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知青同學鄒金明

哎！本來計劃把澳洲行寫下去，誰知冒出個屁來讚知青叫偉業，我本是當年的知青之一，知道那是什麽味道。看這樣的瞎說八道，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不得不騰出手來，寫篇來悼念我那死去的同窗好友，鄒金明同學。為死者聲張一點冤屈，順便將這樣絕滅人性的歹徒小刺一二。

知青應該索賠，這是最值得追究的時代呼聲。我們一代的青春損失，前途毀滅，這是政府國家行為的罪行，應該賠償，這筆債要追究到底才對！---剛才讀到貝蘇尼文，提到知青索賠，我認為這是必須的我們一代人應有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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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青的時候我的同學死在農村的床上

唐夫

我的初中同班同學，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鄒金明死在農村，距離大竹縣城略十幾公裏出的獨居小屋子。

還記得他的容貌，青春萌芽的麵容，那麽朝氣勃勃，團團的臉，微帶蒜頭的鼻子，笑起來整個臉向菊花那麽堆積。開朗的神色，誠摯的口吻，讓我一下對他有說不出的好感。我們在一塊吹牛，他最愛說的是怎麽殺狗，毛澤東時代的人，什麽都缺，都想吃，殺狗捉貓，成為人們遇到機會的一種常態。也許鄒金明還真殺過一條狗，他那比手畫腳的姿態，被同學們取笑為狗販子。之後，狗販子就成為鄒金明的外號了。也許是性格脾氣相投，每每聊天說得投機吧，很快我們成了朋友。我們一同上下課，常在一塊兒玩耍，也愛翻單雙杠，摔跤，作業的時候我們彼此看看，說說笑笑，你推我揉，上學放學並肩行走，嚷嚷叫叫的，那時候我們才十三四歲啊。

1969年是全國驅趕中學生下農村最激烈的一年，毛酋的淫威和朝鮮金家父子以及薩達特之流有過無不及的霸道，他的話在那時候就是神的話，誰敢半個字說不就得死。那場名為轟轟烈烈，實為烏煙瘴氣的運動，讓千家萬戶痛哭不已，分裂的情景，和杜甫詩中的兵車行，哭聲直上幹雲霄的鏡頭大字若此。現在有人吃過搖頭丸之後，竟然說那叫偉業，這樣的瘋話，和毛澤東用屁做詩詞接近異曲同工之妙吧。

一陣陣，一波波的雷鳴般宣傳，鼓噪，各個學校開設了征集和驅趕中學生的輸運活動，一批批的十幾歲的孩子就這樣被分別拋灑到深山老林的農村，被各個生產隊隊長到公社集市場上領回各自的社隊。然後就和農民一模一樣的過日子，一塊幹活分配糧食，過上徹底的獨立日子。十幾歲的孩子從來沒有離家獨立生活，突然一下離開故鄉，離開父母親友，離開熟悉的環境和文化背景，就這樣突然生活在那陌生的窮山惡水裏，那是何等的熬煎？在那封閉的年度，人們的生活很難變遷的狀況，那種虛張聲勢的運動和謊言覆蓋的假象，被壓榨得不敢怒又不敢言的年代，家家戶戶牽掛的是自己的兒女，獨自出去的農村生活是何等的困難。

重慶最先被驅趕到農村的是1969年三月開始，由各自的學校負責包車運送，那時候連公車都沒有，是用貨車運載學生們跑長途。我們所在的農村距離重慶有300來公裏不到，那時候的公路都是坑坑窪窪，一小時不過四五十公裏而已。那時候由重慶出發到大竹縣要跑整整一天。

我的同學鄒金明是第一批就下到大竹縣農村是山前生產隊，我是一再抵賴不走，直到父親的單位對他施加壓力，不走是對抗毛澤東了，這樣的威脅下，我隻好報名離去。最後拖到11月才報名，到19號才被運走，被分配到更遠的後山周家公社的六大隊二生產隊。

一年之後我才聽同學說到鄒金明已經死了，拉肚子，估計是痢疾，農村的不衛生狀況，染病是十分容易的。農民口渴了走累了，都是喝田裏的水，溪溝裏的水，那樣的水裏有多少病菌，可想而知。我有一次也大病一場，獨自睡在床上發抖，冷的感受像落到冰酷。我熬過來，而他卻這樣年紀輕輕的去世了。沒有親人在身邊看護，沒有人的照顧，獨自一人在山村小屋子裏，就那樣熬完最後一口氣的死去，那是何等的悲慘啊。其實他的死表麵上是毛澤東所害，實質為毛的一係列鼓吹者所滅殺，這樣的事在中國，此起彼伏，受害而後被認為偉業的蠢話與卑鄙話覆蓋著，那又是一種辱殺，對死者的進一步淩辱。

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鄒金明的父親和我的父母一樣，都是紡織廠裏工作，他被安排為招工隊的隊長去兒子所在的地方招工。離家不過一年多的兒子，已經成為一堆屍骨，埋在生產隊的泥土包裏，他去召調同學的時候，一定了路過兒子的墳墓，一定含淚憋氣。

那樣的感受，我無法形容了。
這就是有人說的偉業！

2015-07-09 寫於 赫爾辛基宅齋