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這是老年人的回憶，往事曆曆在目，讓人了解過去也充滿信心走向未來。
回憶“文革”的文章，有一人永遠無法繞過，此人就是原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秉承旗手江青的旨意，所撰“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文革”序幕由此拉開，不久無數官員與知識分子厄運降臨，但第一個遭開刀祭壇的人物，自然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集官學於一身的吳晗。
吳晗不僅是《海瑞罷官》的作者，還是欽定“三家村”的黑幫分子。對於厄運突然降臨，不僅令吳晗自己如突遭五雷轟頂、十分意外，就連吳晗的朋友也感難以理解。要知道１９４９年後，吳晗曾是為數不多的可出入毛澤東書房的明史專家。１９６５年又是吳晗所著《朱元璋傳》，在接受毛澤東“曆史唯物主義”的指示修改後，重新出版的一年。
吳晗的遭遇值得同情。在姚文元奉命拉開“文革”序幕之前，毛澤東已確定的的鬥爭目標中，吳晗還遠遠不夠格，但為什麽要選擇先拿下吳晗開第一刀？這可能是毛澤東的戰略步驟。先拿吳晗開刀，其實是為敲打１９５９年在廬山被罷官的彭德懷，而敲打彭德懷，也隻是“敲山震虎”而已。
１９５９年４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突發奇想，提出幹部應學習明代海瑞“剛正不阿，敢言直諫”的精神。不久，毛澤東的大秘胡喬木將此重要信息轉告吳晗，這對於步步緊跟的吳晗而言，正是又一次重要機遇，豈能輕易放過。此後，吳晗接二連三地寫出“海瑞的故事”、“論海瑞”、“海瑞罵皇帝”、“清官海瑞”等文章，發表在中共頂級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上。１９６０年，意猶未盡的吳晗又編寫了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此時的吳晗正值春風得意，完全未意識到自已的頭顱正鑽進一根已悄悄收緊的絞索，甚至連著名京劇藝人馬連良，因應吳晗之邀在劇中飾演海瑞，也在１９６６年慘遭橫禍送了老命。
１９５９年是新中國暴發大饑荒的第一年，吳晗的步步緊跟，其實並非從這一年開始。吳晗的夫人袁震，早就是激進的共產主義者，吳此後的命運也由此決定。在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就已明確選中緊跟的目標，並以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作為進身的資本。
吳晗在政治上的投入，所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在那個時代，文化人由學而官的典範有二位，一是郭沫若，另一人即是吳晗。１９４８年，吳晗由民盟的身份，成為代表新政權掌控北大、清華的接受大員。隨著北京和平解放，吳晗又榮任北京市副市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的副手。在以後的幾年內，借用嶽南在《南渡北歸》一書中的點評，吳晗真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吳晗作為權力在握的官方大員，在北京城區的建設規劃上，與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發生衝突。梁、林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北京老城區傳統的文化建築（包括牌樓、城門等），建議另建新城區，與老城區形成“日月同輝”的格局。建築學家的良苦用心與真知灼見，彭真作為共產主義革命家可能難以理解，但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也不理解，是講不過去的。半個世記後的今天，梁、林與吳晗的衝突，已完全毋須再作分析與評論。當年林徽因拖著病軀指著吳晗痛斥，並聲明“如果你敢真拆，我就死在這裏”時，當事人並沒有想到，後人對林徽因產生多麽強烈的敬仰，而對吳晗至多也就是不屑了。
１９５７年的春夏之交，吳晗步步“緊跟”的行為方式更令人深思。在民盟中央麵對麵批判欽定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的大會上，同為民盟要員的吳晗，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重量級發言。吳晗的批判發言鋒芒畢露，聲色俱厲句句見血，必欲致章、羅於死地而後快的冷漠與堅定，令人不寒而栗。黃裳先生曾在《讀書》上著文回憶此事，文中談到：
１９５７年批鬥所謂“章羅聯盟”的大會上，吳晗取出當年羅隆基要他轉交在香港的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密信，其中有堅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領導的意見。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最狠辣的一例。羅的原信是吳晗認為欠妥，並未轉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１９４８年在虹橋療養院所得。
在關鍵時刻亮出私人信件公諸於眾，並如此橫加激烈的鞭韃批判，吳晗品行如此低劣，如此落井下石、趕盡殺絕的堅決態度，比起９年後姚文元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中對他自己的批判，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朝骨子裏看，姚文元其實僅僅是吳晗第二。吳晗與姚文元的區別僅僅在於：一、吳晗打擊目標所指，全限於知識界；而姚文元的打擊目標，主要集中在政府高層（無產階級的高級幹部）。當然這個目標的確定，並不是他們二人自己，他們隻是察顏觀色、奉命執行而已；二是官方對他們身後的評價也有很大差異——吳晗在“文革”結束後獲第一批平反並恢複名譽，而姚文元在此前不久，即被釘在“四人幫”的恥辱柱上。毛澤東去世後的執政者對吳、姚的不同處置，完全與毛澤東相反，此一點同樣耐人尋味。
姚文元在１９６５年的文章對吳晗而言，是喪鍾。不久，吳晗遭紅衛兵抄家，又被紅衛兵綁在樹上用皮帶抽打，頭發被拉光，脖子裏被灌入熱沙子，鮮血順褲管流下，之後又被正式逮捕關入秦城監獄，受盡人間地獄的折磨，其妻及一子一女也先後遭迫害致死。
而８年前被吳晗往死裏整的羅隆基，雖被打成“右派”，卻能“死不投降”；雖被撤掉森林工業部部長的官職，卻有幸未被關押秦城監獄，也沒送北大荒勞動改造，更未遭紅衛兵的侮辱、批鬥和毒打，甚至還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還居住在北京迺茲府寬敞的公館裏，還能有老朋友看望、聚會和聊天，甚至聊天中還能大膽表示對“反右鬥爭”的不滿。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日深夜，羅隆基因心髒病突發，平靜地離開這個人世，此時正值吳晗的喪鍾敲響後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吳晗與羅隆基大相徑庭的結局，吳晗自己做夢也想不到。吳晗在屈死前，對自己以往為政治而學術的偽學者習氣，對自己因“緊跟”而落井下石的種種卑劣行為是否後悔，我們無法判斷。但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即如果吳晗沒有為“緊跟”而對羅隆基落井下石、沒有為“緊跟”而大寫有關海瑞的文章與海瑞戲，也不會淪為“文革”一開始即遭開刀祭壇的人物。在中國，一個讀書人絕無可能左右社會製度，但個人的行為方式卻可由自己選擇。吳晗的身上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同類相殘的劣跡，吳晗在１９５７年對“章羅聯盟”的殘忍殺伐，在一定程度也是對自己的傷害。中國人從前常說的“因果報應”，似乎在吳晗的身上獲得驗證。
上世記５０年代的吳晗，是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吳晗，是急於自相殘害最終又自掘墳墓的吳晗，是曾得到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的幫助，但卻是奴性十足的吳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