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界前輩胡梅庵

1959年5月9日下午，胡梅庵從上海動身去香港。

至今正好是60周年。

中國銀行界前輩胡梅庵

胡梅庵青年時代是在家族經營方式的錢莊學習賬目管理。經過幾年的勤奮和刻苦學習，在金融賬目管理方麵具有紮實的功底。

當時中國正是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皖、直、奉三大派係輪流執政，先後進行了劃分國家稅和地方稅、改革鹽稅、整頓厘金、整理礦稅、推行印花稅、整合煙酒稅等措施，到1925年，逐步建立起以關稅、鹽稅、貨物稅、田賦為四大稅種的稅製結構。

胡梅庵看到西洋商人為擴大經營大做廣告宣傳，他向北洋政府提出細分貨物稅，增加廣告稅，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視。由此進入政府稅收部門。

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將關稅自主權收歸國有，在取得關稅自主、鹽稅整理、財政統一的基礎上，開征統稅、營業稅等新稅種，以關稅、鹽稅、統稅為主體的國家稅和以田賦、營業稅、契稅為主體的地方稅初具雛形，形成了影響深遠的統稅（貨物稅係）和所得稅（直接稅係）的稅收架構。胡梅庵在南京為國民政府的流轉稅與所得稅雙主體結構稅製的發展過程中做了許多工作，奠定了他在國民政府的金融係統的基礎。

1933年，孔祥熙同時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長。孔祥熙上任財政部部長初期，即以改革稅收，加強以財政控製地方和減輕民困為重點工作方向，此外還整理政府債務。此時胡梅庵進入孔祥熙控製的金融係統。

1933年11月，為挽救國民政府財政窘迫之情況下，孔祥熙受命接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孔祥熙任命胡梅庵擔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

胡梅庵作為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做的第一件大事情是為孔祥熙溝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的關係，為穩定中國的金融做出貢獻。

1935年初，孔祥熙開始麵臨新財政危機，美國白銀政策威脅孔祥熙所施行之赤字財政政策。由於貨幣市場緊張，上海金融界不願意認購政府新公債，而中央銀行負擔極大。在此情形下，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反對孔之赤字財政政策，且在財政危急時，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聯合拒絕以財力支援孔祥熙。

開始孔祥熙突然宣佈，政府將要對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實行管製，要求兩行增發股票，要把兩行之控製權交給政府。起初，孔祥熙企圖使中國銀行資本股額變為國家資本佔30萬股，私人資本佔20萬股，每股100元，但江浙資本集團反對。經過胡梅庵的溝通，最後是國家與私人資本各佔20萬股，使資本總額達到4000萬元。在向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強行增資同時，孔宣佈由宋子文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後經過胡梅庵與江浙資本集團協商，宋子文隻任董事長，總經理由江浙資本集團之宋漢章擔任。

由此，胡梅庵開始負責中央銀行與國內各銀行的溝通工作，更重要的是負責中央銀行對各銀行的放款和各銀行之間的流通。當時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席德鍪隻監管外匯，國內款項全交給胡梅庵操作了。

在中國近代百年金融曆史的長河中，曾有過許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響力、意義深遠的當數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實施的“法幣改革”。

1934年發生了白銀風潮，由美國實行白銀政策引起的世界銀價上漲，使中國國內存銀大量外流。據海關統計，1934年所流出的白銀共達25，990多萬元，這還不包括走私白銀。國內通貨緊縮，使銀行收緊銀根，不肯輕易放貸，引起工商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生產經營不能順利進行。由此導致失業增多，物價暴跌，大批工商企業破產倒閉。據中國征信所統計，僅1935年中秋節前後10天內，上海商號一下子就倒閉了166家。資金的外流又引起國庫收入減少，國際收支不平，這樣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使社會各界均受到嚴重的打擊。

麵對中國銀本位製度已崩潰的現狀，為擺脫財政經濟危機﹐謀求幣值穩定﹐加強金融壟斷與控製，國民政府采納了英國財政專家李滋羅斯等人的建議﹐決定放棄銀本位製﹐進行幣製改革，實施法幣政策。

 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施行法幣布告》，實行法幣政策。其要點為：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曾經財政部核準發行的銀行鈔票仍準照常行使，但以現行流通總額為限，不得增發，由財政部逐漸以中央銀行鈔票收回；設立發行準備委員會，管理紙幣發行的準備金；有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的銀幣或生銀等，交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指定銀行兌換法幣；舊有以銀幣訂立的契約，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為穩定匯價，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製買賣外匯。

法幣政策實施之初，國內因通貨緊縮而造成的頑症得到改變。物價不斷下跌的趨勢得以製止，各大城市的物價普遍出現平穩回升；對外匯價相對穩定；工農業生產趨向好轉。據當時報刊報道：“幣製改革後，因農村經濟之複蘇，農民購買力之恢複，國內各種新興工業，俱能轉危為安，重趨光明，尤以紡織業為最。其他如化學、造紙、製糖、樹膠等工業，亦莫不漸次恢複、發展。

法幣政策後，我國的貨幣發行銀行由三十家集中到四家，1942年再集中到中央銀行一家。這次改革不僅統一了主幣，而且還有效地整頓了長期以來混亂不堪的輔幣，全國各地各種式樣的銅元，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有了統一的輔幣，促進了流通，方便了交換，從而完成了中國貨幣的統一大業。

這其中，胡梅庵作為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為完成中國貨幣的統一大業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盡量保護了部分四大行之外的銀行的利益。

1935年，胡梅庵應杜月笙邀請出任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為挽救這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家銀行，杜月笙隻有請胡梅庵幫忙，因為胡梅庵掌控中央銀行放款的大權。

到1934年，中國通商銀行作為為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主辦人傅筱庵哪裏是在辦銀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銀行當作他任用私人的場所，更以此為進身之階，巴結權要。因此銀行中有李鴻章的長孫李幼良，軍閥王金鈺的兒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長孫，皆安插在銀行。那時，中國通商銀行每天晚上軋帳。如果總龍門缺頭寸，就要通知庫房把儲藏的準備金解給外商銀行和中央銀行國庫，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鏢，庫房裏一箱箱的銀元，百兩重的白銀大條和大元寶就扛上鐵甲車解送出去。白銀進入外國銀行，隻進不出，統統運走。僅1934年下半年度，庫存現金就減少了2.5億銀元。

呆滯放款比重大，這是中國通商銀行的一個致命傷。該行放款總額為2228萬元，其中26個大戶的呆滯放款達1276萬元，占放款總數的57%。其中最大的呆賬戶是北洋軍閥政府財政部，呆欠230多萬元。長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長興煤礦、招商局、漢冶萍煤鐵公司，僅這三個大戶就拖欠了500多萬元。加以工商業倒閉風潮，黃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銀行，宣告破產，又吃進了一筆倒賬。中國通商銀行蘇州支行經理盧少棠、盧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萬元，還有“謝伯記”以大量房地產作抵押，拖欠本息達100餘萬元。在個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都向該行借用，從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長期拖欠不還。其它商業及個人方麵的放款有15個重點戶，呆欠達400多萬元。呆賬把中國通商銀行架空了。

放款呆賬龐大是中國通商銀行經營腐敗的大暴露。傅筱庵為了裝潢門麵，欺騙社會，竟不顧本行“負債大於資產”的嚴重情況。從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轉角自建一座“中國通商銀行大廈”，交陶桂記營造廠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廈已建築就緒，俟驗收後結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為借口，托詞拒付。陶桂記營造廠就帶領一批包工在總行大門口坐討，聲勢浩大，引起外界輿論嘩然。

傅筱庵就決定把將落成的“通商銀行大廈”按已付部分的造價180萬元出讓。請杜月笙轉達孔祥熙予以收購。杜一口答應，將此事匯報給孔祥熙，孔就讓上海郵政儲金匯業局宋子良出麵收購了這所大廈。宋子良將大廈的名稱立即更換為“建設大樓”。連夜動工把大廈的金字掉換名稱，引起外界紛傳：中國通商銀行連大廈也得出讓了。孔祥熙又出一計，通知中央銀行處處對通商銀行刁難。外商銀行也很勢利，借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隨即通知宋子良，將購置大廈的款項首先償還中央銀行。

在1935年端午節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銀行要求做抵押款300萬元，拚湊了一些有價證券送去作抵。過了端午節，傅筱庵認為難關已過，但突然接到中央銀行電話通知：“帳上沒有頭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財政部次長徐堪家裏下跪叩拜，哀求幫助，仍告無效。再加上杜月笙在外邊大肆宣傳中國通商銀行即將倒閉的消息，存戶紛紛提款。在內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幫助維持殘局。杜隻是假客氣一番。此時，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劃了兼並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窮水盡、無可奈何之時，傅筱庵隻好雙手捧了通商銀行資產負債清冊交給杜維持殘局，便黯然下台，脫離了中國通商銀行。

在孔祥熙授意下，由中國通商銀行董事杜月笙 “出麵維持”，決定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各撥款100萬元解決中國通商銀行問題。在中央銀行撥款100萬元後，一場風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國通商銀行召開董事會，杜月笙接辦通商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以杜月笙為董事長，胡梅庵為總經理，經理李祖基，副經理朱美田，襄理胡遠聲。對於舊股拆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財政部隻同意舊股按一成折價，後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計算。中國通商銀行僅存舊股款52．5萬元，另由財政部加入官股347．5萬元。官商總股額為400萬元，所有官股均由財政部以同額“複興公債”撥充之。 

抗戰開始到上海淪陷這一階段，杜月笙作為領導上海市民抗日活動的代表人物，需要大量資金，胡梅庵通過通商銀行給杜月笙現鈔10萬元。杜月笙離開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與其它銀行設立聯合通訊處，胡梅庵又將中國通商銀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多元交杜月笙。胡梅庵同時將通商銀行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在上海美國花旗銀行。胡梅庵又另外抽出150萬元現金讓杜月笙轉移到重慶，存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杜月笙離滬時，就把中國通商銀行全權交給胡梅庵負責。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對他不利，稱病不出，把權移交給經理李祖基承擔。李係胡梅庵的內弟。因此，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淪陷後，就由李祖基全權處理。傅筱庵任上海市偽市長以後，對杜月笙搶走他的地盤耿耿於懷，圖謀報複。杜月笙得知這個陰謀活動後，就親自出麵打電報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電報以後，不得不暫時作罷。

1940年10月軍統刺殺了傅筱庵，解除了傅筱庵對胡梅庵的威脅。

1941年春天，胡梅庵赴香港與錢新子和杜月笙會麵，並準備到重慶赴任。中央銀行和杜月笙要求胡梅庵先回上海處理好中央銀行和通商銀行在上海的業務後再去重慶。胡梅庵回上海，太平洋戰爭爆發，胡梅庵就不能再成行。

當時中央銀行已經搬到陝西南路跑狗場營業。12月9日，日本人進租界，當天下午胡梅庵在國泰電影院二樓彈子房召開中央銀行在上海有關人員會議布置結束工作。胡梅庵也就此脫離中央銀行。重慶任命郭金坤接任副局長位置。

抗日戰爭勝利後，胡梅庵又出任川康銀行總經理一職。川康銀行是國民政府為發展大西南經濟而設立的。胡梅庵任職至1949年2月。

再說胡梅庵支持東華足球隊的事情。

東華足球隊的老板是盛頤。他是盛宣懷的第七個兒子，在30年代初創辦東華足球隊。    他熱心操辦了球隊的成立，又當了東華的會長，主持了初創時期的一切事務，包括，組織球賽，聯係訓練場地，還把他家公館中的一棟房子騰出來，供球隊作隊部。

東華足球隊能夠有30年代開始的輝煌，有著這位盛家公子的一份功勞。但是籌集經費方麵，盛家公子卻是非常困難。盛頤就拉胡梅庵當董事，目的就是為球隊籌款。當時中央銀行業務局管理的國內銀行之間的流通都掌握在胡梅庵手中。胡梅庵能夠號召各家商業銀行為東華足球隊捐款，為東華足球隊解決經費問題。胡梅庵過去從不接觸足球，出於東華是一支為中國人贏得過很多榮譽的球隊，他一力承擔了球隊經費的籌措。

 

1968年8月胡梅庵過世於香港。現安葬在香港九龍長沙灣天主教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