四清’,那倒是沒有人有興趣去思考。
現在想來是可笑,當時還是形成所謂階級鬥爭的熱點,好像風雨欲來了。
過二天的晚上,由團支部召開‘鬥私批修’會,所謂幫助我認識錯誤。我也不是團員,狗捉耗子瞎忙呼。會上幾個積極分子,輕的給我扣上‘資產階級紈絝子弟’、‘男男女女臭味相投’、‘糊裏糊塗低級趣味’,重的是‘陰謀複辟’、‘破壞四清’、‘為地主申冤’。
現在時間過去這麽多年,回看幾個‘積極分子’,下場都不妙。一個罵人家‘臭味相投’的,結果自己的老婆拚上社會上的流氓被謀殺在工廠裏。一個罵人家‘紈絝子弟’的,結果文革一結束就因為貪汙盜竊鋃鐺入獄。一個罵人家‘陰謀複辟’的,最後成為三種人永遠靠邊了。
到1968年,老書記被打成叛徒,單位造反派要去當年‘四清’的地方收集老書記的‘罪行’。其中一個人與我是相互了解心照不宣,我托他再去食堂看看。他去了回來告訴我,他到食堂沒有找到這一家人,他打聽了,有人告訴他,地主一家被趕到很遠的鄉下去了。
天涯海角,祝願這一家人在改革開放後能夠幸福愉快。
唯一的紀念,我還有一張當年我請我們的宣傳幹事給她拍的照片。
照片裏的姑娘永遠是年輕的。
我們都已經過七十了。
共產黨 罄竹難書。
地主女兒照片呢?俺不怕與地主勾勾搭搭。
照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