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不公，武俠小說還是有市場

社會的不公，武俠小說還是有市場

 

目前中國社會，讀武俠小說好像不成為風氣，有些人以為武俠小說漸漸衰弱。但是武俠小說的閱讀需求仍在。近十年來武俠小說還是湧現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武俠小說還是擠占了小說的部分閱讀市場。

 

這其中，網絡傳播的武俠小說以及與之而來的全新閱讀模式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網絡文學興起，類型閱讀的付費模式直接跳過了傳統紙質出版的流程，實現作者到讀者點對點的互動。寫作的門檻降低，隻要有時間，人人都可以成為作者，讀者，作者的界限變得模糊，各種小說類型、故事架構和行文風格的作品都唾手可得，讀者的選擇實現了極大的豐富。武俠小說也擠身在中，遊刃有餘。

 

網絡閱讀也根本性地變革了作者獲取稿費的方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武俠小說作家賺取稿費的方式都停留在報刊連載或者紙質出版的階段，與現在作家大相徑庭。如今一部小說在某網站上線後，當讀者閱讀完十幾萬到幾十萬字的免費部分後，就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付費閱讀之後的內容，大約每千字3分錢。雖然單價不貴，但是優秀的網絡作家依靠巨大的閱讀量和日更數萬字的產出，堆疊出數字巨大的稿費，一些新武俠小說作者都是年收入千萬級的網絡作家，他們所寫的作品，沒有一部是純粹的武俠題材，但他們獲得收益的方式卻直接而快捷。

 

在題材上，修真、穿越、盜墓等題材的武俠小說，更富有想象力，有穿越時間、空間的魔幻主義色彩，情節天馬行空。互聯網思維天然地滲透到網絡小說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包括遊戲改編、電影IP的運作都更加快捷，易於實現。以上這些都是傳統武俠小說不具備的。

 

武俠小說所倡導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機智勇敢地懲惡揚善、扶貧濟困的俠客精神，往大裏說就是金庸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一長期存在於中華社會中的民間精神，在當下社會再被人們視為精神需要。

 

一方麵，法製的健全，使人們可以用更為文明的方式伸張冤情、尋求公平，不再需要仗劍走天涯的俠客來為自己報仇雪。但是，社會上還是有很多讓人們心中不平的事件產生，因此武俠小說還是大有市場。

 

再看一般中國人所了解的武俠小說發展情況，說明武俠小說是中國人的不可少的精神依托。

明代的《水滸傳》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白話小說，《水滸傳》被譽為武俠小說的萌芽，這部書裏最具有武俠特征的人物是武鬆和魯智深身上都有先秦俠風，而鼓上蚤時遷又是第一個能穿房越脊的人物，對後世武俠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

然到了清代中期出現的《三俠五義》，是中國第一部具有真正意義的長篇武俠小說，對中國後世武俠小說乃至文學藝術影響深遠，稱得上是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類武俠題材文學作品的高潮。《三俠五義》有關武功技擊（如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提縱術等）、江湖勾當（如悶香、百寶囊、千裏火、夜行衣靠、用毒、皮臉麵具等）以及機關埋伏（如衝霄樓）種種名目之演述，均對以後武俠小說之內容素材有決定性之影響。

這兩部作品它們奠定了中國武俠小說的基本形式和模式。

一直到港台的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古龍的《楚留香傳奇》、溫瑞安的《四大名捕》等等武俠小說都在它的影響之下，直到今天的武俠小說也沒走出這個模式。

但是，武俠小說得到真正發展並呈現出一種繁榮現象，卻是民國期間的事。

辛亥革命後，人們從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各種思想流派湧入中國，報業、出版業得到空前繁榮，文學藝術得到大力發展，各種風格流派的文藝作品異彩紛呈，武俠小說也異軍突起，它以獨特的武俠們的俠義精神傳統深得人們喜愛。武俠公案、短打評書盛極一時，例如《五女七貞》、《永慶升平》、《小五義》，民國《三俠劍》、常傑淼的《雍正劍俠圖》等紛紛問世，清末民初亦有大量知識分子投身武俠小說創作，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佳作，比如王度廬的《臥虎藏龍》，還珠樓主（還珠樓主，本名李壽民）的《蜀山劍俠傳》。

在民國武俠小說作家中，還珠樓主也許是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半文半白的語言，儒、佛、道的精神哲理，都溶匯貫通於小說之中。其著名小說有《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和《雲海爭奇記》等40部。也有武俠小說作家將武俠與社會生活方麵結合得是十分緊密的，常常是通過武俠思想與社會現實的脫節來批判社會的黑暗，在寫武俠們的可敬可愛的同時，也寫出了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悲壯、感慨與無奈，他們的代表作是《十二金錢鏢》和描寫白蓮教起義的《黃花劫》等。鄭證因當年的《鷹爪王》八部曲出手就不凡，他將武俠的豪氣與精妙的武術與驚險的情節融為一體，並特別注重武術技巧的描寫。其一生一共創作了一百〇二部作品，為當時作家之最。被人稱為技擊武俠小說一點也不為過。

 

早在二戰前三、四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寫武俠小說，是為南派。南派寫少林寺，講真實功夫，最時興談洪熙官、陸阿彩、五枚師太等人的故事。硬橋硬馬，招式有根有據。出名的作家有我是山人、我佛山人、幽草等。1954年，太極拳吳公儀與白鶴拳陳克夫兩派罵戰，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何賢邀請他們在澳門決鬥。其實吳陳兩人輩分不同，比武根本不合規格，但社會議論紛紛，《新晚報》的金堯如於是提議連載武俠小說，由羅孚推行。羅孚找到了梁羽生，隻因梁很喜歡下象棋，似乎國學基礎好，感覺可以勝任。其實梁從沒寫過，又不懂功夫，不過很快就寫出大受歡迎的《龍虎鬥京華》。後來梁忙於稿約，又找了《大公報》的查良鏞（金庸），他基於少時在浙江海寧聽聞乾隆是漢人所生的傳說，寫出《書劍恩仇錄》。新武俠從此起，武功都是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香港的武俠小說是由一些報人兼職的作家產生的。適應了當時香港社會小民的壓抑精神生活的需要。經過多年的商業運作，這些武俠小說的作者也為中國內地讀者熟悉，如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