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一個赤腳姑娘----地主的女兒

說出來你們可能不相信，五十五年前的事情，人已經從中國到了美國，我還是沒有忘記這些事情和這些人。

那是1965年，我大學畢業剛開始工作。夏天，單位組織我們十幾個年輕人到鄉下去參加‘四清’活動二個禮拜。去的地方是金山縣下麵一個小鎮。

我們單位的一個老書記，是地下黨老幹部，已經長駐在那裏搞‘四清’。

我們一早出發，長途汽車到金山縣，再步行一小時，到小鎮已經是11點了。老書記帶我們到食堂，說吃過飯再分配任務。

看鎮政府的房子倒很有氣派，高高的石頭門牆，進深不小。食堂是在鎮政府的房子的後麵，從後麵的一個小門進入。食堂看樣子還是符合單位食堂的標準，桌椅板凳、買菜的窗口都幹幹淨淨。

吃飯時間沒到，我們坐等。等了一會，看見一個赤腳的姑娘走到掛著的黑板前，開始寫今天供應什麽飯菜了。

開始我根本不去注意這個鄉下姑娘，倒是想知道午飯吃什麽。而且腦子裏已經想好這鄉下姑娘寫出來的字肯定是歪歪扭扭，這是普遍現象。

這姑娘擦了黑板上的字，開始寫今天菜單。當她寫了二個菜名，我已經不是在想什麽菜了，因為她的字是一筆一劃寫得如此娟秀，而且菜名的字比較冷僻，裏麵幾個字我還寫不出。這讓我突然感到不可小看這鄉下姑娘。

因為夏天，農村人都是習慣赤腳的，這赤腳的姑娘的幾個字，實在有一種讓人琢磨不透的文化良好的內在素養，外加她恰到好處的玲玲曲線以及微紅的臉上浮現出的淡淡的微笑，這讓我們年輕人會感覺到一種進入莫名其妙的角色的快樂。

這是我見到顧心觀的第一眼的感覺。

第一天在食堂吃二頓飯，食堂裏的人叫這姑娘叫小觀，她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們桌子上吃完的碗筷收起來，因此我就看她跑進跑出。

我們一起下去的人中，一個姓黃的負責生活管理，我們叫他黃幹事。他與我比較親近，他已經注意到我的眼睛在朝哪裏看。

到晚上，黃幹事拉我到一邊，悄悄地告訴我，他因為去辦飯菜票已經了解食堂的情況了，這姑娘今年18歲，和她母親在食堂幫忙。讓我驚奇的是黃幹事告訴我，這姑娘是地主的女兒，這鎮政府的房子就是她家地主的房子。現在她一家住在食堂邊上一個小房子裏。

聽了這些，我對這姑娘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興趣了。

我們所謂參加‘四清’，其實根本沒有任何要辦的事情。老書記叫我們上午與農民一起勞動，下午就是學習。勞動就是到田裏除草，除草是輕鬆地，就是太陽曬得厲害。下午學習，除了開幾次會，根本無所事事。

有人發現不遠地方有個湖泊，湖畔可以遊泳。第二天下午大家就去遊泳了。到湖畔，我一眼就看到一群姑娘在遊泳。看到小觀居然抱個籃球在深水裏遊得如魚得水，原來這姑娘體育運動也行啊。

黃幹事是一個做事情有熱情的人，他說這姑娘的母親管買飯菜票，他已經與她母親說好，如果她不在食堂，要買飯菜票可以到她家找她。一句話，我們一起去。

過一天下午，我們二個人去敲她家的門了。她母親在家，姑娘不在，我們和她母親聊了一下午。

與她母親聊天，對這姑娘得到一個‘溫柔’與‘堅毅’的印象。他父親是祖上留下的財產使他扣上地主帽子，現在一家人是過著又壓抑又貧窮的日子。這個家庭還有的樂趣就是有個好女兒。女兒是非常體貼父母，家務事都是女兒在操勞。她母親說，什麽劃清界限，她的女兒決不接受。因為出生不好，別人要欺負她，她決不退縮。她母親說她功課成績很好要讀書，初中時學校老師不講道理要她把教室座位換到後麵，她就一個月堅決不上學，還是校長來家訪解決問題，她才去學校。

接下來的十多天，在學雷鋒幫助食堂做好事的幌子下，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食堂混。我與小觀成了食堂工作的搭檔。早飯、午飯、晚飯，二個人一起收拾碗筷，一起洗碗，有時一起洗菜，真的是忙得不亦樂乎。在共同的勞動中，交流在增進，友誼在發展。

我們作為‘四清’工作隊，有許多清規戒律，不許上街，下許單獨外出，晚上不請假不許離開宿舍等等。

年輕人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但是我的活動場地就隻有在食堂，花前月下是辦不到的。十幾天很快過去，食堂吃最後一頓飯的時間到了，雖然留戀，也隻能匆匆道別。

後來的半年時間，我們通過幾次信，我郵寄過一些書籍和文具用品給她。

文革的風浪，天下多少有情人都妻離子散，我這點小事當然一切都結束了。

時間到1966年4月，上海的單位開始文革前的‘鬥私批修’，大字報開始了。現在知道這是劉少奇搞的，‘516’還沒到，不過當時也鬧得轟轟烈烈。

單位大字報出來沒二天，幾個所謂左派貼出一張‘XXX與地主女兒勾勾搭搭陰謀破壞四清’的大字報。

這大字報可有吸引力了。地主女兒當然是女的，看的人有興趣了。勾勾搭搭那更能夠讓看的人想入非非。陰謀破壞‘四清’，那倒是沒有人有興趣去思考。

現在想來是可笑，當時還是形成所謂階級鬥爭的熱點，好像風雨欲來了。

過二天的晚上，由團支部召開‘鬥私批修’會，所謂幫助我認識錯誤。我也不是團員，狗捉耗子瞎忙呼。會上幾個積極分子，輕的給我扣上‘資產階級紈絝子弟’、‘男男女女臭味相投’、‘糊裏糊塗低級趣味’，重的是‘陰謀複辟’、‘破壞四清’、‘為地主申冤’。

現在時間過去這麽多年，回看幾個‘積極分子’，下場都不妙。一個罵人家‘臭味相投’的，結果自己的老婆拚上社會上的流氓被謀殺在工廠裏。一個罵人家‘紈絝子弟’的，結果文革一結束就因為貪汙盜竊鋃鐺入獄。一個罵人家‘陰謀複辟’的，最後成為三種人永遠靠邊了。

到1968年，老書記被打成叛徒，單位造反派要去當年‘四清’的地方收集老書記的‘罪行’。其中一個人與我是相互了解心照不宣，我托他再去食堂看看。他去了回來告訴我，他到食堂沒有找到這一家人，他打聽了，有人告訴他，地主一家被趕到很遠的鄉下去了。

天涯海角，祝願這一家人在改革開放後能夠幸福愉快。

唯一的紀念，我還有一張當年我請我們的宣傳幹事給她拍的照片。

照片裏的姑娘永遠是年輕的。

我們都已經過七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